《尚书·说命》及其教育思想

<尚书>是我国古代重要经典.为弄清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的渊源与承继关系,不研究<尚书>是不行的.<说命>是古文<尚书>中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篇章.<学记>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如"教学为先"、"学学半"、"循序渐进"等,皆引自<说命>.可见其对后世影响之大.本文对<说命>之真伪、价值阐述了作者的意见,并对其教育思想进行了剖析.这在教育史界尚属首次.     

重新认识古文《尚书·说命》与傅说思想的意义

傅说研究,确乎是个难题.它的困难在于,因年代久远而造成的"文献不足".因此,探讨其思想,有似"缘木求鱼",几近奢求.鉴于资料的匮乏,不妨放宽傅说研究的思考视域和文献检索的视野范围,重新审视古文<尚书·说命>的文本意义.古文<尚书·说命>传流千年本身,说明它已不单纯是一个史学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其文本自有不容忽视之价值.傅说思想因古文<尚书·说命>而带来的由"形"而"神",对于认识殷人思想的关注方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参照.     

"家""国"之间──"民之父母"说的社会基础与思想渊源

"为民父母"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家国天下"的观念在孟子的时代已经非常流行,文章以为其社会基础在于古代社会"家"、"国"功能的一体化,而<诗经>、<尚书>等早期经典则明确记录并十分推崇此种观念.儒家所主张的"家""国"一体的理想状态,乃是<诗经>中的"民之父母",以及<尚书>等典籍中的"作民父母"者所能达到的水准.在仔细研读古代文献的基础上,文章讨论了"民之父母"这一思想和古代社会机构、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经典之间对于这一思想的共同重视.文章亦对现代学者一些有代表性的看法作了分析和回应.     

试论楚简中的《说命》佚文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竞建内之>之"傅鸢"实为"傅说",而郭店楚简所谓<成之闻之>里的一条<尚书>佚文"允师济德"为谁的命诰以前未有定论,经文字形体和音韵考证实为<说命>佚文,从有关传世文献的文意以及近年出土的青铜器也可以确认这一点.     

梅鷟《尚书谱》的"武断"与创获

明代梅鷟<尚书谱>五卷,迄今未有刊本.阎若璩称此书"殊武断也.然当创辟弋获时,亦足惊作伪者之魄."其"武断"之处表现在:断定孔壁<古文尚书>十六篇为孔安国伪造;断定东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皇甫谧伪造;否定<百篇之目>,断定<尚书>全经七十七篇;臆造"刘向<别录>古文尚书五十八篇"篇目,等等.其"创获"主要表现在:考辨<尚书序>(大序)之伪;考证郑冲未见<古文尚书>;考辨晋人<武成>篇之伪,等等.     

试论庄子思想对贾宝玉“命”的观念的影响

在古代汉语中,"命"有三种词义:一是命名、命令,即语言之命;二是生命;三是命运.每个人对"命"都无法逃避,从古至今,如何对待"命"始终是人一生中的重大问题.庄子对"命"有其卓越于世人的见解,而<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对"命"亦有深入的思考.从贾宝玉弃置语言之命、涵养生命之命、超越命运之命三个方面来分析庄子思想对贾宝玉"命"的观念的影响,从而探讨庄子思想与贾宝玉形象之间的文化源流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中国传统思想溯源

中国的"和谐"思想由来已久,原始巫术礼仪发其端,后世哲人阐其微,并保存在<尚书>等古代典籍中.<周易>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和谐"智慧,先秦思想家老子、孔子等则将"和谐"提高到新的理性高度.形成一种思想体系.佛教进入中国后,逐步实现中国化,有不少身心"和谐"的观点,共同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思想、文化和传统.中国传统丰富的"和谐"思想,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宝贵资源.     

