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方言变调完成体问题的探讨

广州话的动词可以通过变调表示完成.根据对粤语其他次方言的调查发现,除了动词本身变调表示完成外,一些体标记虚词也可以变调,模式是“动词+体标记词(变调)”.这种变调有两类,一是经历体标记通过变调,表示完成体;二是表完成体的标记词通过变调,表达强调意.这种体变调可以看作是内部屈折.不过,粤语中这类曲折变调已经萎缩退化.     

敦煌变文“一”字的通假与变调的序列

敦煌变文中有一种特殊通假,即用“以”、“亦”、“意”等字替代“一”字,这种异乎寻常的通假,表明了一种特殊的语音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与语法功能有着一定的联系。通过与《中原音韵》声调和现代汉语北京话变调的比较,我们可以解决“一”字变调的来源问题,同时在变调的序列里为这种通假找到一个位置。现代汉语中“一”字的变调不同于敦煌变文中所表现的变调,但其间的传承关系还可以考见。     

西南官话的两字组连读变调与轻声

西南官话的两字组连读变调分前字变调和后字变调两类。后字变调是西南官话中最主要、最典型的变调,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从变调形成的中和调看,西南官话后字变调方言存在轻声,其表现形式为后字变调为阴平。     

敦煌藏汉对音文献中的入声字演变

敦煌藏汉对音文献中,入声字“不”、“亦”、“一”有为数不少的阴声韵读法,表明当时语音中入声有消失的迹象,通过对对音文献和变文等材料的统计分析,找出了影响入声字变化的频率、位置、重音等因素,从共时的语音变化中探讨历时变化的原因.     

天津方言三字组连读变调及其演变

天津方言中三字组连读变调属于纯语音条件的连读变调,以两字组变调规则为基础,是为异化字组内部相邻音节调型,或简化连调式。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在推广普通话的影响下,天津方言的三字组一次连读变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前两字中,而这种变化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其发展趋势必定将进一步向普通话靠拢。     

《翻译老乞大》和《翻译朴通事》里上声变调研究

《翻译老乞大》、《翻译朴通事》里最早出现关于上声连读变调的描述,凡例中说连两字皆上声而势难俱依本声之呼者,则呼上字如平声浊音之势,然后呼下字可存本音,正反映了上声加上声时前一字读为阳平的现象。本文根据这条对《翻译老乞大》、《翻译朴通事》里的上声字组的声调标记进行了分析,查明了它们出现的情况和其特征。     

语境、对接与投射:清末宪政思想接受中的变调

清末盛行的立宪救国思想代表了一种通过移植西方宪政制度来寻求富强的政治主张。这一思潮推动了政治话语权从传统的尊君范式向宪政民主范式的转换,并为此后的制度变迁注入了强劲的观念动力。然而,当时国人解读外来宪政思想时面临的语境,以及为使外来宪政诉求能与本土性道义诉求对接而担当起"政治动员功能",不能不将大量的本土要素投射到宪政思想之中,从而使之发生重大变调,偏离其本来指向的制约国家权力这一目标。清末宪政观的这一建构使清末,也使近现代中国的宪政思想及实践自始就背负了与宪政精神极不相符的理想主义负担。     

湘语与地方文化的研究——以衡山方言的小称变调为例

语言与地方文化关系密切,方言往往是鉴别地方文化的重要标志。湘语多点方言有"高变调"的现象,其功能有二:一是表小、喜爱和亲昵,也就是"小称变调";二是"BA"式状态形容词中的"B"变读"高调"表程度加深。本文以衡山方言为例,对二者的表现和关系进行探讨和解释,以便进一步了解湘语的特点及其对地方文化的标示作用。     

理性启蒙文化对传统群体文化的乌托邦式的跨越——“劳工神圣”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变调的意义断想

“劳工神圣”自1918年在启蒙救国的语境下被提出后,就渐进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中潜在的话语体系．只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不同阶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调,而在这变调的历程中潜隐着中国现代文学思想文化传统流变的复杂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理性启蒙文化对传统群体文化的鸟托邦式的跨越呈现出了这种“流变的复杂性”。     

北京话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距离上一次北京话社会语言学调查已过去30年,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在城市规模和人口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北京话受到了普通话和其他方言的影响,有必要再次进行北京话的社会语言学调查,在新的调查中应该有新的调查角度和调查方法,北京人的概念也应该有新的界定。     

岛屿的成因和种类

在我国广博的海域上分布着星罗棋布的岛屿,大大小小足足6530个。通常情况下，将散布在海洋，江河或湖泊中的四面环水，高潮时露出水面，自然形成的陆地称作岛屿，而彼此相距较近的一组岛屿称为群岛。岛屿的成因非常多，但大体上因地壳运动引起陆地下沉或海面上升，部分陆地与大陆分离成岛，如中国的台湾岛。。[编者按]     

