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保护

互联网网站和报刊都不享有转载、摘编对方已发表作品的权利,网站之间也不能互相转载、摘编作品,否则均构成侵权。网络链接虽然不是直接将作品放置在网上进行传播,但该行为毕竟帮助了作品在网上的传播,因此有可能面临侵权指控,但一般情况下不应由设链者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只为信息网络传播权人创设了发出侵权通知的权利,未来立法还应对反通知和指定接收侵权通知的代理人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网络环境下的版权问题刍议

数字化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 ,引发了传统版权制度的革命。法律应适应技术的发展 ,对版权内容进行创新。一方面 ,承认网上作品的版权存在 ,另一方面 ,赋予作者网上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新的权利内容。同时 ,应对网络环境下的版权进行必要的限制 ,以期在版权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求得平衡     

信息网络传播侵权的问题与对策

陈兴良索赔案促进网下出版专有权向网上延伸,数字图书馆则通过个人作品授权变相夺取信息网络传播权。现实生活存在种种侵权事件,至今未见理论上的辨正;著作者为作品评估机制所驱动,一般不会理会被侵权者的合法权益。这一切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国务院信息网络传播权管理办法早日出台。而管理办法的制订,尚有待理论界对传播权定义,传播权与传输权,网上传播权与网下著作权等关系与问题的廓清。     

关于完善中国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制的思考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数字时代,中国著作权法在实施数年后开始显露其对作品网上传播领域著作权益保护的不足.国际社会在运用法律手段设置、调整和完善该类权利及其运行方面进行的有效探索可供借鉴.2001年《著作权法》增设了一项与传统著作权并列且独立的权利,即信息网络传播权,开始了中国保护作品网上传播权利的立法工作.2006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实施使该权利的规制趋于体系化,但仍不足以解决网络环境下的诸多著作权纠纷问题,因此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中应加以完善.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

网络造成公众与著作权人之间新的利益冲突,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成为网络环境下的利益平衡砝码。网络环境下,公众对著作权的合理使用范围应有所扩张,表现为公众对网上版权作品应有更大的合理复制权,但公众对版权作品在网上的合理传播权则应当相对缩小。通过对法定许可制度的批判,认为网络环境下应谨慎设置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     

我国信息资源共享与版权保护的现状分析

作品作为一种信息在网络上传播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权利,权利所有人如何控制这种传播并由此而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这是国际社会纷争多年并未能在各国实践中得以完全统一与解决的问题.版权主体、客体、内容、权利的限制和例外,版权的许可使用和转让、侵权及其法律救济,以及邻接权的保护等等.都要依据作品的数字化和网络传播的特殊性而重新加以研究和界定.美国版权法作为普通法系的代表.对网络领域作出了一系列新规定.我国现已基本形成关于网络信息版权保护的三个方面的法律制度,新<著作权法>创设"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取向.比"网下复制权、发行权向网上延伸"及"向公众传播权"、"向公众提供权"等提法准确明朗与更具价值.     

网络时代澳大利亚版权法中的新型传播权

澳大利亚《数字日程法》规定新型的传播权来执行《版权条约》第8条"向公众传播权"。在国内实施向公众传播权有必要考虑权利类型、网上传播版权作品的主体以及传播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等问题。澳大利亚的新型传播权包括向公众提供权和电子传输权两部分,传播的主体应为上载人,向公众提供的时间为作品被上载到公众可以访问的网络服务器上的时间,电子传输的时间为作品从网络服务器对外发送的时间,传输的地点为供下载的网络服务器所在地。澳大利亚新型传播权具有域外效力,包括外部域外效力和内部域外效应。     

版权法意义下中国数字图书馆面临的思考

中国的图书馆工程已经酝酿了几年,虽然受到资金、技术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基础技术平台的搭建有些缓慢,但毕竟启动在即。踌躇满志的图书馆的先行者们正殚精竭虑地规划着中国数字图书馆的未来,他们希望理想中的数字图书馆的优势,诸如海量的信息存贮能力、超常的检索方式和超越地域时空限制的信息传播方式等优势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完满地呈现在网上,让读者真正实现足不出户、坐拥书城。然而,近年来网上版权纠纷层出不穷,特别是99年王蒙等六作家状告北京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一案的审结,从司法角度对上载他人作品和网上传播他人作品…     

基于创作目的实现的法定许可制度调适——兼评2020年《著作权法》相关制度调整

不同作者具有不同的创作目的 ,但实现创作目的 却是基本相同的路径,即作品的利用与传播.法定许可创造了一种无须授权只需付费的作品利用与传播方式,其降低交易成本与预防垄断的制度价值,实质上增加了作品利用与传播的机会.互联网与数字技术催生了作品传播的去中心化模式,但中心化传播模式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法定许可制度作为实现创作目的 的一种制度,依然具有存续的价值,但应允许权利人拒绝.2020年修订的《著作权法》,非但未在作品广播法定许可中增加权利人有权拒绝的"声明保留",反而在教材汇编的法定许可中删除了"声明保留"的规定,这应在未来修订中予以调整.     

