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辞理论的深度思考——从修辞学基本概念的界定谈起

本文对修辞理论进行了深层次思考.文章首先从修辞学基本概念切入,就如何正确界定其内涵和外延表明意见.继而围绕修辞学的学科品性.阐明现点并加以论证.最后,文章就修辞理论研究的指导原则提出看法,指出"系统原则"和"实践原则"是其必须坚持的两大原则.     

唐律对“不孝”罪的界定

在中国历史上,《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之例,其中“不孝”罪位列第八,但由于《北齐律》过分简约而未对之洋加解释。唐朝建立后,相继制订《武德律》／贞观律》及《永徽律》,并承其旧例,列“亏损名教,毁裂冠冕”之重罪置于卷首称“十恶”,其中“不孝”之罪位列第七,用以专指那些不能善事祖父母。父母者,所谓“善事父母日孝,即有违犯,是名不孝”。结合散见于其后各卷的具体条款,唐代的“不孝”罪大致可界定为如下八种情况：第一,告言、诅军祖父母、父母,即向官府告发祖父母、父母的不法之事,或因对其不满而诅咒、责骂他们;…     

关于杂文问题——从“鲁迅风”的论争谈起

五四以后杂文的勃兴,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最具特点的现象之一。瞿秋白同志称赞鲁迅的杂文是“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此话深中肯綮。 由于鲁迅的倡导和实践,杂文这种短小精悍、一针见血的文体登上文坛,成为人民战斗的匕首、投枪。     

关于“严打”的刑法学思考

我国从1983年开始的历次“严打”斗争,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然而,当前我国面临的犯罪高发态势并没有彻底缓解,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为此,本文拟从“严打”刑事政策的刑法法理基础、发展特点以及对“严打”过程中的法律关系的认识等三方面进行探讨,以促进我国刑事政策的科学化和刑事实践的高效化。     

走向诠释的社会学理论——从“地方性知识”谈起

《地方知识》一书表明了克利福德·格尔茨对传统社会学所追求的那种"无所不包"的普遍理论的拒绝,有关"理解的理解"这么一种带有诠释意味的研究方式进入了社会学视野。自笛卡尔以降,主客二分的叙事模式已然成了社会学研究的主流甚至是唯一的立场。尽管传统社会学理论历经几次变革,但其理论在面对日益多样化的现代社会时仍然显得力所不逮。面对这一困境,存在论立场的诠释学能够给予社会学研究以启发。同样,向着诠释学转向的社会学研究或许可以开放出一条探寻社会意义的新的、多样化的道路。     

实践的观点和唯物主义——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谈起

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标志,它揭示了在实践的基础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反映者与被反映者的辩证关系,揭示了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辩证关系,揭示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不是对唯物主义的排除和否定,而是以对唯物主义的肯定作为自己的前提,又把唯物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然而,在西方,有些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新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却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理解,来解释马克思对实践问题的论述,把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同唯物主义对立起来,从根本上取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     

“歌”与“行”有别乎?无别乎?——从《长恨歌》与《琵琶行》谈起

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过两首著名的七言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这两首诗尽管体裁相同,却一首叫“歌”,一首叫“行”。我们不禁要问,“歌”与“行”有别乎?无别乎?要想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头到尾把作为诗歌体裁的“歌”与“行”的本来含义及其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一系列情况弄个水落石出。“歌”与“行”的含义的变化,从诗歌发展史上来看,可分为汉武帝设立乐府之前、汉     

