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斐多》篇论灵魂不朽

本文认为,在柏拉图<斐多>篇对灵魂不朽的证明中,包含着六个"理智的"证明和两个"非理智的"证明,理智的证明都可以是有问题的,最终,灵魂不朽不是取决于任何证明,而是取决于"亲见",灵魂不朽也不是一个欲待证明的"道理",而是一个"事实".     

柏拉图的“回忆说”和“灵魂不朽论”

摘 要: 柏拉图的“回忆说”和“灵魂不朽论”通常都是被看作是一种不具备严格的哲学真理的神话。本文试图表明,柏拉图“灵魂不朽论”真正所指的对象不是个体式灵魂,而是一种普遍必然的理性。相应的,“回忆说”的核心意义在于理性的运用,这个运用的范围不仅包括那些不依赖于经验的数学知识和逻辑知识,更包括那些从经验出发,并把经验包含在自身之内的理性知识。     

论仙境信仰产生的思想根源

长生不死思想是仙境信仰的本质特征,这种思想导源于远古时期的灵魂不朽观念。当灵魂不朽观从族类生命不朽过渡为个体生命不朽后,与巫觋传统崇拜仙药的思想相结合,从而产生了仙境信仰。     

在神话学与神学之间——柏拉图对话探究之一种

关于柏拉图的研究著述连篇累牍,尤聚焦于柏氏的“理念论”与“理想国”。本文拟另辟蹊径,力图揭示出“柏拉图对话中”所隐含的神学思想。简言之,柏氏的神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柏拉图对古希腊传统神话的批判与净化;二,柏拉图把其伦理学奠基在以灵魂不朽为主的信仰上;三,柏拉图建立了一套既有别于希腊传统又有别于基督教的宇宙创世说。通过分析,我们会发现柏拉图的对话是古希腊传统神话神学向中世纪神学嬗变的过渡形态,而柏氏的神学思想则是西方理性神学和道德神学的滥觞。     

春秋战国时期的“不朽”观念及其新变——从群体到个体、死后到生前

春秋以前的"不朽",指灵魂归于宗庙,享受祭祀.随着世卿世禄制的瓦解,立足于宗族、宗教的"不朽观"被颠覆,而立足于个体的"不朽观"开始出现.叔孙豹通过"立德"、"立功"、"立言",实现个体"名"的不朽;老庄把生命融入自然,实现了个体精神的不朽;杨朱把生命局限在肉体本身,追求短暂的享乐;神仙家则希望延长生命,进而追求肉体的不朽.     

笛卡尔论动物

笛卡尔质疑17世纪流行的关于动物的认识方式,以二元论为基础,采用演绎法,并借助《圣经》和神学理论,以“奥卡姆剃刀”清除了动物身上具有感觉灵魂的设定。笛卡尔认为,动物没有思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感觉和激情,动物是没有意志的“自动机”,动物不是道德主体,不负有任何道德责任。笛卡尔动物观的革命性源于他的形而上学,他对动物并不持有“工具论”的观点,但他的动物观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观。笛卡尔驳斥动物具有灵魂的说法,突出了人的灵魂的不朽性。他看到了灵魂不朽对道德的必要性。笛卡尔哲学对动物的观点是残忍的,其解释并非完全公正。     

伽达默尔式的斐多篇

伽达默尔从其哲学诠释学出发对柏拉图《斐多》的现代阐释认为:《斐多》的意图并非战胜死亡,而是解释死亡;苏格拉底在其中对灵魂不朽的证明,真正证明的是不可消除的死亡恐惧的原初性,而这恐惧正表明了人作为有限存在的自由。     

柏拉图的身体-灵魂观考辨

柏拉图的身体-灵魂观源自苏格拉底临刑之前对身体死亡与灵魂永生的探讨,他据此把世界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在身体与灵魂的关系上,他认为灵魂统治身体,并通过灵魂的三重结构来论证灵魂统治身体的过程。他还在身体与灵魂的关系论中探讨美的本质问题,并且指出绝对的关源自灵魂的善。他在本体和主体两种角度来使用灵魂的概念,对后来的本体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产生积极影响。     

论柏拉图对民主制的批评

西方政治思想界对民主制的批评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批评的民主制是一种多数平民统治的直接民主制。柏拉图批评直接民主制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违背了其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的理念,造成国家秩序与个人灵魂秩序的失范。柏拉图对直接民主制某些方面的批评具有重要价值。     

论柏拉图的回忆说

回忆说的提出是柏拉图分离理念世界与可感世界的一个关键环节,同时,回忆又是把握理念的途径,回忆必须通过感觉而进行,由于“美”的特殊性质,因而对“美”之爱就是心灵回忆起理念的根本条件。回忆说与灵魂不朽、理念论是紧密联系的。 柏拉图在回忆说中一反知识是从对象抽引导出的传统知识来源观,把知识源泉从对象转移到心灵自身,心灵自身对原有知识的回忆,虽然具有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但却是对“普遍必然知识来自何处”这一问题的第一次尝试性解答。回忆说也是发展变化的,对理念的回忆最终演变成一个从可感事物出发逐级概括以至达到最高本质的过程,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并为《国家篇》中的“心灵转向说”及其他对话中的认识论所取代。     

