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共同体的文学表述——两岸华文文学视野中的“民国文学”

“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有利于为两岸现代文学与华文文学研究寻找到新的连接点,作为文学遗产的“民国”应该跳出政治定义的窠臼,发掘其更为深远的精神价值,共同关注1912至1949的民国文学则是理性梳理现代文学传统的需要,也是发掘“台湾文学”民族文化基因的当然,民国文学为两岸华人记录了共同的历史命运,是我们相互观照、彼此对话的精神基础。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概念史与论说语境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概念的形成受“正统观”影响,对之应进行必要的概念史研究。“正统观”是一种具有极大争议性的国家观、民族观,其中有可以丰富文明史观、文化史观的精神和内容,自不必完全否定。但论正统是否存在,应以道统的存续为根本,以文化的质态为基础,同时既要看到阶段性分裂割据,更要看到发展后的接续整合。故宋初正统“三绝三续”说应该得到重新审视,注意分裂时期政治文化的过渡性质和战争形式的文化碰撞意义;中华文化版图的长期一体存在应该得到认知,注意文学史的客观性与完整性;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区分应当成为学术自觉,注意文学史发展的内生性与相沿规律。如此才能客观看待和深入研究“五代文学”和“十国文学”。     

文学“诗性”的现代阐释

文学表现中的“诗性”是文学现代性和审美性最为重要的标志 ,引起了诗学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但有用一般人性去代替和解释“诗性”的哲学化倾向。如果从自然、未知域和语言三个方面来考察文学“诗性”的存在和表现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文学的“诗性”是与人的创造相互对象化的审美过程和结果 ,它以先验自在的形态等待着人们去“融入”、“寻找”和“发现”。     

评叶石涛的“对等阶位文学观”

1992年，台湾老作家叶石涛在《自立晚报》上发表了两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一篇叫《谈退休生活与白色恐怖》，另一篇叫化总是听到老调》。文章的题日迥然不同，但却贯穿着同一意图，那就是否认“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为他的“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文学”论张目。他毫无掩饰地说：“不要常说台湾人是附属于中国人里面，我们台湾人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文学”，“我们台湾人一定要建立一个独立于日本、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人的文学，让台湾文学可以进入世界文学，占一席之地，建立一个可以代表台湾人民、代表这块土地的台湾…     

简论日据时期台湾“左翼”文学中的“革命＋恋爱”小说

日据时期的台湾社会，自30年代开始进入了一个大变动的时期，由于当时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受到世界性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深刻影响，台湾小说创作的主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作家走上了“左翼文学”的道路。     

台湾文学“悲情意识”的生成与演变

三百多年以来,台湾这块土地上反复上演着分离与回归、殖民与反殖民的历史悲剧,在这个历史场域中发展起来的台湾文学笼罩着浓厚的“悲情意识”。这种情感的流露,既是文学创作者对本地区遭受的苦难的感怀与书写,也是台湾民众对自身坎坷命运的反思与倾诉。这种情结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苦难意识一脉相通,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但是,由于长期的分离和殖民统治,台湾民众对大陆产生了疏离感,再加上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冲突,使当前许多台湾作家创作上出现狭隘化和政治化的倾向,“悲情意识”被过分渲染,拉大了台湾作家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距离,这些必须加以克服,才能保证台湾文学健康地发展。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日据时期台湾小说对“童养媳”风俗的批判

“童养媳”风俗，在中国社会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在台湾民间，“童养媳”被称为“媳妇仔”。台湾学者杨翠于《日据时期台湾妇女解放运动》一书中曾指出：养“媳妇仔”的目的即将幼小的女孩“养来做媳”，使之作为预设的婚姻对象。那么，这种“媳妇仔”风俗在台湾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知道。台湾居民大多为闽、粤两省移民。闽、粤两地的各种宗教、文化、制度与风俗，当然包括“养女习俗”。亦随移民传人了台湾。但明朝以来，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海盗与倭寇骚扰肆虐的情况时有发生，清政府又三次实行“海禁”。     

文化“台独”背景下的台湾的“国语”教育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岛内“台独”势力日益猖獗，他们一方面重新“诠释”了台湾区域文化，声称“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台湾拥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另一方面企图把中国文化与荷兰、日本等殖民文化，福建闽南、客家及台湾高山族等区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等同并列起来，削弱、贬低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把中国的区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及在与其他国家交流交往中相互间吸收的某些文化内涵，人为地拔高、扩大“台湾本土文化”等同为主体文化，以此来拼凑所谓的“台湾文化是在台湾产生的文化，是台湾人共享的文化”，“台湾本土文化是属于所有台湾人的文化”。     

台湾“战斗文学”的发展及其终结原因

在五十年代兴起以反共为目标的“战斗文学”,是“外省作家”的文学,是来自仇恨和反映动乱时代的文学,是认同一个中国的文学.像《未央歌》一类只有少量“复国”词句的作品,不能视为“战斗文学”.“战斗文学”之所以走向衰亡而非王德威所说未曾“逝去”,是因为1991年当局正式宣布“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作废,使“战斗文学”存在失去了根基.此外,“战斗文学”的倡导者心理不健全；创作源泉枯竭；存在着严重的公式化倾向；生产“战斗文学”的体制尤其是监管手段存在着许多缺陷；台湾社会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年代,读者早已厌倦这些打打杀杀及血泪控诉的作品,故作为一种因意识形态而兴、因意识形态而颓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战斗文艺”到了九十年代只好成为历史名词.     

