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私录视听资料的证据合法性

私录的视听资料在民事诉讼中是否具有证据合法性,理论界对此意见不一。最高院对此先后专门作了司法解释,本文从这两次司法解释关于私录视听资料的规定入手,分析其合理性和存在的不足,并借鉴国外相关内容的规定,最后就私录视听资料具有证据合法性的重构标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证据定义、属性及层次分类的法理思考

本文对主流学派的证据就是定案证据,是客观属实的,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三大特征的观点予以反省,对证据的特征予以全新诠释,摒弃了客观性和合法性两大非证据固有的特性,提出证据具有客观存在性、内容真伪混合性、关联性、证明性和法律性这五大特征,证据的关联性实质就是因果关系.探讨了"证明认知模式",尝试借用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方式来解释伪证、假证出现的原因.对证据进行归类梳理,建立了树状的证据层次分类图.同时,还提出了"一级证据"和"二级证据"这一组概念,为证据的审查核实和运用建立起一种较客观的模式.     

后常规科学视野下转基因技术决策与协商式公民参与

后常规科学使得传统的科技决策模式面临挑战,转基因技术的争议证明了"政府—科学家"的常规决策模式不能解决科技决策中风险不确定性、价值争议性和多元合法性等问题,需要"扩展的对等共同体"参与科技决策新模式。风险社会中民主治理和科技公民身份对后常规科学视野下公民参与科技决策进行了理论解读。协商民主的理论和经验证据表明,在后常规科学时代,协商式公民参与科技决策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合法性与证据能力——以纪检监察机关获取之人证为视角

要从证据属性判断证据能力的有无必然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往往既不符合证据能力的理论,也不能很好地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我国纪检监察机关获取之人证的证据能力问题集中暴露了证据属性中.合法性"要求与证据能力理论的难以调和.以取证主体、取证程序、证据形式的"合法性"来判断证据能力存在方法上的错位和结论上的偏频,纪检监察机关获取的人证的证据能力应根据庭外陈述人身分的不同以及庭外陈述性质的不同区别适用不同的判断标准.     

论长征文化的历史启示及其意义

本文提出了"长征文化"这一概念.长征的历史和精神,有关长征的文献或文本,60多年来人们对长征的历史叙事、宣传、纪念活动、学术研究等等,构成了长征文化.长征文化主要是精神文化.长征文化和长征精神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依据和历史依据,提供了丰富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对长征文化遗产的继承意味着对政权合法性的继承.长征文化的革命话语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加强党的合法性,有利于培养公民的国家认同感和政治认同感,有利于引导公民追求高尚的道德观念.长征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源泉.     

“公民记者”的媒介素养、社会行动与传播价值

在新浪微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等一系列微博打拐行动中,"公民记者"的表现引起了社会关注和议论。议论的焦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公民记者"的合法性和不足。"公民记者"具有合法性,它体现出公民就社会事务发声、占有媒体话语权的欲望;但同时,其媒介素质也亟待提高,如不具备专业性可能成为社会隐患,也可能危及自身安全。二是"公民记者"的影响力和传播价值。"公民记者"影响范围有限,需要借助舆论领袖和权威媒体推动;其传播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的议程设置,凸现民众对热点的关注。     

公民意识与社会领域内"合法性"的建构

从社会领域的角度来看,"合法性"问题指代的是社会制度、规范与秩序本身的正当性及其社会认同程度,其基本范畴包含五个层面的内容;公民意识的培育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意识形态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状来看,公民意识的增强对其社会领域内诸多"合法性"的建构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为其提供思想基础与民主实践的动力.     

垸田利益之争与地方权力变动——清同治年间湖北石首县张成垸案透视

清代同治年间,石首县生员李申琨等违禁扩建张成垸,激起反对者不断向官府诉讼,案子持续多年。李申琨等利用官府,不断制造张成私垸的合法性证据,并阻挠省府拆毁判决的执行;反对者则不断向官府控告,质疑其合法性证据,指责其威胁万城大堤安全,力促将其拆毁。张成垸案反映出,清代中期以后因传统政治体系和财税制度滞后于社会变化,加之官员更换频繁、府县官之间利益取向的差异、官吏腐败等原因,导致违禁私筑问题长年无法解决,暴露了清政府行政能力的低效;与之同时,地方势力呈上升态势,广泛参与地方事务,逐渐拥有更多的政治资源。清政府行政的低效与地方势力的上升,反映了近代中国建立一套既加强政治控制又扩大政治参与的政治体系的时代命题。     

回应公民参与:政治学视角下地方政府决策合法性探究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其施行于社会的决策必须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而公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是政府决策合法性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政府应由"单向为民决策"向"官民互动决策"模式转型。构建回应型政府决策需要消除一些与公民参与要求不相适应的障碍:一是破除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公民参与的防范与拒斥心理;二是解决公民参与制度和渠道供给不足的问题;三是消解公民参与的非理性行为。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与个人危险性决定了侦查措施对其证据收集的保障性,而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性决定了侦查策略的限度性.明确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的法律界限,准确界分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行为性质,把握侦查策略运用分寸,确保侦查策略的合法性,对于提升我国刑事侦查正当性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突出的现实针对意义.     

