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的成本效益分析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日新月异,许多新领域新事物不断涌现,对法律的需求与日俱增。由此,许多法律竞相出台。与此同时,法律虚置严重,导致立法效益的降低。为了防止这种资源的浪费,我们需要对立法的成本与效益进行分析,从而将立法数量和法律的调整范围控制在适当的度以内。     

关于降低经济立法成本与提高经济立法质量的思考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经济立法活动进行了 “投入———产出” 分析， 认为经济立法是一项投入立法成本， 产出立法效益的活动。文章剖析了经济立法成本和经济立法效益的构成要素， 考察了影响和制约经济立法效益的主要因素， 探讨了降低经济立法成本， 提高经济立法质量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我国立法成本的界定与控制

由于受传统法律观念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立法活动中存在“宜粗不宜细”、“成就一个,制定一个”、“按身份立法”等误区。立法成本是立法权的国家权关中经授权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的职权范围,通过法定程序,制定、补充,和废止法律所支出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全部费用。应以立法预测成本为基础,对立法成本投入过程中的一切受控系统进行严格的审查,调控,以保证立法成本最小化,立法效益最大化。     

论立法监督强化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文章对立法机关职能的变化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指出立法机关监督职能的强化具有客观必然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立法机关，同样面临立法监督的健全和完善问题。文章还进一步提出，在我国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加强立法监督是比较现实的制度安排。文章最后对我国立法监督的目标取向进行了探讨     

行政立法的经济学分析

目前,我国的行政立法正驶入快车道,行政立法进度加快,立法广度得到扩充,但与此同时,却出现了严重的行政立法膨胀现象,这种行政立法的泛化现象引发了人们对行政立法合理性及有效性的重新认识。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行政立法进行成本与效益分析,以便寻求实现行政立法效益的最大化,以达到“低成本、高效益”的立法目的。     

我国刑法立法效益提高的制约因素与实现途径

影响我国刑法立法效益的因素主要有刑法成本与立法质量,刑法成本包括刑法立法成本、刑法监督成本、刑法实施成本、机会成本以及部分社会成本.刑法立法成本一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刑法立法成本过高、刑法自身缺陷使得其立法质量不高,进而影响刑法立法效益.我们应通过节约刑法成本,提高刑法立法技术,保持刑法立法与实施间的协调性,规范刑法权力运作,健全刑法立法体制,优化刑法资源的配置,加强刑法的宣传与教育,提升公民的法律意识和素质等途径,来提高我国的刑法立法效益.     

法治进程中的中国立法解释现状及其对策

在当前中国的法治进程中,要实现建设法治国家、实现法治文明这一目标,必须首先实现立法的科学化。建立规范合理的立法解释制度是这一目标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立法解释仍然严重滞后,并对法律实践产生了不良影响。本文对立法解释的概念和特征进行分析,并在对我国立法解释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     

地方立法差异与诉求关系的法理透析

从制度安排与设计的层面看,尽管法律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主要是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经验性反映,地方立法则是对地方经验的概括。客观上,各地方现实情况差异明显;主观上,决策者对立法效益的判断、对正义价值的理解和对地方特色的认识不同,必然导致地方立法差异显著,反映出地方立法目标的不同诉求。从一定意义上说,多样化的地方立法表现出的地方差异性,是文化与生活方式多元化形势下克服法制统一伴生的不周延性的必然选择。     

论建立地方立法的立法助理制度

立法助理制度是一项协助立法机关进行立法工作的一项立法制度,通过国外的立法实践看,它作为一种体现现代法治国家在民主基础之上追求公正的新立法制度,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我国地方立法中,“要提高立法的质量”,就必须尽快建立此制度,使立法助理能够为人大代表和地方立法机关充分行使立法权提供服务,以保证地方立法既能克服非立法机关起草法案中的本位主义倾向,解决法案起草中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也能为法学家提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舞台,使新时期立法观念在地方立法中得到体现。同时,为了保证立法助理作用的充分发挥,还应根据地方立法的实际,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立法助理人员的职责、配备管理方式、待遇等等。     

我国立法冲突现象的成因及其治理措施

立法冲突是我国以往立法实践中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 ,它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法的作用的发挥。文章提出了必须从加强对立法的法律控制、加强法的适时变动性和对旧法的及时废改、建立健全立法监督机制和立法论证制度等方面进行治理 ,以减少立法冲突。     

