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文化学再反思——兼与安希孟先生商榷

"中国礼仪之争"是清初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一次大碰撞。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基督教修会间的争论发展成为罗马教皇与中国皇帝之间的政教之争。中西文化传统对宗教的不同理解使二者之间的分歧无法调解,罗马教廷的武断强硬态度最终使矛盾激化为抗争,导致了清王朝的禁教政策。"中国礼仪之争"的结果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明末清初儒耶之争的历史脉络

明末清初，在耶稣会来华传教期向发生了所谓的“名词、礼仪之争”．尽管罗马天主教当局与帝制中国之间因固有的义理和利益冲突而不可能不发生冲突，但“名词、礼仪之争”毕竟提供了中西思想文化平等对话的一少见的历史机缘．本文对“名词、礼仪之争”的来龙去脉及历史意义作了分析与探讨．     

礼仪之文化

“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这是中国古代典籍《礼记》中的话。显然，这主要是对“客人”人乡随俗的善意提醒。中国自古以来被誉为“礼仪之邦”，有着深厚的礼仪文化。而一说奥运礼仪，就是咱们得适应西方的礼仪，久而久之成了一个问题。“奥运礼仪”需要向西方看齐吗？我们应该看到，奥运本来就是展示中国的文化文明，那种礼仪细节的碰撞，     

中古西欧基督教“经学传统”的积淀与更新

中古西欧基督教的“经学传统”，发端于罗马帝国后期“拉丁教父”对《圣经》的翻译与阐发。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惟经是从”的学术活动与罗马教廷的文化专制政策，使这一传统日益封闭与僵化，并步入学阀化与官方化的学术轨道。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西欧社会的新变动与人文主义启蒙思潮的冲击，这一传统逐渐丧失了对学术文化的神圣支配地位，代之而起的则是人文主义“圣经学”的勃兴。人文主义者否定教廷钦定的《圣经》拉丁文本的权威性与经院哲学家主观臆断的学风，不仅力图使《圣经》版本的民族语言化与《圣经》传播的平民化，而且致力于发掘《圣经》的历史内涵与伦理精神，并以《圣经》为最高的信仰权威，这样就从根本上推翻了罗马教会正统神学的理论基石，否定了教廷权威及其礼仪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这一变革，最终从根本上推动了宗教改革思潮的萌发，促进了西欧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的历史转型。     

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与中国礼仪之争

中国礼仪之争对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影响深远。通过研究来华的虔劳会会士马国贤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的言行，我们可以看出，天主教各派在此一问题上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各自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同。中国礼仪之争也表明中西文化的认同是何等的艰难。     

巴黎外方传教会与天主教的中国本土化历程

巴黎外方传教会是17世纪在巴黎形成的一个传教团体。从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材料分析,巴黎外方传教会直接听命于罗马教廷,肩负协助教廷传信部制衡葡萄牙保教权和建立远东土著教会的使命赶赴远东。巴黎外方传教会入华对天主教中国本土化产生过正面影响,客观上促进了中法文化交流的发展。     

论明末清初天主教未能根植于中国的原因

明末清初天主教未能根植于中国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其外在因素主要有天主教传教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自身弱点影响和当时罗马教廷对耶稣会的解散削弱了在华传教势力；其内在动力因素有罗马教廷教权与中国封建皇权的冲突和天主教与正统儒、佛、道思想的相悖，以及东西化意识的差异。     

论西方礼仪文明思想的发展

西方礼仪思想发展经历了古希腊罗马时代、中世纪神学统治时代、近现代资产阶级时代,在其经济等物质性的决定因素影响下,在同各个国家的历史、不同民族的道德、社会秩序、风俗等因素交互作用中,礼仪文明思想具有较大的共性及兼容性,能在更大的范围、更久远的层面上影响整个社会及历史,影响人们行为方式及交际方式。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礼仪中的自由、平等、自尊等人性文化,则是诸种现实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和最充分的体现。“洋为中用”,借鉴西方礼仪文明思想发展的优秀成果,融入“礼仪之邦”之精华,对于礼仪文明、道德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帝国主义时代的罗马教廷

帝国主义时代的罗马教廷王宇博１８７０年，意大利完成统一。意大利政府根据罗马居民１０．３万比１．５万投票表决结果，将罗马并入意大利王国，随即迁都该城．罗马教廷占据的罗马及其他地方被收回。在国际政坛上呼风唤雨一千多年的教皇国寿终正寝，被剥夺了世俗权利的教...     

科学或者迷信:清初中国历书之争

清初历书之争是教会内部有关民历铺注是否属于迷信的争议.文章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对历书之争的缘起、过程与结局进行深度分析,并分析其原因与影响.历书之争的核心议题与中国礼仪之争非常相似,争论各方对于祭祀等理解与诠释存在着分歧和差异,但未能达成一致结论,未对后来处理礼仪之争提供了良好借鉴.历书之争是中国礼仪之争的前奏,反映出西方科学在前近代中国传播的困境,也体现出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两难处境.     