方志的体例和种类

地志的著录,始见于南朝刘宋王俭的类书——七志,方志被列于专记地域的图谱志中。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杂述篇》,将方志列入史家杂著中。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经籍考》,将史分为十四门,方志列入十一门地理之中。章学诚将史籍分为十三门,方志列入十一门地理之首。梁启超将方志列为史十种二十二类中的十七类。章太炎将方志列为历史的第五门。体例未备之前的方志是芜杂的。专载政事的如《吴越春秋》,专详地理的如《湘中山水记》,载郡县     

酱油的种类和使用

目前市场上酱油种类繁多,不同的酱油食用方法也不同。酱油大致分为: 生抽酱油:以大豆、面粉为主要原料,经天然酿造而成。色泽比普通酱油淡,适合于蘸食、凉拌和小炒。 老抽酱油:在生抽酱油的基础上,把榨出的酱油晒制2～3个月,经沉淀过滤而成。老抽酱油颜色比普通酱油深,极易给食品上色,口味浓厚,适合红烧、酱卤和烩炒。老抽酱油还可分为香(草)菇酱油与精制老抽酱     

师生关系的心理学思考

师生关系是教育活动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师生关系的情感特征决定了其本质是教师和学生间的心理关系。教师要善于发挥师生关系中的人际情感因素在促进学生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教师和学生间的心理位差有助于教师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但也为师生间的情感交流设置了障碍。师生关系是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活动中心理互动的结果。师生间的心理互动是一个综合网络系统,其教育影响作用能够促使教学相长。     

北京话“儿化韵”的来历问题

要证明北京话里哪一种语音现象是外来影响的产物,不能孤立地看待它,应该关注这种现象在系统中的地位,关注北京话和汉语其他方言的联系。在某个方言的整个语音系统没有表现出北京话明显影响的情况下,说它的儿化韵来自北京话的影响就缺乏牢靠依据。儿化韵在汉语方言中分布的广泛性、形式的多样性、功能的能产性,表明这种语音现象不是北京话中孤立产生出来的。满语没有儿化音,不会促使汉语产生儿化韵,古代典籍反映出明代汉语就有了儿化音。因此,儿化韵不是"满式汉语"的证据。     

试析新闻消息播报中重音的选择与处理

目前新闻播音行业存在部分播音员对新闻稿件中重音把握不准的问题,从而导致传播信息质量受损。本文通过介绍重音的基本概念和正确把握对于新闻稿件播出质量的重要性,进而介绍了新闻稿件中重音选择时候的一些标准和原则,以及明确选择后达到最佳传播效果。在本文中通过实例予以说明,更加清晰准确地理解相关概念。新闻播音员明确了这些方法,再加以日常的强化训练,做到清晰准确播报新闻消息就离我们不再遥远了。     

巴赫金符号学理论下的《红字》中的符号“A”

在霍桑的《红字》中,女主人公因通奸罪被迫在胸前佩戴耻辱符号红字＂A＂,而到故事结尾,它却变成了一个表示赞赏的符号。根据俄国符号学家巴赫金的符号学理论,符号是意识形态的物质中介,任何一个符号中都交织着不同社会倾向的社会重音,由此而产生符号的折射。《红字》中的符号＂A＂的意义变化,是主人公与当时的清教社会的不断交流与对话,从而导致符号产生折射的结果。     

论个人财产的层次和阶段

个人财产无论是作为一个历史概念，还是作为一个一般概念，它都是有层次和阶段的。一、生存财产生存财产是维持个人生存的物质资料。从层次上讲，是个人财产的最低层次；从阶段划分，是个人财产的最初阶段。（一）个人财产的最初阶段人类在其原始社会的后期随着剩余物品的出现，便萌生了最初形态的个人财产，也就是说果腹之物及其剩余即是人类最初的个人财产。按恩格斯对摩尔根社会分期法的概括：“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主要是用作这种采集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     

对系统和层次范畴的初探

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体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应该增生系统和层次范畴。这并非偶然:漫长的哲学发展史,已滋生着系统和层次范畴的萌芽;现代科学的飞跃发展,尤其是系统工程的广泛运用,愈益呈现出现代实践的系统性和层次性。这些,为系统和层次范畴的确立,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和实践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体系中,增生系统和层次范畴,很有必要。     

中国审美形态的划分标准和种类

中国审美形态问题是一个近年来随着中国美学研究的深入而出现的新课题.中国传统的文论、诗论、画论以风格界定审美形态,缺乏审美形态理论研究.依据功能性标准和等级性标准,中国审美形态可以划分为四类,其中的第二类更符合流行的审美形态的标准.中国审美形态的构成方式具有多义合成和亲属关联性,而且阴阳并生,普遍联姻,从而形成了中和、神妙、阴柔与阳刚、清丑、气韵、意境、飘逸、空灵、沉郁、大美等十一种正审美形态.这些正审美形态是在与前审美形态、准审美形态、次审美形态的比较中确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