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丘陵沟壑区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效益评价--以甘肃定西市高泉小流域为例

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综合效益分析与评价是一个多因素、多目标、多指标综合效益的系统评价问题。通过科学分析,建立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保持综合效益评价系统,并确定系统中各评价因子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指数。本文根据高泉小流域实际情况,分别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着手,选择了16个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构建了高泉小流域生态与经济互动发展评价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并结合数理统计方法,分别对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综合效益进行了初步评价论证。分析结果表明：小流域综合治理是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流失治理的有效途径;对小流域综合治理后,生态效益最显著;综合效益呈倒＂U＂型。提出了建立有效的制度保障,明确生态产权,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     

论山区流域综合治理与经济的可持续发

本文从生态、经济、社会三者统一的角度，以大别山区巴河流域为例，论述了山区流域综合治理与山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山区流域综合治理的必要性、山区流域综合治理的内容和原则、山区流域综合治理的措施等     

经济学视角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机理

流域生态补偿是协调流域上下游之间利益冲突的关键所在.流域生态经济补偿理论包括外部效应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生态资本理论.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流域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是一个非平衡和复杂系统;存在着非线性作用机制;并且系统内外存在着大量的随机涨落及其涨落的放大机制和突变性.因此,需要从生态补偿主体、生态补偿对象以及生态补偿方式等方面构建流域水资源的生态补偿机制.     

湘江流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的路径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是河流综合治理的发展方向.湘江流域水权交接能够有效解决水资源“行政外部性”矛盾,生态补偿可以解决水资源“经济外部性”问题,两者的有机结合的水权交接补偿机制是湘江流域综合治理的有效手段.设计湘江流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机制,还需要针对湘江流域特点,在界定交接点的基础上找准水权交接生态补偿机制的路径与方式,才能有效运作.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区域创新的耦合协调分析

基于多系统协调发展视角，从理论层面阐释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区域创新的耦合协调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数字经济—生态保护—区域创新”三系统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2013—2020年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区域创新各系统的综合评价水平及三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区域创新的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但具有明显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和系统性差异；从整体均值看，全流域长期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在2020年初步迈入勉强协调阶段，且空间分布差异明显，总体呈现由下游到中上游的递减趋势；黄河流域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依次受到外商投资、科技投入、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升级等多种驱动因素影响，且影响力依次增强，整体出现内在动力最大、外在动力次之而政府动力相对较小的态势。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强化流域三系统的技术支撑；优化内在动力，加强流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结构升级；推进外在动力，打造黄河流域开放新格局；发挥政府动力，以财政政策支持和科技投入强化流域协调合作。     

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效应——来自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 生态保护 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效应是检视经济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维度。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以及灰色关联度模型,探究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和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三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数存在一定差异,城乡融合发展最高,生态保护居中,数字经济最低;从时间上看,研究期内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在低水平段位呈上升状态;从空间上看,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且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局部空间自相关类型以“高 高”和“低 低”集聚为主;作为制约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驱动、政府调控、科技支撑的驱动效果依次递减。因此,要制定差异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构跨区域协作机制,实现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城乡融合发展的互构式发展。     

试论政治生态视野中的和谐社会构建

政治生态作为社会构成中的重要功能系统,是实现社会各子系统之间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重要政治条件;建国以来我国的政治系统中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整合弱化以及政治不作为、寻租性政治腐败、“有组织的”生态政治风险以及“社会参与基础缺失”的政治合法性危机等反生态化的倾向性;因而,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综合治理这些政治生态中的不和谐要素,建立与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良性政治——经济生态、政治——制度生态、政治——伦理生态和政治——社会生态。     

《黄河保护法》背景下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的制度调适——以流域中上游地区为规制重点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地带，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该地区的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实践已开展了七十余年。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的提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等法律规范性文件的相继出台，黄河流域系统修复框架下的水土保持工作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为解决相关实践在大流域尺度、生态脆弱区域、小流域单元、林草管护领域存在的问题，未来应在水土保持工作选择性纳入生态修复大系统的基础上，通过“自然恢复为主”原则的确立、黄河流域统筹协调机制的落实、地方河湖长制的职能拓展、适应性管理方法的逐步推广，实现流域中上游地区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的制度优化。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南京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协调性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强调其与社会、经济的共同发展,为了明确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南京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的协调程度,从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构建了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协调度模型计算2007到2014年南京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协调度,并划分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协调等级。结果显示南京市2007到2014年土地利用的各类型效益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经济效益增长较快,社会效益稳定增长,生态效益先增长后趋于缓慢,土地利用综合效益的协调程度由不协调状态逐步发展为比较协调状态,但2014年又有所倒退。说明南京市虽然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但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仍对生态环境带来压力,因此今后需进一步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     

生态保护产业及其集群发展战略研究——以张家界生态保护区为例

基于生态保护区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效益”难以统筹,首次提出“生态保护产业”概念,并在论述其内涵、特性和业态的基础上,以张家界生态保护区为例,阐明生态保护区生态保护产业集群构建,以及推进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的自然、经济、社会及人的生态化等“四化”支撑战略。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研究进展与述评

