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37年苏联的远东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采取"不干涉"的中立立场,这是由于苏联当时国内外条件所限,也是为了达到避战自保的目的.德日防共协定的订立使苏有两线作战之忧,继续保持中立已不可能.<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对中国抗战是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对日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苏联也开始走上援华道路.     

论1931-1937年江苏抗日救亡运动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救亡的烈火在江苏大地熊熊燃烧。7年中,中国共产党引导着这一运动的走向,而青年学生始终是其中的先锋队伍,江苏各地抗日救国会则是主要救亡组织。抗日救亡运动使江苏各阶层人士普遍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党组织和青年学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广大群众激发了抗日救国的热忱。同时,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敦促其对日政策的调整和改变,并驱使其走上抗战道路。     

1931年至1937年东北工人的抗日斗争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我国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殖民地长达14年之久.此间,东北工人阶级同各阶层人民一样,从未停止过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但是,由于日伪统治的日益严酷和疯狂镇压,加之党对工人运动指导上的某些失误,使东北工人抗日运动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划分为抗日运动兴起与在挫折中前进(1931年9月至1937年6月)、新高涨与转入低潮(1937年7月至1941年11月)、坚持斗争和迎接最后胜利(1941年12月至1945年9月)几个发展阶段.本文仅对1931年至1937年的东北工人抗日斗争概貌及其特点,加以初步研究和记述.     

毛泽东对近代中国国情研究的重大贡献

中国近代社会,是中国历史处于大动荡、大转变的过渡社会,中国的民主革命和其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都直接间接地产生于这一复杂的历史时期。如何认识这一时期的国情,是中国革命面临的根本问题。不言而喻,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发展过程、特点、基本矛盾等,对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道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确认识中国近代的国情和历史特点、规律等,对于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其所以划分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两大阶段,正是以毛泽东对近代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为基本依据。 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同时也是不断研究认识中国国情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但是,在中国革命的斗争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惨痛教训。凡是注重研究国情,坚持一切从国情出发,革命建设就     

毛泽东对中国教育理论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原则。毛泽东对教育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提出了关于教育的目标,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刻的思想原则,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     

上海救国会大事记(1935年12月—1937年7月)

前言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党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上海地下党自1935年后,虽然与中央一度失去了联系,但仍坚持斗争,联合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爱国人士,先后组织各阶层的救国联合会。他们在地下党员的推动下,积极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运用论的重大贡献

<正> 毛泽东是科学地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典范。他不仅在实践上成功地运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胜利,而且在理论上形成了一套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思想理论体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运用观。深入研究毛泽东的这份珍贵遗产,有着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难之际的史学遭遇——以1931—1937年的“通史”编纂为例

新式“通史”的书写是二十世纪初期“史界革命”突破的一个关键点。既有章太炎、梁启超等时代巨子的积极倡导,又有由清末学堂改制所催生的编纂新式教科书的大量需求,“通史”写作由此走向学界中心。然而到了三十年代,学风为之一变,以史语所为代表的考据势力开始主导学术潮流,通史的编撰随之退为边缘。但在此期间,伴随日本入侵危险的日益加重,国难笼罩下的民国史学界的通史书写,实际上呈现的是一幅更加多元的图景。     

毛泽东建党思想对马列主义党的学说的重大贡献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党的学说与中国党的建设实际结合起来,成功地解决了在我国建设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艰巨任务,从而形成了系统的毛泽东建党思想,由于这一思想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和成熟起来的,科学地回答了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过程中不曾遇到或不曾解决的许多问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而以自己独创性的理论,发展了马列主义党的学说。邓小平同志说,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学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精辟地指明了毛泽东建党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的地位。毛泽东建党思想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完备的思想体系,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我根据感受到     

1927-1937年上海律师业发展论析

1927-1937年间,上海的律师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业律师的队伍规模、队伍构成、收入水平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促进上海律师业发展的原因有很多,而上海经济的发展、租界法权的逐步收回、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活动、上海“三界鼎立”的格局是主要原因。上海律师业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的现代化进程在“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的突破,说明了上海的现代化进程已全面展开。     

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1931-1937)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间,日本侵华战争从局部战争阶段扩大到全面战争阶段,其中,日本侵华政策经历了从武力吞并东北,到政治分离华北;从政治蚕食华北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两次演变.这个历史过程中,无论日本采取直接武力侵略,还是交替使用武力和政治谋略的侵略手段,都是日本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的必然产物和重大步骤.     

