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司法吏治论略

吏治是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基石，而对司法吏的整治又是古代吏治的重心，这本身便是人治政治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为了规范司法吏的职务行为，以立法的形式详细规定了司法吏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因违法而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并通过监察机构来监督和纠举司法吏的违法犯罪行为。这些措施对在专制与人治的范畴内有效地澄清司法吏治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也为当前整治司法领域的腐败现象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论儒家修身思想对中国古代官员自治的影响

修身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礼为核心,尊崇孝道,要求官员既修形也修心,既注重外在形态与仪态,克己复礼;又注重内心的修养,抑欲正心,轻利重义,舍生取义。修身思想在思想层面上为官员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观,促使官员自治文化的形成,并通过其特有的方式对中国古代的吏治产生作用。在中国古代,官员修身的程度直接影响吏治的状态,修身思想对中国古代官员的治理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古代吏治思想之检讨

中国古代吏治思想是治国方略中的重要思想,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积淀了丰富的内容。本文从五个方面概述了中国古代吏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对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论康熙年间的吏治

康熙年间的吏治是清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通过概述各个时期不同的吏治情形，分析吏治日趋废驰的原因，指出吏治废弛给当时的政治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制度内外的互动:传统社会吏治的思路和方法探讨

制度之有无以及好坏,是影响古代中国吏治状况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制度之外的许多方面与制度本身构成密切的互动关系。传统社会的吏治方案,是在完善各项制度的同时,努力强化社会的等级结构,并从政治待遇、经济待遇等方面入手,寻求保障官吏群体恪尽本分的办法。这些外在的东西,就成为制度能否得到遵守的条件。     

中国古代管理中的四环均衡发展思想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 ,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和吏治、教育的建设 ;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有吏治的保证和教育的支持 ;教育为政治经济服务 ,为整个社会输送干部和人才 ;吏治是在政治的正确指向下 ,通过教育的培养 ,完成对社会各方面的管理特别是经济的管理的。四环是互相套合的 ,是要均衡发展的。     

试论明代的州县吏治

明代州县处于官僚和社会矛盾夹击的两难境地,是吏治腐败的滋生温床。国家政策的逼迫和自身利益的诱导,使催科赋税虐民过甚;馈送贿赂和过客索要,成为填不满的黑洞;进士举监分途,对州县吏治消极影响极大;狱讼的黑暗和吏胥乡官生员对政务的干涉,形成地方政治的严重弊害。明朝之亡,根源在于州县的残暴和贪贿。     

有关合法性概念及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的几点思考

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如今已成为政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合法性是维持一个政治体系长期存在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柱。在国外 ,对合法性概念的界定存在争议 ;在中国古代则表现为几个不同的层次 ,其君主合法性的取得与维持也有其政治文化与社会等因素 ,而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的基础     

试论中国古代吏治的腐败及其成因

在中国历史上，吏治腐败是历朝历代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贪污、受贿、卖官、奢侈等几个方面，它破坏了纲纪、法治，其结果是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吏治腐败的原因很多，主要有：１在于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２在于封建的官僚制度；３在于封建国家的阶级实质。     

儒家吏治伦理与现代吏治伦理的差异刍议

古代儒家吏治伦理与现代吏治伦理的差异主要在于：父母官与人民公仆的差异,无限权力与有限权力的差异,保障官吏廉洁品质的制度约束机制的差异。     

论朱元璋整饬吏治思想

朱元璋整饬吏治思想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对现实仍有借鉴意义。它具有时代特色,更富于个人创造。它以“重刑治吏”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它虽行之一时,不能久远,可却耐人寻味。     

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道德之维

在合法性形成的过程中,权力除了需要为自身寻找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终极依据,还需要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础作为依托。中国自西周以后,政治合法性的焦点从天上回到人间,德成为构建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实质条件,由此铸就了中国传统政治强烈的道德伦理性格。     