论中国古代多元思想整合的现实风貌——以古代士人对庄子养生论的诠释为例

在<庄子>内七篇中,<养生主>是较为重要的一篇,前人对其意旨的理解多有不同:有用玄学思想将之诠释为"养性"的,有援佛教义理将之诠释为"守空"的,还有借理学观念将其诠释为"顺理"的.这些似<庄>而非<庄>的解读,在使庄子养生论之真实涵义变得淆乱不清的同时,也展示了中国古代多元思想整合的现实风貌.     

论朱子《尚书》学章句义理之得失

朱子在<尚书>训诂上矫正了传统注疏的一些错误,他对<尚书>脱简的判断和语序的调整,突破了对经典的迷信,开拓了<尚书>研究的新方向.他以理学思想阐释<尚书>词句,赋予了这部古老经典以时代思想的新鲜血液,为我们实现经典的现代化转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基础和思想资源.     

丁若镛考辨古文《尚书》的基本理路——《梅氏书平》的逻辑基点

朝鲜学者丁若镛所撰<梅氏书平>一书是专门考辨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一部力作,在古文<尚书>考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丁若镛书中首先确立了考辨古文<尚书>的逻辑基点,即重新考证历史上的孔壁古文<尚书>,然后以此逻辑基点来平议东晋梅赜所献二十五篇古文<尚书>的真伪.通过二者的对比研究,丁若镛发现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与孔壁古文<尚书>不仅篇数、篇名不符,而且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亦有出入.丁若镛由此推论,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并非孔壁古文<尚书>.这是丁若镛考辨古文<尚书>的基本理路.     

《尚书考异》版本比较研究

<尚书考异>是第一部系统考辨<古文尚书>为伪作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关于此书版本.较有价值的是台湾故宫藏旧抄本、<四库全书>文渊阁抄本、孙星衍平津馆刻本.台湾故宫藏旧抄本年代最早,有了它,可以大体推测<尚书考异>在传写过程中致误之由.文渊阁抄本最为常见,四库馆臣在将此书收入<四库全书>时,对书中许多讹误作了校正.平津馆刻本最为完整,它不仅比前两个抄本多出两万余字.而且更全面而系统 地对<古文尚书>进行了辨伪搜证工作.但此本虽经顾广圻、孙星衍两位清代大学者"详加校正",但书中仍沿袭了故宫旧抄本的许多错误.这也就是说,<尚书考异>迄令尚无一部理想的版本.本文通过<尚书考异>版本的比较研究,以见各版本的优缺点及其价值.     

张西堂的《诗经》研究

对张西堂先生的<诗经>研究进行评析,以其<诗经六论>为依据.张西堂认为<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乐歌总集;古代并无采诗之事,故亦无古诗三千而取其三百之事;孔子删诗亦不可信;关于<诗经>的体制,张先生认为"南"与"国风"不同,南、雅、颂都是乐器;张先生驳斥了<毛诗序>之种种谬妄,对于<毛诗序>之作者,张先生亦力辨其非.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张先生也有剀切入里的分析.张先生的<诗经>研究,对于后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虽然有的结论可商榷,而张先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罗列比较法和以诗证诗法,体现了朴学的严谨扎实的学风.     

王安石《尚书新义》辑补

王安石<尚书新义>为其变法的理论支柱,但久已亡佚,程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一)--<尚书>>一书辑录王氏<书>说554条,然遗漏东阳陈大猷<书集传>一书.<书集传>引王安石书说259条,42条同于诸家所引,58条可与诸家所引相互参正,其中159条不为历代<尚书>家引述.     

《维摩诘经》与中古山水诗观物方式的演进

运用审美分析的方法,探讨中古山水诗与佛教思想的关联,得出结论:陶渊明<饮酒>其五之"心远"与罗什注<维摩诘经>有关,"忘言"则与著名的"维摩之默"相类.谢灵运在<维摩诘经>"离我我所"思想的启迪下,将传统"以我观物"的山水观照方式发展成为"以物观物".极大地丰富了古代山水诗的审美内涵.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江西人著作考辨七则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书籍万余种,清乾隆前中国古代重要书籍多已囊括其中,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极具价值.其所著录江西人著作甚多,然其讹误疏失亦在所不少,如<尚书纂传>、<江南野史>、<正思斋杂记>、<自堂存稿>诸书,于著者籍贯、字号、生平,或言之有误,或言之不详,或有疑问;以为宋刻本<集古录>篇目已无从核定;分析<洞麓堂集>、<华阳馆文集>之源流,或结论失误,或存有疑问.本文摭拾史志文献,略为考辨,凡七则.     

