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The upbringing and educ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随着过去20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数都把子女留在家乡,部分子女跟随父母到了城市。无论是“留守”还是“流动”,这些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和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2006年“珠三角”3000多名农民工的调查资料中反映的有关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方式的分析,理解农民工子女“留守”家乡和“流动”到城市的影响因素,发现在控制了农民工个人和家庭因素之后,农民工来源地的区域差异仍然是影响他们的子女“留守”或“流动”的重要因素。“地区性壁垒”存在的原因和机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家庭资源与权力关系——农民工子女抚育策略决策机制的实证研究

根据25位童年曾有留守或流动经历的90后农民工的口述史资料,考察农民工家庭对子女抚育策略的决策机制.研究发现,子女需求的变化是引起家庭策略变化的诱因,其中以教育需求变化最为明显.父母能否调动足够的资源满足子女变化的需求,是家庭策略发生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长期亲子离散的家庭结构,削弱了父母对子女决策的权威,子女在家庭事务中的话语权随之有较大提升,子女在家庭决策中开始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研究也发现,农民工在城市的“非市民”待遇,使每位农民工父母决策时都面临着来自于歧视性制度和匮乏的公共政策资源的巨大压力,使得每个农民工家庭的选择都极为有限且相似,带有深刻的时代局限性.     

"留守子女"教育问题的分析与思考--来自深圳"姚圩街"农民工子女教育状况的调查报告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正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是,人们关注的更多是那些进城的农村儿童、少年;其实,农民工子女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被留守在了家里,即所谓的“留守子女”。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当前“留守子女”的教育状况,本文对深圳“姚圩街”农民工子女教育状况做了调查,并根据这些调查资料,试着对农村地区“留守子女”教育问题做了一些探讨,以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     

“言志”诗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影响(英文)

否定与批判“言志”诗学,曾是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标志。但从五四新文学开始,“言志”诗学不仅没有被剔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范畴,相反,却借助于西方话语得到合理的传承。“言”救亡图存的启蒙之“志”,与“抒”忧国忧民的个人之“情”,中国现代文学都未摆脱“志”者“大情”、“情”者“小志”的传统思维,具体表现在：主“思”派提倡文学创作的功利意识,进而以“志”代“情”回归“道”统;主“情”派则提倡文学创作的真情实感,进而以“情”传“志”,回归“道”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虽然涂抹着光怪陆离的“西化”色彩,但其重新“释道”与巧妙“言志”的本质特征,恰恰表明了它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而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后走向了“西方”。     

新时期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日益凸现出来,它已经引起了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这一问题主要涉及到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和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两个方面。只有从多维的视角对此进行科学的分析,才有可能得出有效解决问题的可行性对策。     

中国农民工的总体性状况分析(英文)

本文通过对相关实证研究文献的疏理,从农民工总量规模、结构分布、对输出地贡献和对输入地影响四个方面对中国农民工的总体性状况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在总量规模的分析中,我们需要注意各调查的统计口径,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最新发布的农普调查数据,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已达1.3亿,此处数据不含随外出从业劳动力外出的非劳动力人口。外出务工经商者以初中文化的青壮年为主,行业分布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长距离迁移占很高比例。农民工跨区域转移这种就业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已有研究估计对GDP增量贡献在20%左右。从输出地来看,总的影响是积极的,特别是收入状况的改善,但也留下了数量庞大的留守族。     

精神扶助 心灵成长——农民工子女“心成长”工程纪实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农耕经济出现转型,加之城市劳动力的缺乏,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纷纷进城务工或就业。这既填补了城市建设劳动力缺口,也成为解决“三农”问题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渠道。但是,随着这种人口迁移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其中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日趋突出。     

农民工工资: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的决定因素(英文)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试图检验在市场转型下的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本企业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如此。社会资本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文章由此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是处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端,是高度市场化的,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也少受劳动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没有地区性差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刚性的低工资。     

应对人口老龄化——对“接力”模式和“反哺”模式的再思考

在养老方式研究领域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我国养老方式为双向的“反哺”模式,西方为单向的“接力”模式。笔者通过对最新的国内外文献研究发现,由于现实条件发生了重大改变,以上的有关国内外养老方式的划分方法已经不能准确地概括现实情况。从代际关系角度看,中西方养老方式没有本质的区别,用“相互依存模式”代替“反哺”和“接力”更能准确地反映养老方式的实质。     

留守经历与新工人的工作流动——农民工生产体制如何使自身面临困境

本文批评了“农民工”和“留守儿童”两种研究问题意识割裂的现状。通过对 “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试图在两种问题之间建立系统性的关联。研究发现,有留守经历的新工人相比其同辈群体更频繁地转换工作。对工种性质进行进一步划分后的统计模型表明,体力工种相对非体力工种、非熟练工种相对熟练/半熟练工种,有留守经历的新工人相比其同辈群体,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流动性。这说明有留守经历的工人更难适应世界工厂高强度、异化的劳动方式。父母外出打工造成亲子分离,儿童家庭责任感淡薄,但也带来更优越的经济条件和更少的务农经历,由此共同导致了有留守经历的工人频繁的工作流动。留守经历是“拆分型农民工生产体制”的产物,但某种程度上它又加剧了这一体制持续运行所面临的困境。逐步赋予工人公民权,修复家庭生活,是解决系统性危机的基本立足点。     