1937～1949年上海证券市场的历史考察

在中国近代证券发展史中,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年上海证券市场的发展变动独具特色。此期间大体经 历了三个阶段：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外商独占上海证券市场阶段;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华商股票公司为证券市场交 易组织主体阶段;１９４３～１９４９年华商证券交易所为证券市场交易组织主体阶段。研究这一时期证券市 场的发展,对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改革和建设具有某种启迪作用。     

1927—1937年南京政府的出国留学政策

南京政府从１９２７年建立到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１０年间的留学教育政策,主要是严格选派标准;加强组织管理;采取不同的派遣途径,以解决留学经费的不足和各方面对人才的需要。这些政策较之清末民初的留学教育更为制度化,对于提高留学质量,推动留学教育的发展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有其严重的局限性。     

毛泽东同志在中农问题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无产阶級領导的广大农民是中国革命和建設的主力。工农联盟又是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础。农民問題是中国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問題。在中国离开了农民,就沒有无产阶級的領导权,就沒有革命和建設的胜利。中农     

1931-1937:蒋介石应对日本侵华的军事思想

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 1937年卢沟桥事变期间 ,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华侵略的特殊历史阶段 ,蒋介石为应对外敌入侵 ,在军事方面作出了自己的思考。本文根据蒋介石这一阶段的论著 ,概述了他对于未来战争的认识、他的国防理念、他关于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构想、他的军事教育思想 ,在此基础上 ,对这些军事思想及其历史作用 ,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评价。     

电话通讯与1877—1937年间的上海商民生活

电话作为近代一项重要发明,被引进上海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随着公司管理的日渐完善、电话制式的不断发展、话务服务的逐步改善和电话广告的大力宣传,其用户数越来越多。电话的使用方便了商业信息的沟通和公务活动的开展,提高了人们生活的质量,在商业往来和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近代上海城市商民生活和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统税政策

我国统税政策,开始于1928年卷烟统税的试办。1931年厘金税被正式裁撤,为弥补裁厘所造成的损失,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按照卷烟统税的成规,创办统税。统税初时有五项,继而增加到七项,以后其范围又逐渐扩大,成为南京国民政府三大税收来源之一。对统税制度的正确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研究中华民国史,进一步认识国民政府的性质。     

民国中期(1931—1937)华北民众“闯关东”中断原因探析

“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 ,把东北变成了它独占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残酷统治和经济掠夺 ,对华北移民的限制政策以及日人向东北的移民狂潮 ,使近代以来华北人民的“闯关东”活动被迫中断。此后 ,这一活动被纳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战争轨道 ,不能自由发展 ,其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华北劳力的强制掠夺。     

国民军在兰州(1926—1931年)

消灭汉族地方军阀 刘郁芬进入兰州,所部军队,分驻河北及西关附近郊区,城关各门亦由所派部兵驻守,邻近的制高点并为所控制。李长清甘军仍驻东郊东校场、拱星墩一带。 甘肃偏处西北,封建势力雄厚,陆洪涛被迫去职,政局不好收拾。李长清行武出身,短于谋略,对国民军入甘,如何应付,举棋不定,畏于国民军的威名,勉强让防,准备迎接进来,见机行事,并非真心就范。刘既任甘督,因李“逼宫索印”,拥兵自重,飞扬跋扈,已怀不满,又闻李将库存弹药私自转移,尤为厌恶。刘初来兰州,人地生疏,故不动声色,与李周旋,预谋分化、调离,然后设法剪除。而李虽夺师长职位,未得正式任命,心怀疑虑,时刻自危,既拒绝调出兰州,并欲扩充编制,胃口不小。又在东校场戒备自卫。双方疑忌,与日俱增。同时,李暗自和直系军阀吴佩孚互通款曲,企图夹攻国民军,东击西应。由此双方互相戒备,如箭在弦上,有一触即发之势。刘一面暗中布置,一面伪造冯玉祥给李加委的电文虚与应付。11月中,刘邀李及所部军官会餐,以商讨扩编为诱饵,李等疑虑重重,推辞不过,没奈何与旅长包玉祥(是李的“智囊”)约魏鸿发同去督署赴宴,遂有督署东花园之变。     

1927—1937年知识分子开发西北的主张

近代以来 ,西北边疆成为社会各界争相注意的对象。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就确定把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作为要务之一 ,一股“开发西北”的思潮悄然兴起。在 1 92 7— 1 93 7年的十年中 ,知识分子对于西北表现出极大的热忱 ,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与深入的探讨研究 ,发表出版了大量论著。其关于开发西北的诸多主张、种种设计层出不穷、不知凡几 ,其中不乏卓荦之识。一2 0世纪 2 0、3 0年代以来 ,知识分子积极关注着西北边疆地区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西北战略地位变化 ,参与开发西北活动的知识分子队伍日见壮大。西北研究社是当时创办最早的专门研究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