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分析

以2003—2007年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土地利用类型变更调查和统计年鉴数据为基础,利用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土地利用程度变化量和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率等模型,通过SPSS软件,对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五年间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3～2007年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耕地、园地、牧草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减小,林地、交通用地、居民及工矿用地面积增加,水利设施用地面积变化不大。土地利用的变化与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和公路通车里程显著相关。     

西宁市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

分析了2003-2008年西宁市城市化背景下区域土地利用的变化情况,并计算由此导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变化.结果表明:研究期内,西宁市耕地、园地、牧草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减少,耕地面积减少最多,林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和水利设施用地面积增加,林地增加最多;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了51.43×106元,年变化率为0.21％,价值系数较高的林地面积大幅增加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各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土壤形成与保护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贡献最大;敏感性指数分析表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所指定的价值系数缺乏弹性,研究结果可信.西宁市生态系统相对安全,但是在增加林地和建设用地的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价值系数较高的草地保护.     

区域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其结构预测研究——以南通市为例

以南通市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和年度变更数据为依据,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相对变化率及土地利用程度指数三项指标,对研究区域1996-2004年间各类用地的动态演变情况作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Markov模型,预测了规划期内南通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结果表明:(1)纵向上看:8年间全市的耕地数量减少最多,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增加最多,但是牧草地和交通用地的年变化率分别高于二者;(2)横向上看:市区各类用地的变化幅度都大于全市整体水平,海门、如皋和市区的土地利用程度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启东、海安的土地利用程度处于一般发展阶段;如东和通州的土地利用程度处于缓慢发展阶段;(3)预测结果显示2010年和2020年全市的耕地面积会减少6509公顷和19045公顷,显著高于各类建设用地的增加量,未利用地开发强度不够。     

新疆拜城县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用地预测研究

根据新疆拜城县2003～2007年土地统计资料，对该县土地利用动态变化进行分析。以土地利用变化规律为依据，运用灰色系统动态模型GM（1，1）进行模拟，得到耕地、园地、林地、交通用地等土地利用类型的趋势预测方程，并对2008～2015年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进行预测与分析，提出要引进先进技术，增加全民可持续发展；控制人口教育，缓解土地压力；积极响应国策，协调退耕还林和基本农田保护之间的矛盾；控制建设用地对耕地的占用，建立保护耕地的制约机制等对策。     

武汉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碳排放效应的 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基于武汉市1997-2017年土地利用和能源消耗数据,构建库兹涅茨曲线模型验证碳排放强度与建设用地扩张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武汉市1997-2017年碳排放总量随建设用地面积的增长呈波动型增加,其中建设用地碳排放是其主要来源,占碳排放总量的99%以上;（2）武汉市碳排放强度与建设用地总量比例存在“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关系;（3） 二级地类中,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比例和交通运输用地比例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均存在“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关系,而水利设施用地比例与碳排放强度之间无明显的曲线关系。为此,建设用地扩张指标应向低碳产业用地倾斜,同时促使土地向具有碳汇功能的草地、林地等土地利用类型转换。     

1995—2014年大通县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基于大通县1995—2014年社会经济数据,通过SPSS等软件,运用土地利用变化模型、主成分分析法及典型相关分析法等技术与方法,系统分析了1995—2001年、2001—2005年、2005—2010年、2010—2014年不同时段大通县土地利用变化的特征,并对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大通县主要地类为耕地、林地、草地,期间草地、耕地、建设用地、水域面积有所减少,林地、未利用地面积有所增加;与其他几种地类相比,耕地的变化量和变化率较为平稳,土地利用动态度变动最大的是未利用地,其次是水域,再次是建设用地;2010—2014年间除林地外,各土地类型动态度都呈减少趋势,减少速度最快的为水域,减少速度最慢的为耕地;土地利用程度呈现波浪形发展趋势;土地利用变化主要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自然因素和政策因素也是大通县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     