流域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对于协调区域利益冲突,促进全流域经济、社会与生态持续、健康地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在查阅国内学者有关流域生态补偿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围绕流域生态补偿概念、生态补偿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进行了综述,并指出了流域生态补偿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蓝黄九市经济-生态-社会的协调发展

通过以蓝黄九市2005—2014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协同学理论构建蓝黄九市经济-生态-社会协调发展模型,分析蓝黄九市三系统的发展现状及演化过程可以看出,经济、生态、社会三系统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作用。2014年青岛市耦合协调度水平最高,德州市最低。除青岛市达到优质协调外,其余城市的协调类型为:日照市、潍坊市、滨州市、淄博市、德州市属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型;烟台市属生态发展相对滞后型;威海市、东营市属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型。经济系统关键影响因子是GDP等,生态系统关键影响因子是污水集中处理率等,社会系统关键影响因子是公用设施投资等。     

云南省丽江市农业生态系统协调度评价

以云南省丽江市农业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根据农业生态系统特征将其划分为生态、经济和社会三个子系统,建立了关于该农业系统协调度的评价指标范畴,从系统指标体系中选取了19个代表性指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农业生态系统协调度在1998年-2007年间呈现上升趋势。1998年—2004年,系统呈现失调状态,协调等级在4级以下,2005年-2007年呈现弱度协调,协调等级为5级;系统的协调性主要受生态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的影响,在2004年之后,经济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的协调度与社会子系统的协调度的绝对值之差减小,农业生态系统由失调状态向协调状态发展。由此可知,经济与生态的协调是农业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的核心。     

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应加强对传统多元生态文化的利用和改造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之一,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考虑到传统多元生态文化的功能。在开放的、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生态经济系统下,传统多元生态文化的约束力远不如在传统社会生态经济系统中那么有效、广泛。民族地区只有在维护自身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运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传统多元生态文化的利用和改造,才能充分发挥生态文化的协调功能。因此,民族地区应当在继续维护传统生态文化的多元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同时,根据现行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特征,把其改造成为“强生态文化”,构建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具有较强约束力的、适应现行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包括精神、物质、制度层面的整体文化体系。     

“双碳”目标下流域生态修复的法律规制转型

为实现“双碳”目标,我国已初步形成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体系与制度安排,启动法律规制体系的气候变化应对转型。流域是社会经济生态的综合系统,在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中具有重要功能。目前流域生态修复形成基于环境保护义务的行政修复与个体担责的司法修复两条进路,但受还原主义规制逻辑影响,流域生态修复法律规制体系不仅与流域整体性特征冲突,行政修复与司法修复也相互割裂,且司法修复有倒置成为主导的趋势,忽略了行政机关的核心修复职责。为契合“双碳”目标对过程与结果的双重要求,明确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功能定位,流域生态修复需要从立法目的、规划目标、修复标准以及规制逻辑等方面转型,激活流域气候变化调节功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未来应通过行政主导、司法补足的地位分配实现流域生态修复与固碳增汇的衔接,进行气候变化适应性调适,并协调生态修复与发展权的关系,积极回应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打造气候变化背景下流域保护的中国方案。     

生态平衡促发展——山东省小流域综合治理经验简介

该文首先简要地介绍了山东省的自然地理概况和水土流失的情况,以及近20年来全省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取得的重大效益和作用,并介绍了山东省小流域综合治理的5条基本经验。最后文章简单介绍了济南市历城区藕池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先进经验。     

基于经济—生态—社会耦合关系的安徽乡村协调发展研究

经济—生态—社会耦合协调是安徽乡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构建安徽省农业经济—生态—社会复合系统三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建立耦合模型量化分析2010—2020年安徽省农业复合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结果发现，安徽省农业经济、生态、社会三大子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关系呈现不断优化的趋势，但子系统间发展不平衡性，特别是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是安徽省多数地区的突出问题，需要深化改革农业产业结构、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利用社会子系统的发展优势，同时建立乡村经济—生态—社会统一管理机制。     

试论建立政府主导型流域生态补偿制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关系，生态补偿制度是协调两者关系的一种手段。流域生态补偿是指由政府或者由造成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受益者，对流域生态保护者或受损者因此而造成的损失或支付的成本，按照一定的标准、方式给予的经济补偿。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建立政府主导型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应是将来立法的主要方向。     

经济—生态—社会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对重庆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7—2018年重庆市38个区县的面板数据,构建经济—生态—社会复合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对重庆经济—生态—社会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各区县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评分逐年提高,但目前仍处于过渡阶段,离协调阶段还有一定距离;各片区在经济、生态、社会各系统的发展上存在差异,普遍面临着生态—经济发展两难问题;未来重庆市各片区经济—生态—社会复合系统将跨越过渡阶段,走向协调阶段.故此,各片区应遵守客观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分工合作,为实现区域经济、生态、社会协调发展作出贡献.     

巢湖流域农村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探讨——以巢湖流域内环境保护为视角

巢湖流域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区域,巢湖流域生态补偿,很大程度上是流域中下游地区对上中游地区和城市对农村地区的补偿。巢湖流域应以农村地区环境与流域水资源保护一体化为原则,完善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包括防止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生态农业、建设生态农村等系列补偿措施,实现城乡协调、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