他山之石——从《大学校长的遴选》谈起

由中国大学现状引发的多年持续讨论，早已触及办学理念和大学体制这样的深层问题。大学校长如何产生以及该有怎样的角色定位．是办学理念和体制的重要体现．直接关乎中国大学的品质和发展前景。大学校长作为一个问题越来越受关注，也就势所必然。无论2005年南方周末“聚焦大学校长”．还是《八位大学校长》《逝去的大学》等书纷纷出版……都反映了同样的强烈关切。迄今为止．围绕大学校长这一主题，有心者在：直陈现状的同时．几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我国曾经拥有过的那批开风气之先、足以为后世典范的大学校长们。这种研究视角成功地就大学校长的过去与现在提供了令人深思的鲜明对照：而校长官派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也已成各界有识者的共识。可是，应该以怎样的途径和方法来取代官派，尚缺乏具操作意义的见解。但刚出版的《大学校长的遴选——理念与实务》（黄俊杰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以下简称《遴选》）广泛介绍了欧美国家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做法．为内地大学提供了参考。     

他山之石——从《大学校长的遴选》谈起

由中国大学现状引发的多年持续讨论,早已触及办学理念和大学体制这样的深层问题.大学校长如何产生以及该有怎样的角色定位,是办学理念和体制的重要体现,直接关乎中国大学的品质和发展前景.大学校长作为一个问题越来越受关注,也就势所必然.无论2005年南方周未"聚焦大学校长",还是《八位大学校长》《逝去的大学》等书纷纷出版……都反映了同样的强烈关切.迄今为止,围绕大学校长这一主题,有心者在直陈现状的同时,儿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我国曾经拥有过的那批开风气之先、足以为后世典范的大学校长们.     

界定“法治”与“法制”——一个实践的要求

法治与法制是两个有质的区别的范畴,既不是法治被法制所同化,也不是法治概念包容法制概念,它们有自身特定的内涵和外延。“法治”是指以法律为核心,统帅其它社会控制手段的有机的社会控制状态,“法制”是指对民主状态的法律控制,同步于宪法的产生和发展。如此界定法治与法制概念,一方面可以全面认识法治理论所强调的法律手段的社会控制作用及法制理论所揭示的宪政运动规律,另一方面,开拓了法理学体系的比较分析模式的道路。     

从“以农为本”到重视“三农”——中国共产党关于农业与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历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农业,坚持以农为本,但古代以农为本的含义单指以农业为本,忽略农民利益和农村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始终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看做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重视"三农"是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立足中国国情、面向未来对"以农为本"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不彻底的“虚无”——从晚清小说《女侦探》谈起

本文以晚清通俗小说《女侦探》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小说中暗杀与爱情两条线索的梳理,透视晚清知识精英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关注与吸取。而来自于俄罗斯的“虚无党人”的理念,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亦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异,体现在当时的小说作品中,即为主人公在“有情”与“无情”之间的苦苦挣扎。     

SSK,知识还是实践?——从《利维坦与空气泵》谈起

20世纪90年代是SSK的鼎盛时期,SSK内部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研究学派。这些学派都宣称自己超越或脱离SSK的研究纲领而独立为新的研究学派。从早期SSK爱丁堡学派领军人物之一夏平的经典著作《利维坦与空气泵》谈起,分析皮克林倡导的作为实践的科学(science as practice)与SSK主张的作为知识的科学(science as knowledge)的异同,及其在科学史研究中意义。     

也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形态——从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的“序言”谈起

理论形态的评价标准具有不同的层次:有阿尔都塞从"认识论"高度立足于"总问题"进行的认识论层次评价,也有马克思从理论与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关系的高度进行的最高层次的评价。前者仅仅局限于"认识论"层次对研究对象和领域的差异进行区分,后者则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对隐藏在形形色色的"总问题"之后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进行区分。而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仅仅把"总问题"作为划分理论形态的唯一标准,就必然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形态作出错误的评价,得出费尔巴哈是"假唯物主义"和马克思"向黑格尔求助"等结论。     

“后革命氛围”下的“全球化”理论批判——从德里达谈起

本文依据福柯的话语权力生成理论 ,较全面评析阿里夫·德里克对“全球化”进程的解读。在此基础上 ,作者指出 :(1 )发展主义是全球化理论的基础和前提 ;(2 )“全球化”是建立在欧美中心基础上的一种乌托邦主义 ;(3 )“全球化”是以牺牲弱小民民族利益为代价的 ,存在求证存在是一种主动迎接挑战的积极姿态。     