刍议土地资源利用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影响

一、土地利用的内涵及构成土地是万物之母,最广义的土地就是指自然资源,自古以来,土地就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1]。土地利用是指人类通过一定的行为,以土地为劳动对象与手段,利用土地的特性来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它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土地利用是指人类根据土地质量和特征开发利用土地,创造物质和财富,以满足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的过程;二是指人类合理开发利用土地,改善生态环境,以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过程。根据利用方式,土地利用类型可以划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土地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条中规定: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建设用地是指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包括城乡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工矿用地、交通水利设施用地、旅游用地、军事设施用地等)。二、我国土地利用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农用地就是对土地的生产性利用,而建设用地是对土地的非生产性利用,其主要是利用土地的空间承载力。因此,这两种不同的利用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不一样。(一)农用地的现状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农用地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一种直接性的利用,农用...     

大渡河中游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根据2000年和2005年石棉县、泸定县遥感影像数据,研究在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胁迫下大渡河中游地区石棉和泸定两县的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结果发现,五年来大渡河中游地区土地利用的变化规律是呈带状变化,变化区域主要沿大渡河流域两岸变化.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大型水电工程的修建和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实施.通过马尔可夫模型预测至未来十五年间该区域的土地利用变化趋势是以耕地、园地、未利用地的减少和水域、林地、牧草地和建设用地的增加.耕地大量减少会引发区域粮食安全问题,应采取相应的对策.     

基于AHP的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评价及分析——以武汉市为例

从资源稀缺度、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和土地利用动态度4个方面对武汉市的土地利用现状进行分析,应用层次分析法（AHP）对武汉市的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进行评价。研究表明：武汉市土地资源稀缺,耕地不断减少,人地矛盾突出;城镇建设用地不断外延扩展,不仅占用了大量耕地,而且利用效率低;从土地利用结构看,农用地占地比例较大,但农用地的生产潜力尚未充分发挥;武汉市土地开发利用程度很高,后备土地资源相对不足;从单项指标看,林地覆盖率分值非常低,后备资源丰富,需要进一步开发。针对武汉市土地开发利用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池州市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依据2002-2008年池州市土地利用变化数据,对安徽省池州市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研究分析,并结合相关统计资料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引起变化的驱动力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从土地类型变化看,具体表现为耕地面积减少最大,林地增加最大,建设用地面积有较大数量的增加;从土地利用变化动态来看,建设用地的年变率最大,变化速度最快,耕地变化速度也较快,草地和未刺用地的变化速度最慢;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农业生产效益等是引起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社会经济驱动因素。     

近20年来山东半岛荣成湾沿岸土地覆被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运用3S技术对最近20年荣成湾沿岸土地覆被变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养殖池、耕地、滩涂、沼泽地明显减少,而建设及交通用地、园地、沙地显著增加;同时,养殖池主要转化为滩涂和水域,耕地主要转化为园地、建设及交通用地和林地,滩涂主要转化为水域和沙地,部分沼泽地转化为耕地.荣成湾沿岸土地覆被变化的驱动因素主要有城市化及工业水平的提高、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生态保护及旅游业的迅速发展等.     

重庆市丰都县建设用地变化及社会驱动力分析

对丰都县1996-2004年的建设用地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采用灰色综合关联度分析法对建设用地变化的社会驱动力进行了定量分析,以期对今后研究类似地区及西部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1996-2004年丰都县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总量变化出现了两个增长期和一个减少期,交通运输用地平稳增长,水利设施用地波动较大;(2)丰都县土地利用变化受政策因素影响大,除此之外,利用灰色综合关联度分析表明,人口因素和第一产业是其建设用地变化的主要社会驱动力。笔者认为丰都县建设用地变化社会驱动力应改变为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导因素驱动,并重视人口因素的驱动作用。     

鄱阳湖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研究

以鄱阳湖区为研究对象,在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土地利用变化指数计算模型、相关分析法等技术与方法的支持下,通过土地利用变化指数分析鄱阳湖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结果表明:草地与耕地的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最大,每年约有0.6%的草地景观发生了变化,约有0.3%的耕地景观发生了变化;水体与未利用地景观的稳定性最好,每年发生变化的仅有0.05%左右.就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而言,南昌县为最高,每年有近4.9%的土地利用景观类型发生了变化;进贤县为最小,每年只有约0.046%的土地利用景观类型发生了变化.土地综合动态与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总收入有较好的相关性,由于受到退耕还林、退田还湖等土地政策的影响,鄱阳湖区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2004年较1992年略有下降.     