三次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活动的回顾与思考(英文)

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相继开展了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通过这三次活动,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进一步增强了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这三次活动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反思的问题学”及其当代意义(英文)

前提批判与问题反思表征着两种不同的哲学立场,同时也构成当代哲学不同的出场路径。前提批判是以形态学立场为前提、以重构形态为旨趣的话语行为。它遮蔽了一个真实的基础:一切真正的哲学都起源于问题,对问题的批判性反思才是哲学走向深处的真正语境。虽然形态建构一直是哲学话语体系的存在方式,但是它始终是对实践问题的哲学解答方式,问题与形态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并具有根本性质。马克思哲学革命提出的反思的问题学指涉实践论和问题学立场,强调哲学本质上是问答逻辑。坚持以改变世界的问题为中心,通过反思批判问题中的哲学和哲学中的问题,才能达到哲学形态的前提,进而才能构建合理的哲学形态。     

制度变迁视阈下“珠三角”发展模式的演进及启示

制度是人们相互交往的规则,它规定了人们行为选择的范围和方式.制度变迁是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进的关键,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这种路径依赖既可能使区域经济沿着正确的路径发展下去,形成良性循环,也可能将区域经济锁定在低效率状态中,陷入恶性循环.“珠三角”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经历了制度的巨大变迁,同时也显示出明显的双重效应,其成绩与代价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关于进城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问题(英文)

本文利用各种最新的实证数据,考察了流入城市的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作者预测,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将在中国的城市就业中发挥重要功能。文章肯定了流入城市的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积极贡献。不能把非正规就业与地下活动或非法活动等同起来。文章指出,目前对非正规就业的政策牺牲了农民工的利益,必须予以纠正。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两次对城市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一次是2002年在北京朝阳区进行的调查,有效问卷307份;另一次是2000年在丰台区进行的调查,有效问卷493份。     

浅谈“狼”的教育

东方是“羊”的教育,培养的是温文尔雅、逆来顺受、安于现状的人;而西方是“狼”的教育,培养的是个性张扬、敢于挑战、不断超越的人。在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教师要对学生们进行“狼”的教育,而不是“羊”的教育。     

内部劳动力市场与中国劳动关系转型——基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和田野资料（英文）

基于2006—2010年珠三角地区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和近年的田野调查资料,发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促进了劳动合同的签订和合同期限的长期化,使得企业愿意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员工保险和福利投入,更加注重人性化管理,最终建立起一套将农民工纳入其中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制度;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和策略也得到不断发展。虽然《劳动合同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工集体维权倾向,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又可以缓解劳资之间的紧张,员工维权更加理性、审慎,为劳资之间从对抗迈向合作共赢提供了基础。《劳动合同法》加快并强化了中国劳动关系的"个体化"发展趋势。从"刚性"的法律制度和"柔性"的内部管理两个渠道保护劳工权益,有助降低大规模集体性劳资纠纷发生的风险,建立相对和谐的制度化的劳动关系。     

基于“三生教育”的德育实践模式初探

高校德育的部分缺失在于忽视了对大学生生命、生存和生活的关注。结合红河学院＂三生教育＂状况问卷调查,通过反思现代德育中＂三生教育＂价值凸显与＂三生教育＂缺失并存的矛盾,探索基于＂三生教育＂的德育实践模式构建策略,促进德育理论和＂三生教育＂实践有机结合,切实改善高校德育效果。     

低年级农民工子女团体社会工作介入的互动模式初探——以厦门市C小学社会工作实习为例

本文以在厦门市C小学的社会工作实习为例,探讨互动模式下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团体社会工作介入策略的有效性及其有待解决的困难。在此次团体介入的实践中发现互动模式下的低年级农民工子弟团体介入不仅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并且能够有效改善农民工子女间的同伴关系,对儿童后期的社会化起积极影响。     

家庭·学校·社区——构筑“三位一体”社区“边缘少年”教育新模式

“边缘少年”能否顺利完成角色过渡,直接关系到他们今后的成长道路。在他们学习和生活的社区里建立家庭、学校和社区“三位一体”的预防“边缘少年”违法犯罪的社区教育模式,开展科学、专业的教育活动,有利于将“边缘少年”的违法犯罪降到最低点,把临近犯罪边缘的青少年拉回到正常的成长轨道。     

基于新工科背景的“学科竞赛”&“科研训练”双驱模式下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随着《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战略的实施,社会对高校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该文从分析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现状出发,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思考,提出以“学科竞赛”“科研训练”这两种训练模式锻炼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以及这种模式顺利开展的保障条件和关键因素,形成“双驱炼双能”的实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