建国以来党在不同时期开发利用执政资源的特点分析

合法性是指社会公民对权力主体执掌和运用权力的认可与服从.它是"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其基础是"对统治的同意"[1],与执政资源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中若干问题理论探究

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前,可先行作出行政处罚,并不违反"一事不二罚"、"刑事优先"原则;行政证据同样具有刑事诉讼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基本属性,经公安机关调取后,应当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在现行的立法框架下,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实行检察监督,缺乏明确的宪法和法律依据,应该修改<检察院组织法>相关规定.     

公民教育:国家视阈下的少数民族身份认同

公民与公民身份理论的发展迎合了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研究公民身份,不仅拓宽了公民身份理论的研究视野,而且也隐含着对构建公民身份的路径选择.现阶段,我国公民教育的任务亟待加强,这不仅关系着不同民族对公民身份的价值取向,也关系着不同民族成员对国家政治合法性的认可.     

私力救济的法社会学思考

文章从法社会学的角度详细探究了私力救济所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其它成因,提出应在法律的许可限度内,允许公民在一定规则和司法的合理引导下,通过私力救济解决问题,使公民合理地享有私权自治处理纠纷的权利与可能.     

回应公民参与:政治学视角下地方政府决策合法性探究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其施行于社会的决策,必须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而公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是政府决策合法性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政府应由“单向为民决策”向“官民互动决策”模式转型.为构建回应型政府决策,需要破除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公民参与的防范和拒斥心理,破除公民参与制度和渠道供给不足的障碍,以及破除公民参与的非理性行为.     

服务型政府公共性价值的实现途径探究

"公共性"是政府的合法性依据,公共性价值是服务型政府的灵魂和旨归,服务型政府必须致力于建构公民本位、公平正义、公共利益、服务精神、公共责任为轴心的公共行政价值体系.强化公共性职能、重塑公共制度、培育公共伦理、培育公民社会等是服务型政府实现公共性价值的基本途径.     

新《民事诉讼法》中的"新的证据"应作如何理解——兼与张卫平教授商榷

以证据失权为核心的举证时限制度在合法性、正当性、操作性三大层面均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缺失,已经不再适宜作为我们在理解与适用新民诉法时的参照依据.对于新民诉法中关于"新的证据"的理解,最为合适的方式就是回到文本,将"新的证据"重新理解为当事人在此前未曾向法院提交过的证据.同时,以费用制裁取代证据失权作为施加在逾期举证当事人身上的不利法律后果,建构以费用制裁为核心的举证时限制度.     

“限娱令”的法理解读

广电总局一系列"限娱令"的出台,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争议,特别是限娱令本身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就实质合法性而言,限娱令有违背法律保留原则之嫌疑,而由于限娱令不符合程序正义和法律公开性的要求,因而并不具备形式合法性。与此同时,限娱令的内容严重侵犯传媒企业的自主经营权,也将严重威胁传媒企业公共责任与新闻自由权利的行使。更为重要的是,限娱令不尊重公民的理性、自治和自尊,干涉了公民的私人领域。     

反思与前瞻——中国社会慈善救助发展六十年

以改革开放为历史分界线,我国福利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身份化福利转变为生活化福利.社会福利安排的生活导向和割裂状态为体制外社会慈善救助的发展拓充了制度空间,同时,党-国家治理手段的变迁和国家-社会的分离,也为慈善公益事业培植了生长土壤.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救助中,慈善救助通过对政府救助的有益补充,实现了从边缘到主流的位移.促进懵懂化的自愿施舍向外显化的公民责任转变,必须夯实和完善慈善救助的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上,将正视公权主导的"政府慈善"的合理性与维护私力参与的"民间慈善"的灵活性相结合,将激活关系本位的"差序互助"的传统性与创新权利本位的"制度慈善"的现代性相结合,将培育志愿参与的"公民慈善"的权利观与倡导和谐共生的"尚公重私"的公私观相结合.逐渐形成富有本土特色、彰显中国经验、符合国际潮流的慈善救助发展模式.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之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当中,包含着有关证据真实性和合法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传统上关于证据属性为真实性、合法性、相关性的表述,并没有准确地厘清证据的定义和属性,使得在认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造成了很大的障碍。通过对证据和有效证据的界分,以及对证据真实性与合法性之间的梳理,不仅能够合理化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当中的矛盾,并全面地把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且,也能够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和运行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