文化碰撞中的传教士

１６世纪中期到１８世纪中期,中西文化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交流。在这次交流中,传教士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主导作用,他们不但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介绍到中国,同时也把中国古老的文明传播到西方,对促进中西方了解沟通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越洋而来的传教士 世界新航线开辟以后,为了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基督教,从十六世纪中叶起,罗马教廷开始向中国派出传教士。来华的传教士虽然国籍各异,有葡萄牙、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德国、西班牙、波兰、瑞士等国,但是他们的目标却是一致而明确的,那就是“做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来征讨这…     

刚恒毅:推进中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

在近代中国天主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刚恒毅是一个重要的人物。1922年，他作为罗马教廷的宗座代表来到中国，标志着法国对中国教会保教权的终止，揭开了20世纪中国天主教本土化的序幕。刚恒毅在华期间，提倡利玛窦“文化适应”的传教方式，促进了天主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和沟通。特别是作为一个扬名意大利的艺术家和雕塑家，主张用本土民族的哲学语言和艺术形式表达天主教的信仰，把中国的艺术引入到天主教会，无疑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颇具意义。推举中国神职人员担任主教职务刚恒毅原名C…     

清末“礼法之争”对今天法制建设的启示

本文论述了清末新政中因修律而引起的“礼法之争”,认为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文化的固有排他性和中西方伦理价值观的差异是引发冲突的深层原因 ,并分析了清末“礼法之争”对我国当前法制建设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认为中国的法制建设应该既要借鉴西方的先进法律文化 ,又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 ,走出一条稳健与成熟的新路子     

古罗马"至尊战利品"考

“至尊战利品”是古代罗马史上一种较为特殊的战利品。它是罗马不断对外征战和激烈政治斗争的产物,其内涵随着罗马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演变,最终奥古斯都在建立元首政治过程中对“至尊战利品”这一概念的最终形成产生了决定性作用。奥古斯都的行为使这一荣誉成为他自己树立个人及皇族权威的手段之一,体现出其元首政治中的中央集权性。     

十八世纪意大利的主权性论战:管辖权之争

18世纪意大利主权性论战,是与欧洲理性主义和启蒙思想相并存的政治话语,不同于阿尔卑斯山以北欧洲地区的"主权"话语,意大利半岛的改革和论战呈现出"宗教-政治"特征,它与东方的"中国礼仪之争"共同构成了罗马教皇国扩张背景中的主权性叙事.意大利半岛"主权性"辩论是由受到启蒙运动影响、并在意大利完成范式转换的詹森主义者和其他君主主义者共同进行的,它是一个半岛内天主教启蒙和君主国家形态重塑的政治改革和思潮,具有"政治—宗教"特征.该论战,表现为"管辖权之争"的形态,即教廷对世俗统治的"篡权论"、君主的教会管辖权和世俗事务管辖权、教皇国的领土及主张的非法性等"反罗马"议题,充斥了整个18世纪,而罗马教廷方面则以"彼得教义"为核心进行了分别回应.该论战并非一个号召和修辞,而是对半岛各国的改革和君主政制重塑进程的响应和辩护.在一元化意大利意识形态中,"管辖权"范式既使辩论者们免于异端化指控,同时也使其主张局限于此.该主权性辩论和主权回归进程,不仅为意大利统一提供了意识形态准备,而且也为延宕至今的中梵(中国——教皇国)关系提供了历史镜鉴.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与柏格森哲学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叫“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不同派别之间的论争,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极其重大的事件。在这场论战中,张君劢以西方生命哲学特别是柏格森哲学为武器,宣传自己的“人生观”思想,建立了援洋入儒的文化思想体系,为他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研究中国现代新儒家就不能不考虑当时西方思潮的影响,同样,研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就必须注重考察柏格森哲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如果从广阔的文化背景来探讨张君劢在“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人生观”,便可发现张君劢的“人生观”与柏格森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     

外国小说与清末民初小说题材体裁的多样化

<正> 在古代漫长的历史中,中外文化交流一直不断进行,至近代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大量输入,中西文化交流剧增。这时的文化交流极不平衡,“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几乎是“单向”输入,但它却大大激发了中国的改革。而社会改革、     

中西文化的一次交流与碰撞：—论明清时期的“中国礼仪之争”

分析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以及利玛窦传教得以成功的方略,并进一步论述了基于基督教的传入而产生的"中国礼仪之争"的始末及百年禁教产生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中国礼仪之争"不仅仅是基督教教义与神学问题,而且是中国到建政权与西方神教不融洽的结果。     

中西“礼仪之争”与中国近代化转型——从话语之争到身份之辩

始于明朝的"西学东渐"浪潮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基于文化差异而引发的礼仪之争既体现了中西方话语权的冲突,更揭示了不同文明下的"身份之辩"。西方展示出一种相对开放的话语体系接受"多元"文化,而当时的中华帝国的话语体系则相对封闭,强调文化的"内在系统循环性"。在身份认同上,中西方均追求基于"一元身份"的"中心地位",否认合作式的多元身份共存,这是中西"礼仪之争"的实质所在。西方以"救世主"心态对外散播其宗教文化,借助工业革命的浪潮,顺应了近代化转型的需要,最终形成了西强东弱的近代格局。     

林语堂与比较文学

林语堂与比较文学阎开振作为一位著名作家和学者，林语堂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赢得了“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和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的美称，但具体到“比较文学”领域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里且不说林语堂是否有资格成为“中国著名比较文学家”，但有一点却是无可置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