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近代中华文化的复兴梦

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基础,也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之举.近代以来,承载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中西式文化的碰撞、冲突与整合塑造了近代中华文化的主旋律.周恩来作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伟人,以"复兴文化、振兴中华"为己任,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提出经济与文化建设并行,既奠定了民族文化之本,又夯实了民族文化之基.周恩来在推动实施文化建设的"双百"方针下,强调文化发展的群众性与民族性,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做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文化视阈下的"中国特色"话语研究

"中国特色"话语是近代中西文化对立、冲突、融汇的产物,它深刻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思想文化困惑,以及中国人民为改变西方"他者"形象而积极探求国家昌盛和民族振兴的艰难而又复杂的心路历程.在经历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和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之后,"中国特色"话语逐渐由思想文化领域转向政治视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成为当代中国最具核心价值的政治哲学话语.     

现代进程中的民族与国家

不能把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称作"民族国家文学"。与西方政教分离的世俗化不同,中国的现代进程是由王权社会向民权社会的转换。欧洲形成民族国家有"国驱"和"族驱"两种方式,分别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既没有法国式的"国驱",又没有德国式的"族驱",而只有"他驱"。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是民族国家。由民族国家建构民族国家,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他驱"带动的现代民主国家建构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破坏了原来和谐互济的"国"族"关系,新"国"不偕旧"族",旧"族"不援新"国"。"国"族"冲突的不可调和性,不仅决定了改造民族性成为清末民初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主题,而且严重地影响到此后中国的现代进程。为变"国"而变"族",变"族"以应变"国"之需,实为不得已而为之。清末民初的语言文字变革和"文学革命",以及随"文学革命"而来的从内质到外形的文学革新,都是为应变"国"之需而"去族性"(自我更新)的证明。把晚清以来集中体现"国"族"冲突和民族文化性格变化的文学看成民族国家文学,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引向了不归之路。     

反思性研究与当代中国民族认同

文化与文化身份认同是时代社会产物.在特定的时代社会背景下,社会成员或其菁英与统治阶层,透过行为实践而创造"文化"及各种"文化身份认同",以维持社会秩序与区分.因此当中国人已非"夷戎蛮狄"环绕下的"华夏",国家"公民"亦非皇朝天子统治下的"百姓",我们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亦当有一种新理解.此新理解非后现代学术下的"解构"可达成;后现代学术忽略结构、延续与传承,并以"近代"割裂历史,在现实层面也造成不同文化体间的冲突.因此,应进行一种反思性研究,透过此研究建立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知识,可深化吾人对中国之"过去"与"现在"的了解,也促进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并让中国文化身份认同具有现代性.     

美国华人文学跨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想象

美国华人具有跨越中西的双重文化视野和双重文化传统,"中国"既是他们在血缘和文化上遥远的原乡,也是他们在美国本土文化影响下想象的"他者".美国华人文学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和描述,其实质也是华人作家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等多重二元关系的对立与交融中对中国所做的文学想象和欲望投射,具有典型的形象学研究的意义.从地理中国、文化中国和族群中国三个层面对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进行梳理和解析,我们不难看到华人文学想象背后复杂的社会生存境遇和文化认同心理.     

浅析中国近代绅教的冲突与磨合

由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本质和中西两种文化价值观念的分歧,近代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绅士在价值取向、经济利益、政治特权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发生了尖锐冲突。但当时任何一方的力量都未强大到战胜对方的程度,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为了共同的生存和利益,双方又不断磨合调适。这种矛盾冲突与磨合调适的过程从正反两方面影响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     

主持人的话

在近代韩国历史中,"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的塑造与嬗变,总让人想起近代中国有关"黄帝"的追根溯源.通过对民族源头传说的叙述,凸显文化认同的象征,"寻根"常常是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常见现象,并不仅仅是在韩国与中国.在愈来愈"全球化"或"趋同化"的世界中,强化甚至神化族群始祖,叙述或想象古老而伟大的历史源流,总是建构自我文化认同乃至政治认同的惯用方法.     

论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与现实构建

国家形象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展示窗口和平台,是国家的无形资产.中国的国家形象经历了古代的辉光闪耀、近代的没落—抗争交织、现代的振奋重构之上升—沉沦—回升的历史变迁过程.当前中国国家形象则呈现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敢当责任与和平、发展、合作的特征.中国应吸取构建国家形象的教训,客观地评价与分析当前的国家形象;同时通过开展公共外交,提升文化软实力,深化社会改革和抢占国际话语权等途径,以期更好地构建中国国家形象.     