吏治与治吏——新时期中国政府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历史思量

古今中外,吏治与治吏从来都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性问题之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国际成功经验昭示：治国必重治吏,治吏就是治权,治权首在治人,治人难在治心。吏治清明的根本在于制度,必须让权力得到有效制衡。重塑新时期中国吏治与治吏,首在把握人治与法治、官治与民治、律治与心治关系的理路。     

政治合法性与可行性的探求——考察卢梭政治自由观的一种进路

卢梭通过对自然自由、契约自由的论证 ,表明了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和基础在于个人自由权利的维护 ;通过对道德自由、道德风尚、广场集会等一系列环节的强调 ,明确了社会认同是个人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这种对政治合法性与可行性 ,亦即个人权利与社会认同两大领域的全面把握 ,使得卢梭政治哲学呈现出激进与保守、理智与情感、自由与专断等迷离多变的色彩     

评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兼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其历史意蕴

关于唐玄宗时期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论题,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见解."吏治与文学之争"的主要表现,开元初期是姚崇与张说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元中期是张说与宇文融、崔隐甫之间的政治较量,开元后期则是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间"吏治与文学之争"只是这场党争的表现形态,它不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内涵,不是它的焦点,更不是它的本质.封建专制下的权力游戏、君王个人意志的转移以及集团性的腐败,是这场斗争的根源与本质.这使得开元、天宝的朝政由明转暗,文人的人生旅程充满了挫折与苦难,从而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沉郁顿挫、雄健苍凉的内质.     

评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兼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其历史意蕴

关于唐玄宗时期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论题，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见解。“吏治与文学之争”的主要表现，开元初期是姚崇与张说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元中期是张说与宇文融、崔隐甫之间的政治较量，开元后期则是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间“吏治与文学之争”只是这场党争的表现形态，它不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内涵，不是它的焦点，更不是它的本质。封建专制下的权力游戏、君王个人意志的转移以及集团性的腐败，是这场斗争的根源与本质。这使得开元、天宝的朝政由明转暗，文人的人生旅程充满了挫折与苦难，从而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沉郁顿挫、雄健苍凉的内质。     

天命、君权与民心的纠缠——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观念研究

政治合法性针对的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认可问题,它是每个政权都必须面对的永恒问题。虽然中西都有悠久的政治合法性成文史,但政治合法性理论直到近代才兴起,导致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缺乏相应维度。古代世界的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基本模式是君权神授。这表现在中国古代,则有中国形式及其理想状态,其中有三个要素:天命、君权和民心。天是源动力,民是目的,君是中介。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理想的合法性结构,且天与民对君权也能产生有限制约,但实际上,由于君权垄断了天命的解释权,架空了天命,致使古代政治合法性建构无法实现其初衷。     

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吏治与用人策略

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综观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吏治,虽也有贪污腐败现象,但总的来说还较清明,大批良吏在澄清吏治、发展经济、传播文教、处理民族关系等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汉王朝在西南地区的用人策略密不可分.     

太平天国与吏治

晚清道光、成丰年间吏治的腐败,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兴起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太平军占领南京后,靠反清朝腐败吏治起家的太平天国领袖们,却忽视了自身对吏治的整饬.从而严重削弱了太平天国自身的力量.这是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的根本因素之一.与太平天国领袖们不重视吏治整饬的态度相反,清统治者特别是湘军代表人物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痛定思痛,在整饬吏治上狠下功夫,取得了相当成效,从而奠定了战胜太平军的政治基础.1864年太平天国的失败,最终说明重视整饬吏治与否的重要性.     

刘锡鸿吏治思想述评

刘锡鸿是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任驻德公使 ,也是洋务运动时期著名的保守主义者 ,主张从内部整顿吏治 ,以挽救清王朝。他认为整饬吏治须 :成定制 ,赏罚严明 ;维护社会公德 ,整顿土习 ,维护官吏的荣誉感 ;裁减各级政府冗员 ,废除捐输 ;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要做到“以礼驭吏 ,以德率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