悲剧与悲剧观念——从《赵氏孤儿》与《麦克佩斯》谈起

<正> 元杂剧《赵氏孤儿》,被称为元代四大悲剧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已早负盛名。著名戏剧理论家王国维甚至说它是“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即列入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但近年却有学者对它的悲剧性质提出了质疑,认为《赵氏孤儿》“严格说来不是一出悲剧”。因为悲剧人物不是由“顺境转入逆境”,而是相反。“其效果不是悲,而是喜……还因为“不幸的事件在作品里,不是悲剧矛盾激烈冲突的结果出现在末尾,而是作为情节发展的原因与动力出现在戏剧的开头。”(《悲剧论》128页、130页)应该怎样分析和看待此剧,我想结合有关问题,谈一点粗浅看法。     

法国的政治传统与后革命时代的“法兰西理论”——从《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谈起

近代以来的法国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法国自身的经济状况和阶级结构塑造了法国的政治传统,深刻影响了那个时代的革命理论,不仅孕育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也孕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当代法兰西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学界的一种理论建构,表现为以异质、多元、解构等为核心特征的激进思潮。它浓缩了后革命时代欧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的反应,迎合了新自由主义的转向。从法国政治传统到当代法兰西理论的演化,反映的是从阶级斗争到理论抗争、从内部批判到外部超越、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哲学理论的嬗变,反映的是政党政治和阶级逻辑的退却。     

“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评梁美芬《香港基本法：从理论到实践》

香港是中西文明冲突的独特产物,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与中国国际化的独特宪制安排。“一国两制”内含丰富的国家理性,其宪制目标不限于香港本身的繁荣稳定和高度自治,亦包含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高位诉求。香港回归20年来,“一国两制”的内在冲突,显示的正是两种制度的文化冲突与价值博弈,但在国家发展与法治进步条件下也展现出国家整合的明确取向与路径。依法治港日益成为“一国两制”实践的最大共识。梁美芬博士的《香港基本法》一书即诞生于这一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段,以具有内地经历的香港法律人视角展现作为混合法的香港基本法之历史、现状和演变趋势,呈现香港基本法实施的主要宪制争议和制度细节,努力解释和沟通普通法与大陆法传统之间的法理差异和冲突。“一国两制”首先是国家制度实验,在香港面临某种结构性转型的发展难题,需要国家责任更加明确的确认与承担以及香港社会的共识凝聚与合力。     

开拓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新局——从整理“文话”谈起

中华文化垂五千年,其文学作品可谓洋洋大观;■世所罕有,文学理论往往伴随着文学创作而产生,自从魏晋南北朝,用“文”“笔”两分法,将作品加以概括后,则“文”即韵文,“笔”即散文,介乎韵散之间的曰“骈文”。于是韵文、散文,骈文构成了中国文学体裁分类的三种基型,历千百年不稍变。 从事文学理论的学者,就沿着这三种基型分道扬镳,于是在韵文理论方面,继钟嵘《诗品》之后而有诗话、词话;在散文理论方面,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而有文话,在骈文理论方面,继萧统《昭明文选》之后而有评点、选本和四六话;研究辞赋理论的有赋话;小说、戏曲是后起的异军,从事评论的又有小说     

关于抢劫杀人犯罪定性问题的探讨——兼与《刑法学》编写组商榷

<正> 在司法实践和法学界,对于抢劫杀人案件的定性,分歧很大,观点迥异。1985年《人民司法》第一期就具体案件展开了讨论。案情是两名姜姓农民,为了得到李姓农民搞副业的现金而密谋:“咱们把他打死,把钱弄下来分了吧”并且商定了“打死”的时间、地点和方法。以后按照计划,在深夜,残酷地先杀后吊,置李某于非命,而后从尸体上“翻走”了财物。定什么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