近现代学人对大同思想的阐释及其社会主义指向

大同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资源。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文明撞击中,中国学人把它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统一起来,判断资本主义,追求理想社会,使之发生了历史嬗变。不同学者对它的解释有所不同,有的认为它出自儒家,有的将之归于道家或墨家,因而有不同倾向,但其中的共同指向是社会主义。     

晚清北京地区电话传入与大众心态

近代中国的电话事业,是于19、20世纪之交由开埠城市上海推广到首善之地北京。电话传播的曲折过程折射出该时期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相互交织、新旧观念杂糅相间的时代特征。面对电话这个西方舶来品,晚清北京地区的社会大众呈现出迥然态度与复杂心理,反映出近代北京民众在社会心态领域里的新陈代谢。     

清末财政困境下的禁烟运动

20世纪初,满清王朝实施了一系列的自救措施,试图挽回败落的社会局势,禁烟运动是其重要措施。从清末财政困境和社会局势的视角分析清末禁烟运动的起因,探讨了清政府在禁烟法律法规、禁烟机构和禁烟条约等方面采取的积极措施,充分肯定了此次禁烟运动的成效和积极作用。     

马克思论英中鸦片贸易

马克思对中国问题的论述可以说都是围绕鸦片贸易展开的。马克思对鸦片贸易、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三者问的内在联系作了具体深刻阐述,他认为,鸦片贸易是相对于一般商品的"合法贸易"而言的,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了全方位的痛苦和灾难,给英国创造了高额利润,最终导致鸦片战争;英国为了将鸦片贸易置于安全、稳固和永久的基础上,战后迫使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无疑鸦片贸易对中、英两国的影响都是双重的。     

清末禁烟运动与中国社会

本文分析了1909年的清末禁烟运动,探讨了实行禁烟过程中禁种、禁吸、禁卖等方面的具体问 题。通过分析史料,得出了:"禁烟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领导机构上的原因及一些实行中的具体 原因,使禁烟运动在实际上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结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禁烟讨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鸦片泛滥,中国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社会各界围绕着禁烟问题开展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提出的各种禁烟主张反映了不同的阶层、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禁烟人士通过报刊、媒体揭露外国非法向中国输入鸦片毒品的大量事实,军阀、官吏、奸商等纵容包庇贩运和制售鸦片毒品的罪恶,抨击政府当局腐败,无能政治,唤起国人对鸦片严重危害性的认识,推动了群众拒毒运动空前开展起来,制约了政府当局的禁烟态度。在讨论中一些论者宣传“渐禁主义”理论和主张也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这场禁烟讨论结果说明,在旧中国社会制度之下烟毒泛滥的社会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阿富汗鸦片种植及毒品问题现状

阿富汗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和供应国。2010年鸦片种植量较2009年没有变化,但产量大幅降低,鸦片的市场价格则增长很快。阿富汗南部和西部是鸦片种植量最大的地区,也是塔利班和一些极端、恐怖组织最活跃、安全状况最弱的地方。阿富汗毒品问题受极端组织、腐败和部族势力的多重影响,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解决,仍将是阿富汗重建的重要障碍,并将继续给国际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加强国际合作是目前最有效的禁毒措施。     

论清末山西禁烟的举措与成效

毒品的泛滥成灾,是近代山西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1905年至1906年,山西一省行销的土烟量即居全国第二。鸦片烟毒使山西经济凋敝,民众生活困苦不堪。但在清末禁烟时期,山西的鸦片之害一度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山西成为全国禁烟的典范。本文即从禁种、禁吸以及禁运三个角度来考察清末山西禁烟的措施及其效果,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从而为当今的禁毒斗争提供经验与教训。     

双重贫困——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种植成因析论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甘肃一度被称为“烟国”，对甘肃社会的正常行进影响至巨。追溯其根由，鸦片种植最切要的因素是政府经济来源匮乏，借征收烟亩罚款挹注财政；其次，农家生计维艰，种植贩卖鸦片换取些许货币维持简单生活；进而，地方社会交通建设滞后，农家剩余农产品销售市场狭窄，而鸦片质轻价高，便于运输；同时广大乡土社会医疗卫生条件落后，鸦片可充当治疗疾病的“药品”。总而言之，鸦片种植泛滥是政府和农家双重贫苦状态下的产物。     

从1858年到1906年间的《申报》看近代上海的鸦片吸食环境

近代上海,吸食鸦片是一种＂社会风尚＂。人们购买、吸食鸦片毫无愧疚感,上层知识分子与下层穷苦市民均参与到这一行列中。鸦片买卖给上海市面带来一片虚假的繁荣。为了可持续性的征税,清政府对鸦片征税也慢慢地＂上瘾＂,更加刺激鸦片的买卖与吸食。各色烟馆进行了激烈的＂市场竞争＂,上海最有影响力的《申报》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报道。     

论孙中山的禁烟拒毒思想

文章首次从七个方面深入阐述了孙中山禁烟拒毒思想的主要内容,并对此进行了评析。笔者认为,孙中山的禁烟拒毒思想是时代的产物,符合中国的国情,更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孙中山的禁烟拒毒思想未能达到彻底根除鸦片流毒的目的,但这一思想却对当时中国及其以后的禁烟拒毒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彻底根除鸦片毒祸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孙中山的禁烟拒毒思想及其与毒品作坚决斗争的精神,对我们当今的反毒品斗争仍具有启迪和鼓舞作用。     

民国时期西康政府的禁烟及其成效

民国时期，西康境内烟毒泛滥，给西康民众的生活与社会的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为此，西康省政府采取了相应的禁烟举措，成立禁烟组织机构，完善禁烟法律法规与办法，加强禁烟宣传力度，在禁种、禁运、禁贩、禁吸等方面均采取了相关的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上仍未能彻底禁绝鸦片烟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