“文化台独”及其对台湾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由于台湾特殊的政治和历史、地理条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割断台湾和祖国大陆的联系,以达到台湾“独立”的险恶目的。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这种认同日积月累,形成以后就很难改变。李登辉和陈水扁在台湾当政的十多年问推行的“文化台独”以“本土意识”、“台湾意识”做包装,采取一种隐蔽、渐进的方式,既不容易引起台湾民众的警觉,又能冲击台湾民众文化认同,还可以直接影响台湾民众对国家认同,而作为文化事业一部分的图书馆,也受到“文化台独”的影响。     

论台湾文学五“性”

十几年来，有关台湾文学史已出版了好多部。台湾文学的发展历程已基本理清。但是台湾文学不同于我国其他地区文学的特性有哪些，还有待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索。这里，说说我对台湾文学五“性”的看法。一台湾文学与中华文化的表层对应和深层内涵是台湾文学对中华文化趋同性的显著表现。台湾从三国时期起，即是孙权吴国的一部分。曾任丹阳太守的吴国人沈莹，曾于公元264年至280年期间，到台湾实地考察了“卖洲”（即台湾）的风土人情，著有《临海水土志》一书，其中有一篇《夷洲记事》专门记载台湾的民情风俗。其后，中国内地不断有文人去…     

“破”“立”之间：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管锥篇》读札

自2010年钱锺书第一次被评为“文学世界主义者”以来,国内关于钱锺书“世界性”的研究成果却仍然较为薄弱。本文拟聚焦于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通过对《管锥篇》的重读,探究在社会主义文学造成“世界主义”断裂的特殊时期,钱锺书如何想象与重建20世纪“世界主义”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世界主义”。钱锺书在《管锥篇》中破除了“夷夏之防”“中西对立”,将国家认同建构为文化认同、将个人身份体认转化为“华心”有无。在“破”与“立”之间,以共同“文心”为基础,建立包蕴人类普遍性情感的“世界主义”文学观,并试图以著述实践为中国文学与中国思想提供一种中西会通的文学研究模式。     

论“形势与政策”课“台湾问题”教学中情感目标与实践目标的结合

“台湾问题”专题是“形势与政策”课的一个教学重点，其理想的教学目标应是情感目标与实践目标的有机结合。当前，由于大学生群体信息来源多样化以及涉台政策环境复杂化等因素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在对台湾问题保持高度情感投入的同时，对国家涉台政策的理解呈现简单化、肤浅化倾向。基于此，在讲授“形势与政策”课“台湾问题”专题时，应充分把握情感目标与实践目标之间的关系，采用集体备课、专家示范课等方式提升教师的相关教学技能和理论水平，采用翻转课堂等教学方法提升大学生群体的课程参与度，以此助力“形势与政策”课“台湾问题”教学实现以理服人的教学目标。     

勘探“人民文学”的“现代人学内涵”

以工农兵为本位的“人民文学”形态是在历史曲折中形成的 ,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的角色意识经过错位与置换 ,导致“人民文学”的现代人学内涵的失落或潜隐 ,有必要重新勘探与阐释     

论“渐进式台独”的成因及其在台湾社会政治中的表现

2000年台湾大选后,“渐进式台独”活动日益猖獗,这些活动已经渗透到了台湾社会的各个层面,对祖国的统一大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解读了“渐进式台独”的成因,并归纳了其在台湾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表现。     

文学之流，将往何处？——对“网络文学”与“80后”现象的反思

信息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新的文学现象——“网络文学”与“80后”，网络时代作家群体扩大，作品变多了，文学被“祛魅”了，然而当网络文学以及“80后”的作品畅销图书市场时，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又“返魅”了。在这个文学自由被极大伸张的时代，文学仍应承担起启蒙人文精神的重责。     

“危机文学”的理论建构及时代任务

当下世界危机频发的现实已经促使危机管理成为显学，也凸显了“危机文学”概念提出及研究的必要性。较之“灾难文学”，危机文学更能体现文学作为现实之“镜”与“人学”的双重功能。危机见证是文学面对危机的首要任务与历史责任，无论是个体见证还是集体见证，都应遵循“尊重受害者”的叙述伦理与“创伤不可言说”的创伤伦理，因此呈现出感情节制与精确表达的“真实性”见证美学。危机的虚构与想象叙事以危机反思为基础，以铭记危机为目的，通过“积极想象”实现创伤疗愈功能，并同样受见证伦理与美学的制约。危机的重复发生与难以避免召唤着人类的主体性努力，“危机文学”应避开危机叙事的常见陷阱误区，致力于挖掘与呈现人类面对危机的主体性见证、反思与行动，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妆未梳成不许看”——从文学翻译中的“兼顾”原则说起

在本文中，作者以关于文学翻译的“兼顾”原则为切入点。一是回顾了该原则在内涵上的变迁过程，着重对比和探讨了从过去的鲁迅到林语堂，又从林语堂再到今天的许源冲乃至黄杲圻等翻译名家对于“兼顾”原则在认识和运用上的不断变化。二是作者指出，在鲁迅时代，文学翻译以原作为依归，以再现原作的结构美（风格）为“圭臬”；到了后来，则以再创造出可以和原作相媲美的译作为“最高境界”。三是作者还借以回顾了我国的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脉络，指出文学翻译的实质是“意译”。     

“世界文学”与全球化文学界说

在谈到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问题时 ,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 ,并认为“全球化”在文学领域就意味着出现“世界文学”现象。歌德的“世界文学”建立在一元论文化观念之上 ,是对全世界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共同趋势和前景的期待 ,而非简单的全世界文学的集合体 ,其文化关系背景与当下的全球化有本质的不同。当下以经济领域为基点的全球化 ,反映了由于跨国公司的发展而带来的更广泛的经济实体间的相互反馈与对话。相应地 ,当下的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交流和相互影响 ,也就不再是简单的不同价值观的文化对抗 ,而是不同文化的相互反馈、影响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