基于遥感影像的土地利用信息提取研究——以东平县为例

自南水北调工程通水以来,东平县土地利用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文利用2000年、2009年和2014年的Landsat遥感影像,针对研究区不同地物光谱特征,使用谱间关系、植被指数、短波红外阈值、决策树分类等多种信息提取方法,对研究区土地利用进行了分类.结果表明:三期遥感影像分类总体精度达80%以上,基于决策树的土地利用分类方法效果最好;从2000年到2014年间,东平县水体、湿地和林地面积不断增加,耕地、建设用地及裸地有所减少,研究区生态环境正逐步改善.     

土地利用时空演变特征及互动响应关系——基于黑龙江省的分析

基于2001-2020年的LUCC遥感数据对黑龙江省13个市(区)土地利用类型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采用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黑龙江省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的互动响应关系。结果表明：近年来黑龙江省土地利用效率有所提高,但土地供给压力增大,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较高,在一定程度上生态空间受到挤压;耕地、林地和草地3种土地利用类型间转移呈均衡转换态势,部分生态用地向建设用地转出;耕地面积的减少主要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建筑用地的侵占;相比于耕地和草地的影响,黑龙江省林下经济的发展会对未来经济增长产生更高的贡献度。     

福建省耕地流向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土地利用数量的净变化是土地双向变化的结果。在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模型基础上利用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变化辅助方法:列表清单法和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双向模型,对福建省及各设区市耕地流向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福建省耕地的减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出福建省耕地保护的措施。     

新农村建设中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健康评价——以江津郎家村为例

基于郎家村的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和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分析其在新农村建设前后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健康状况.结果表明新农村建设后,郎家村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显著,林地、园地、建设用地明显增加,未利用地大大减少;土地利用变化速度较快;土地利用程度进一步提高,处于快速的发展期;不同土地利用结构下,各生态子系统的相对生态价值高低悬殊,对区域生态健康的贡献程度表现不一,总体上处于比较理想的健康状态.     

西部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以宝鸡市为例

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引起各类生态系统类型、面积以及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针对宝鸡市在2002-2007年5年间,林地面积增加,耕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减少,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引起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化,区域人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这一现象,进行了定量化的研究,论述了宝鸡市土地利用方式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之间的动态联系,为衡量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有益的依据.     

邢台市近15年耕地面积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分析了邢台市近15年来耕地资源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5年来邢台市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1990年到2004年间净减少耕地33.87×103hm2;1996年、2001—2002年耕地面积减少较快,其他年份耕地面积变化较平稳。导致邢台市耕地减少的直接因素为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居民点及工矿和交通用地的扩张。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城乡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则是耕地减少的根本驱动力。据此提出对策建议在城市内部加强土地利用集约度,通过挖潜和内涵式发展来满足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用地需求;对于农业结构调整一般应尊重农民意愿,任其自行调整。     

济宁市土地利用空间分布格局及驱动力分析

为了定量化研究济宁市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因素,本文应用GIS和遥感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济宁市1985—2001年、2001—2015年两个时期土地利用的变化特征.结果显示:1985—2015年济宁市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主要土地类型为耕地、建设用地和水体,而耕地面积减少较为迅速,建设用地的转入速度远远大于转出,水体面积基本保持不变;1985—2015年济宁市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最大的是建设用地,其次是未利用地和草地,水体最小;1985—2001年济宁市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空间差异较小,土地利用程度东部地区整体高于西部,而2001—2015年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空间差异较大,局部地区出现峰值,这表明2001—2015年在局部地区出现大规模的土地开发活动.该研究从自然和人文两方面分析了济宁市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因素,对济宁市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人—地关系的协调发展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