论“双两说”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学术史的贡献

张国光先生提出的"两种<水浒>,两个宋江"、"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即"双两说")在学术界曾经引起过激烈的讨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双两说"包含着许多具体的学术观点,这些观点一直存在争议,要人们先接受这些具体学术观点然后再接受"双两说"是十分困难的.不过,"双两说"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学术史的贡献主要不是其具体的学术观点,而是将版本学引进古代通俗小说的研究,创新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思想和方法,促进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深入,因而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正是张国光先生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学术遗产.     

论宋翔凤以《公羊》解《论语》的得失

宋翔凤是清代常州学派的中坚人物,以庄氏真传说<论语>,著<论语说义>.宋氏认为<春秋>微言莫备于<论语>,故<论语>中的"大义"也须从<春秋公羊>中求之.这不但为常州庄氏的<春秋公羊>学开辟了新的途径,也是古往今来众多<论语>著述中最别开生面的著作.本文从著作缘起、研究方法、学术特色等方面作了得失评说,阐述了其人其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     

论战国楚简从"心"之字与心性之学

穷尽收集<郭店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至六册)中的"心"符字,从中择其要者50例,分字形不见于<说文>的从"心"之字、字形见于<说文>而意义不同的从"心"之字以及形扣义同于<说文>而义不行于后世的从"心"之字等三类进行分析研究.结论是,大量从"心"之字在战国楚简中出现应非偶然,也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现象,应当具有深刻的人文意蕴和社会原因.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楚简"心一符字的大量出现应与战国时期盛行的心性之学有某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心性之学在战国楚地的流行.     

先秦诸子散文的"史"体性质及渊源

先秦没有"史"的文体概念,"论"的文体概念最早见于<庄子>,故先秦的著述家基本是"史"、"论"不分.有人将<尚书>、<国语>视之为"史",将诸子散文视之为"论",其实诸子散文和<尚书>、<国语>不仅同本同源.同是政坛言说的产物,而且在功能和文体的形式方面都没有太大区别.<尚书>、<国语>主要记言,"史"中有"叙".诸子散文从<尚书>、<国语>发展而来,仍然保留了<尚书>、<国语>所记政坛君臣言说"对话式说理"的方式,虽以"论"为主,却有众多的叙事因素,存在一个显形或隐形的叙事框架.可谓"论"中有"叙".诸子散文和记言体历史散文在文体上有着相同的内在特质.故先秦将记载晏子话语的典籍称之为<晏子春秋>,将吕不韦门人撰写的完全以论说文结集的著作命名为<吕氏春秋>.造成诸子说理散文对记言体历史散文体式继承的根本的原因在于诸子说理散文和记言体历史散文为同一种行为方式.     

再论《刘子》的著作者为刘勰

用避讳法来否定<刘子>为刘勰所著,坚持刘昼说,反而更否定了刘昼说.认为<刘子>中有法家思想,<文心雕龙>是尊儒反法,以此作为否定<刘子>刘勰著的理由是不合史实的,因为<文心雕龙>对法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刘子>的语言特色与<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同,以此为据肯定<刘子>作者是刘昼也是不妥的.因为这些著作,"即使在南朝,一般也用散文来写."从<刘子·贵农>篇反映的时代特征看,与梁代社会现实相符,也与刘勰"利民"之志相合.<刘子>讲"托附"、论"因显"、说"韬光",这不符合刘昼的学术经历、思想品行和性格特点.因而两<唐志>和郑樵<通志>对<刘子>作者的著录是不易撼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