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地方立法协调与广佛肇选择

理论上,地方立法协调存在紧密型区域地方立法协调模式和松散型区域地方立法协调模式的分类。结合国内外的实践经验,以主体为标准,将区域经济一体化立法协调模式分为区域组织主导型模式、政府主导型模式、立法机关主导型模式更为合理。在设区的市获得地方立法权后,广佛肇一体化过程中的地方立法协调应以立法机关主导的模式为优选。在地方立法过程中,三市协同联动,以平等为原则,横向协商解决立法争议。争议无法协调,纵向报请共同上级立法机关裁决,最终实现法制体系协调。     

地方经济立法的效益分析

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法律问题是对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的挑战,也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与法律的充分融合。为实现法律最终的效益,立法过程显得尤为重要,以低的成本投入获得高效益的产出,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因而对新疆地方经济立法进行效益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法律的内在道德"抑或 "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从"富勒困境"谈起

富勒提出的"法律的内在道德"理论在学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合法性诸原则能否真正被视作法律的内在道德.通过分析不难看出,富勒在面对诘问时陷入了理论困境.事实上,富勒所谓的法律的内在道德毋宁应被视为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对立法技术的探索和应用上的道德问题进行价值哲学与社会实证分析是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研究的主要内容.立法技术伦理正当性分析的必要性主要在于,对具有正当性的立法技术的探索、发现与立法者职业道德素质的高低呈正相关关系;对法的制度伦理的坚守能使立法者有效避免滥用和误用立法技术.而对立法技术进行价值追问和道德效果的社会实证分析则提供了研究的可行性.     

立法成本之法经济学考量

立法成本的法经济学分析目的是为提高法律的适用性和经济效益法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给立法工作提供崭新的视角及审视问题的方式。在立法中真正确立成本效益观,优化立法资源,加大立法投入,提高立法质量,才能真正达到立法的预期目的。     

刑法的效益原理——经济学视角的法哲学分析

本文从经济学视角对刑法的收益与成本之比即刑法的效益进行了分析 ,指出目前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并进而论述了如何才能实现刑法效益的最大化。     

论守法的成本与效益

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法治国家,可以有多种具体设计供选择.其中,判断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在于制定法的被遵守和实现,这也是立法的目的和落脚点.如果制定法不能使守法主体从中受益,那么立法以后人们就不会按照法的指引行事,法律就要被架空.所以,守法的成本和效益问题是守法主体能否从根本上自觉接受法的指引的内在动力.当守法的法定效益和边际效益之和大于守法的综合成本时,人们便在行为选择上产生适法偏好,制定法就会得到尊重和实现;当守法成本大于守法效益,即守法无效率或者呈负效益时,人们在行为上就表现出逆则倾向.保证守法的正效益,不仅需要在立法之时自觉设计,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多做授权性立法,更要在执法和司法环节时刻做好守法的成本和效益之间的衡平,既确保静态的制定法规范中的守法效益大于成本,还要在法的遵守与实现的动态过程中确保守法行为不致于出现负效益.     

立法回避制度之正当性探析

实践中,个别地方的行政立法回避制度是我国行政立法程序制度发展的重大突破。在分析重庆市的具体制度实践并归纳总结现有关于立法回避制度的各种观点的基础上,对立法回避制度的合法合理性进行必要的反思,并最终认为,中国语境下的行政立法回避制度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其存在是有现实依据和合理性基础的。     

社会保障立法考量因素分析

从法理和实践分析,社会保障立法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源头性行为,也是一个受诸多因素影响的、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实际立法中,存在这一些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由于立法机关缺乏相关技术性等力量,它不得不将社会保障立法权授予其他机关,从而出现立法多元化和对授权立法的规制问题;社会发展所形成的立法需求、力量对比关系、法律依据、立法资源、立法技术等条件是否成熟的问题;社会保障立法的价值取向是否成熟和科学问题;经济发展程度与社会保障权实现水平确定问题.     

试论清代立法过程中的公文运用——以耗羡归公在福建省实施过程中的奏折运用为中心

本文以耗羡归公在福建省的实施为例,通过对雍正皇帝与福建官员奏折往来的考察,初步分析了奏折作为一种特殊公文,在清代立法过程中,对立法效力、立法效率、立法的针对性以及立法的代表性等所起的积极作用。     

经济学视角下的法律成本与效益分析

法律的成本与效益分析属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以经济学的公共产品理论、资源的相对稀缺性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福利最大化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针对中国法律存在的成本高、效益低的问题,建议各方确立成本效益理念,提高立法质量、摒弃狭隘的部门利益,在合法行政的基础之上更加重视合理行政,以期实现降低法律成本、提高法律效益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