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新史学”述评

当今法国各种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多多少少都已“美国化”,唯独法国的史学不仅保留了自己的特色,而且仍然在国际史学界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究其原因,法国悠久的史学传统固然功不可没,但更为重要的则是“新史学”的勃兴为法国的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能在各国史学普遍不景气之际仍能独放异彩。法国“新史学”的成功之路已日益引起我国史学工作者的关注,在此,本文试对“新史学”作一简单的述评。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兼论梁启超《新史学》的局限性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等著述,高呼"史界革命",随即兴起"新史学"思潮,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化转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新史学"思潮形成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以历史进化论为思想基础,以批判传统史学而破旧立新,不可避免地带有理念上的局限性,对传统旧史学的批判也有偏激的一面,但不应据此加以全盘否定,更不能因此一味攻击《新史学》的理论基础——历史进化论,从而否定近代新史学取得的超越古代的进步成就。评析梁启超及其《新史学》,是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学的大问题,应当引起学界关注。     

新史学: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

史学领域的一个新动向,是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尤其自然科学(包括技术科学——下同)的渗透,已经向传统史学发起“挑战”。“正如今天的自然科学家,不论白己愿意与否,都不可抗拒地被迫考察理论的一般结论一样,每个研究理论问题的人,也同样不可抗拒地被迫研究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     

论“红岩精神”的实质及其意义

一、红岩精神的实质及其内涵 什么是“红岩精神”:“红岩精神”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但它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爱国主义精神,而是在抗战时期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重庆这个特殊环境中,在中共南方局以周恩来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灌注和锤炼下,亿万革命者在抗日战争的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红岩精神”有如下特点:     

论美国的“价值观外交”及其实质

美国价值观外交在西方已然形成的价值观外交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般力量．价值观外交自身的局限性却从未消除美国政府对其的青睐。究其原因,价值观外交根植于美国社会的人文理念与宗教价值情结,构建于国内政治生态和国民伦理认同的基础之上,具有集战略利益与价值利益于一身的特征。其实质是将贴有美式标签的民主、自由、人权等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全球的普世价值伦理,稳固和拓展美国单级独霸的国际地位,实现美国的国际战略利益。     

试论清末“预备立宪”的实质及其意义

对清末“预备立宪”的研究,至今是个薄弱环节。翻开各种版本的中国近代史,几乎众口一词:立宪者,骗局也。有些文章还进一步认为,清末的“预备立宪”,实质上“是清朝统治者反革命两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预备立宪”出现在当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不能仅仅把它看成一场骗局。就其实质和意义,上面的观点也是片面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给以具体分析,作出合乎历史的结论。本文试图提出几点看法,以期引起讨论和批评。     

梁启超与马克·布洛赫“新史学”思想比较研究

从比较史学的角度入手,沿着年鉴学派两大史学主张即建立总体史的意图与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实践的产生路径出发,认真比勘马克·布洛赫与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可以发现二位史学巨匠治史理念的不谋而合。马克·布洛赫新史学思想的成熟是建立在西方各种人文各学科成熟发展的基础之上,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则诞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但足见其史识卓绝。梁启超在其中西融会与古今贯通的学术背景下,在如何回答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上的最根本的问题上,不仅是在国内发时代之先声,而且也是站在当时的国际前沿的,以此也可以进一步窥见梁启超新史学久远影响力的奥蕴。     

“年鉴派”和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

“年鉴派”和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与“年鉴派”史学方法论的共同之处有以下四点：第一，强调今昔之间的关系，认为今天的社会是历史的投影，试图通过研究过去，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今天的经济生活、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文化心理，从而揭示一个社会的明天，...     

“中国债务陷阱论”的兴起及其实质

近年来,美国、印度等国以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些重要节点国家出现严重债务问题为由,指称中国贷款使债务国落入债务陷阱。在他们的炒作下,该论调在国际社会逐渐兴起并蔓延开来,成为某些国家攻击一带一路的话语工具,企图在中国与相关合作国家之间植入木马。该论调的兴起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美国与印度等国家面对中国迅速崛起而产生的战略焦虑。它的蔓延还和参与一带一路的某些国家自身出现严重债务问题、某些债务国内部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等因素有关。该论调的兴起路径体现了印度与西方的联动、西方与某些债务国的互动特征。鉴于此,探索超越诸多不实论调的路径,推进有效的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     

“民”与“汉”:清代“民户”的划分及其实质

清代的户类划分一般具有职业与民族并重的双重标准,其中“民户”在与各少数民族人口并列时常简称为“民”或“民人”,所指称的是与各少数民族人口相对的汉族人群.在清代人口分类语境下,“民”或“民人”明显具有“汉”或“汉人”的内涵.清代民户与各少数民族人户的民族性质差别,是国家人口分类管理与赋税制度实施的基础.     