丘处机养生思想略论

追求长生是道家道教文化的古老传统。先秦老庄就已经提出以精神超越为主、以形神合一为归的养生理论，早期道教虽然以老庄思想为理论渊源，但与老庄相比，却更重视肉体长生。全真道否定了肉体可以长生的思想，提出了“全真而仙”的超越理念。但“全真而仙”的超越理念，却使全真道在养生与成仙之间产生了理论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丘处机开始重视养生，并提出了顺任自然、清心寡欲、炼养合一、德养结合的养生思想，从而又把成仙与养生统一了起来。     

贾宝玉的悲剧性格分析

《红楼梦》中的宝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悲剧角色。他的悲剧是一种由外部环境所造成的、命定的窒息。他本身处处充满矛盾,似乎很难让人释怀。但联系作者生平的遭遇,却又不难解释。作者将宝玉作为自身的影子,赋予他极高的天分,寄予他极大的希望;同时又清醒地知道:环境所限,他不可能有何作为,必将走向幻灭。作者生平亦是注定满腹才华,却终生不得施展。二者合二为一,成就不朽的悲剧。     

魂归何处：马王堆一号汉墓T形帛画中的阴阳、神仙思想

学界一般认为,马王堆汉墓是一个受黄老思想及楚文化共同影响的汉代墓葬。实际上,道家阴阳学说与神仙思想对于汉初的葬仪葬制影响也很大。在道家的宇宙生成逻辑中,气聚成精,继生万物。生人若要干预墓主死后命运,力所能及的便是设法聚合死者的精气,故而T形帛画中描绘了大量阴阳合气的场景,旨在期冀墓主由此能“出死入生”。同时,该帛画上的璧、龙组合促成了死者从肉体存在到永恒灵魂、由此世到彼世的转化。流行于战国末期至汉初的神仙思想认为,人类在神的指引下修炼成仙,可和神一样超脱时空约束,但又不像神那样完全与尘世俗乐隔绝。从神仙思想出发可以清晰地看到帛画除却“铭旌”与“魂幡”的第三种用途：把灵魂从地府召回之后,正面朝下平铺在内棺盖上的帛画与内棺、轪侯夫人尸体在第三重棺内部会产生某种互动,它指引逝者的灵魂循着灵璧的孔进入神仙世界,而不是引导灵魂上天或入地。     

试析康德伦理思想中的自由

以启蒙主义为主导精神的近代哲学走入困境之时,康德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一方面,他调和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之间的根本矛盾;另一方面,以＂自由＂为其理论之根基,试图找出形而上学发展之路的同时,还开启了伦理学的全新视野。尽管康德的＂实践自由＂赋予了人类理性独特的尊严,但他的理论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值得探究。     

个体与社会:孔子重“礼”原因双维度

孔子重"礼",对周礼的迷恋近乎痴狂,但他对周礼进行了与时俱进的修改和充实,一方面扩大了"礼"的社会基础,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限制;另一方面提升了"礼"的内涵,将"礼"与"仁"有机结合起来,赋予了"礼"以"仁"的灵魂.基于对"礼"的重新阐释和改造,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研探出孔子重"礼"的原因:一是孔子认为"礼"为个体趋"仁"的必然途径和桥梁;另一是孔子认为"礼"是社会和谐的必要工具.     

瞿秋白早期创作与俄罗斯文学

该文以瞿秋白早期文学创作活动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为研究对象 ,认为瞿秋白在接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时 ,显示了人格的矛盾 ,一方面他注重外在的行动 ,另一方面却迷恋托尔斯泰主义。瞿秋白在具体创作中 ,借用托尔斯泰等作家的表现方法进行文体实验 ,在“五四”文学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论泰戈尔的自然观

泰戈尔的自然观是印度传统思想与西方现代科学自然观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生命一体化"、"万物同情观"的印度古代哲学思想,另一方面他吸收了西方现代科学自然观的有益成分,形成了他的既具有一定科学性,又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和民族哲学底蕴的自然观。他认为自然既具有物质性,又具有精神性;既富有人性,又富有神性;人类将由亲证自然万物、与万物相结合而实现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最终解脱。     

庄子“真人”考辨

庄子《大宗师》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通过《庄子》全书的比读,可知真人是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材料来源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的深远影响。     

黄宗羲的魂魄说及其与天主教思想之交涉——以《破邪论》与《天主实义》为中心

黄宗羲从其气一元的宇宙本体论和重视经世史学及社会教化的实学立场出发,在批判继承朱熹魂魄说的同时回归先秦儒学原典,批判了民间迷信及佛教、道教的魂魄说,指出人只有一魂一魄,主张人与物因气之差异而理亦相异,以人性与物性根本不同因而不能相互转化批判了轮回说,并对祭祀之感格及灵魂不朽给予了理性解释,维护了儒家传统信仰。利玛窦则基于天主赋魂说与天堂地狱赏罚论,批判了儒家的魂魄说、佛教的地狱轮回说,并给予儒家的祭祀以非宗教的解释。从黄宗羲信奉主宰世界的昊天上帝,认为圣贤灵魂不灭,以及承认儒家祭祀之非宗教世俗意义等方面来看,恰好可作为儒家主流学者对于利玛窦所倡导和推动的适应中国国情的传教策略的批判和反应。     

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论辛弃疾与南宋爱国词

辛弃疾是南宋爱国词人群的主帅和灵魂,他继苏轼之后,进一步拓展词体的艺术容量和抒情功能,在解决新内容与旧形式和传统表现手法之矛盾的实践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辛弃疾对于词体的革新,一方面提高和强化了词的文学功能,把词体改革推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他的词作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弊端,暴露了南宋词创作中的诸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