“胡戈PK陈凯歌”的传播学解读

2006年初,胡戈依据陈凯歌的电影《无极》制作的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迅速在网上走红,随后陈凯歌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起诉胡戈,结果引发网民一直谴责。从传播学的角度看,陈凯歌与胡戈的冲突实质上是传统媒介传播与网络传播两种传播形态的冲突。本文从两部作品的话语表达方式、传播方式和社会地位获取方式三个角度,分别对它们之间的冲突进行了阐释。     

论图书馆的网上责任

本文分析了信息网络环境对图书馆提出的新要求,论述了图书馆应承担的网上责任的深刻内涵,阐明了图书馆网上责任的主要内容包括图书馆自身信息的上网、网上信息资源的组织与服务、以网络为载体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服务、网络信息利用的用户培训等四个方面。     

论萧统在陶渊明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

萧统在陶渊明传播史上至关重要。他撰写《陶渊明传》、《陶渊明集序》,编辑《陶渊明集》,在《文选》中收录陶渊明作品,这些都是传播陶渊明其人其作的重要手段。萧统对陶渊明及其作品,做了全面深入的解读和分析,挖掘出他被前人所忽略的独特品质和文学成就,为同代及后世读者呈现了一个更加立体的陶渊明,也为六朝以后陶渊明及其作品的传播开拓了新视野和新思路。萧统是第一位搜集和整理陶渊明作品的人,对陶渊明作品的传播有开山之功。《文选》收录陶渊明作品,对陶渊明作品的传播推广具有重要作用。     

政府网上道德责任初探

“网络社会”对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培育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对于解决“网络社会”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 ,本文认为政府可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政府可以从加大网络建设投资力度、扩大在“网络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影响力、优化网上传媒环境、增进网上的国际信息交流和合作等几个方面承担起其可负的网上道德责任     

社会责任:史学、艺术和传媒的共同基点

史学大众化或历史知识的普及要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传播正确的历史观点。这符合历史学本身的要求,也符合大众的根本要求。史学大众化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在普及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史学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传媒工作者相互间应该采取理解、交流的态度。历史学家要客观一点,所谓客观一点,就是看待历史题材文学艺术作品时,把握基本史实不能够歪曲,这是大方向,同时必须认识到作为文学艺术肯定要有一些加工,有一些创作;文学艺术工作者也要谦虚一点,媒体要慎重一点,不要太轻率了。     

论鲁迅与报刊关系及其启发意义

对于鲁迅与报刊的关系，学界较少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有必要从鲁迅一生主编参编的多种报刊、鲁迅在报刊发表作品的稿酬入手，深入探讨其对鲁迅思想文化启蒙与创作的影响，及其对文化传播的意义。     

论石刻对宋代文学传播的作用与影响

宋代石刻与文学传播关系十分密切,对宋代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代石刻众多、分布广泛,激发了传播者(文人)对石刻作品的阅读与传播兴趣;石刻对所传播的文学作品的内容具有选择性,强化了宋代文学重理明道的文学基调;石刻还直接影响到作品的传播效果:石刻作品的词翰双美,提升了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与传播力.而作品的反复刻石,更强化了名篇的典范性与影响力.石刻还提供了一个互动对话的长效交流空间,增强了作品影响的持久性,进而促进文学创作.     

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网上传播最优路径探析

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作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不可或缺的领域,特别是在互联网打破原有信息分配的格局,改变我国主流思想舆论传播发生逻辑的当下,它既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又关系到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为此,文章提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网上传播的最优路径是:延展网上话语场域互动方式是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重要路径;推进网络界面升级在做大做强做优上出成果是最佳选择;打造网上大数据智能平台增强传播巧实力是最优路径.     

数字时代的电影版权与法律保护

数字时代对电影产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对电影的制作和传播产生了重大变革。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电影的制作手段更加多样化,传播更加便捷,传播范围更加广泛,这为电影产业带来机遇同时,也对电影版权的法律保护带来了新的问题:电影作品的认定、电影作品版权归属及作者身份认定、电影作品在网络传播过程中版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重构。如何应对这些新问题,是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所要关注的事情。     

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适用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即＂交互式＂公开传播作品的权利。在实践中,信息网络传播权往往被理解为通过信息网络（互联网）传播作品的权利。此种冲突造成信息网络传播权在法律适用上解释的困境。在不修改现行《著作权法》的前提下,此困境的出路有三：第一,扩大解释信息网络传播权;第二,扩大解释合同权利,认定行为人侵权;第三,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

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要探讨六个层面的问题:一要追问传播主体,即追问是谁传播文学,有哪些人或哪些机构传播;二要追问传播环境,即追问在什么环境中传播文学;三要追问传播方式,即追问怎样传播;四要追问传播内容,即追问传播什么,传播谁的作品和什么样的作品,哪些人的作品能得到及时地传播,什么样的作品更受当下和后世的欢迎;五要追问传播对象,即追问向谁传播;六要追问传播效果,即追问传播有什么作用和效果,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