错位的“新史学”:何炳松学术路向辨析

民国史家何炳松虽以译介鲁滨逊的《新史学》闻名,但与美国"新史学派"却存在相当程度的疏离。何氏对"新史学"的译述以偏概全,不得要领,有负"新史学"代言人之名。更重要的是,其本人的学术立场倾向于兰克派实证史学,继承伯伦汉、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的衣钵,强调史料工作的重要。就本质而言,何炳松归属于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与"新史学"貌合神离的何氏在"新史学"的传播者中竟能独占鳌头,既反衬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实证学风在中国史学界的强劲势头,又折射出"新史学"进入中国时所遭遇的尴尬与无奈。     

对巴门尼德“存在”的含义及其实质的思考

巴门尼德的哲学思想是希腊哲学史上的一个难题,因此国内外学术界对其认识和评价长期存在着分歧。笔者以为,弄清存在的含义及其实质,是解开巴门尼德思想之谜的第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真正弄清楚了,其它一些问题才便于解决。因此,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先秦儒家“仁”学的实质及其理论特点

关于儒家仁学,人们或奉之为古代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或斥之为政治欺骗、消极退守、反动落后。在我看来,儒家仁学是一个层次性的综合命题,它由三个基本范畴构成:1.克己复礼,2.爱人,3.仁政。其中,克己复礼是仁与礼的接合部,是实现政治等级向道德规范理论转化的桥     

论“三权分立”的实质

国家权力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三权分立”制度从来也没有真正的实现过。“三权分立”只是一种形式,而分工合作以实现资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才是它的实质。以“三权分立”为核心内容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在中国也曾试验过。从南京临时政府到北洋军阀统治,又到国民党反动政权,试验的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鉴往知今,试图把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重新引进中国的思想和行为,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成果的否定,而且在政治体制上也是一种历史的大倒退。     

影视画面构图的实质及其“不完整构图”

影视艺术,在七门艺术中[文学(包括戏剧)、绘画(包括摄影)、音乐、舞蹈、雕塑、建筑艺术、电影(电视)]是最年轻的艺术.从诞生迄今,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却综合了前面六门艺术的艺术创造,使其成为一门综合艺术.影视的艺术“综合”,并不是一笼盛百鸟,而是继承保存了一切艺术所固有的共同特征,在此基础上发展产生了独自的特征.下面就影视画面构图的实质及其“不完整构图”略作简述.     

重论庄子“逍遥”的实质及其文化意义

“逍遥”作为庄子思想的指归，源于其对文明的悖论存在的文化觉醒和对哲学及人类价值观念的反思。对形而上学传统的解构和对人类理智本身所造成的悖论式知识结构的解构，使庄子哲学具有了明显的现代哲学、尤其是西方后现代哲学的特性。庄子的“逍遥”既不是对现实的消极逃避，也不具有哲学上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倾向，相反，它是对处身于文明困境中的现实人生境遇的积极承担，是以一种主体虚位的宽容心态和多视角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和看待世界、善待世界，同时也善待人类自身，这体现了庄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人类文明的忧患意识，因此，将庄子思想视为文化蒙昧主义或历史虚无主义哲学是不公正的     

新史学再认识

本文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主张为例,对新史学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评价。全文共分四部分:在充分肯定新史学积极意义的同时,着重叙述了梁启超对旧史学的评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史学在一些史学家的心目中,仍有很高的地位,并简要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背景;对梁启超的史学主张提出了新的诠释,认为他对新史学的批判,实际上是近代政治史学对传统政治史学的批判,采取的是过激否定的形式的论点,并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的是,梁氏对旧史学的批判是有失公允的,应全面认识传统史学     

论“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内容、实质及其意义

论“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内容、实质及其意义黄书进一自我中心困境问题是由新实在论者培里提出的。培里及其他新实在论者认为，唯心主义的错误─—把认识对象看作仅仅存在于意识之中而不是独立的实在──来自于错误地利用了“自我中心困境”的难题。所谓“自我中心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