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范仲淹集团“朋党”问题辨——以腾宗谅事件争议为例

“朋党”问题在宋代具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宋仁宗景祐年以降,关于范仲淹集团的“朋党”纷论为一时之湖.本文将焦点集中在庆历年间引起朝廷激烈争议的腾宗谅事件与范仲淹同仁的联系上,意在以滕宗谅事件为平台,着力对事件发展过程中范仲淹和同仁的观点与作为展开细致梳理,对事件有关联作用的其它因素特别是宋仁宗的态度进行深层次触摸,目的是辨识这一时期反复出现的对范仲淹集团的“朋党”之斥是否为公正之指陈.本文认为,范仲淹及同仁确有集团意识,但是其行径无“朋党”之迹.     

转换一种思维模式重新审视元杂剧——序《元杂剧通论》

对田同旭新著《元杂剧通论》进行了全面批评,重点对《元杂剧通论》所提出的在民族文化融合之多元文化背景下重新思考评价元杂剧这一个基本思路,给予了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同时又进一步认为,《元杂剧通论》是迄今所见论述作家作品探讨问题提出观点汇集资料最多最全又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元杂剧研究专著,反映了当代元杂剧研究的最高最新水平。     

浅论元杂剧繁荣之内因

元杂剧的出现不仅成为元代文坛上最艳丽的鲜花 ,同时在文学史上也获得了与唐诗、宋词并称的地位。它代表着我国古典戏曲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元代社会空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是元杂剧繁荣的社会原因 ,而元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为元杂剧的繁荣准备了群众条件和物质基础 ,同时元代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和个人爱好又成为元杂剧繁荣不可缺少的政治因素。这些是元杂剧繁荣的外在原因。元杂剧艺术自身发展的历史继承性、戏剧演出的社会化和商业化以及剧作家与戏曲艺人的贡献等关联着元杂剧繁荣的内在原因。     

元杂剧演述体制中的说书人叙述质素

元杂剧演述体制中遗留有许多说书人叙述的质素 ,如“一人主唱”演述体制中的说书人叙述痕迹、元杂剧宾白所含的说书体、虚拟性动作与解释性语言相结合的演述方式、以及结末语的运用等方面 ,由此可以见出说书人的叙述手法和程式对元杂剧的影响与渗透 ,以及元杂剧文体形式之与说唱文学的种种关联之处。而元杂剧演述体制中所保留的如许说书人叙述的质素 ,正是元杂剧脱胎于早于其成熟的说书人叙述方式的明证。     

多维视角下的元杂剧研究述评

20世纪元杂剧研究成就巨大,元杂剧研究更成为一门体系性的学科。关于元杂剧的研究文献相当丰富,研究者从各方面对元杂剧进行研究,如元杂剧的题材来源、元杂剧中所体现出的民俗文化、元杂剧所体现的语法、元代文人与杂剧兴盛相互关系等。总体看来,研究者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研究视角的多维性是20世纪元杂剧研究的主要特点。     

蒙古民俗文化影响下的元杂剧的特征

元代特殊的时代环境使元杂剧不可避免地受到蒙古民俗文化的影响。元杂剧中有很多爱情剧、宗教剧和反映大团圆结局、节日竞技及节庆时杀羊造酒等习俗的情节,这与蒙古民族的思想、文化、习俗关系密切;元杂剧塑造了众多英雄形象这与蒙古族崇拜英雄的民族情结不谋而合;蒙古民族的审美风尚使元杂剧总体上呈现出酣畅淋漓、热烈奔放的风格;元杂剧程式化的表现手法也与蒙古民族的民间文学诸如英雄史诗、胡仁乌力格尔、好来宝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元杂剧中使用了大量的蒙古语,更直接地反映了蒙古文化对元杂剧的影响。     

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杂剧之爱情婚姻剧研究

元代系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统一的中央王朝,其间民族文化交融非常活跃,并且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在当时民族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元杂剧与唐传奇对中国传统婚姻模式的反映即有所不同。元杂剧对才子佳人爱情的描写等,反映了当时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关于爱情婚姻方面的崇尚自然、较少束缚;当时比较宽松的思想政治环境,及其对封建礼教的强力冲击等,均对元杂剧之爱情婚姻剧产生明显的影响。     

元杂剧宫调、曲牌运用情况的量化研究

本文以宫调使用规律与其相互关系———宫调用途———曲牌间的相互关系为阐述思路 ,对元杂剧宫调、曲牌运用情况进行量化研究。首先阐述元杂剧中宫调的使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 ;其次 ,结合前人与今人对宫调用途的观点 ,试探讨元杂剧中宫调的用途 ;最后 ,通过了解曲牌的复现率来探讨曲牌间的相互关系 ,并尝试提出与传统的“套”相区别的“组合”概念     

元杂剧兴盛的思想文化背景

元杂剧在金元之交的兴盛,是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以至失衡状态下超常规的产物,带有蒙元文化的鲜明印记。本文从元杂剧赖以形成的北曲的特质、蒙元文化多元交织的形态特征、全真教与元代理学的离合关系等方面,对元杂剧兴盛的思想文化背景进行了富有新意的发掘和归纳,力图将元杂剧兴盛原因的讨论引向理性思维与文化学的高度。     

元杂剧中的民俗文化研究论要

元杂剧中的民俗描写是受元代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地域环境、文化价值观念的多重影响而产生的,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与文化个性。深入考察元剧民俗文化遗存,从民俗的、历史的、文化人类学等多角度关注研究元杂剧,对进一步丰富元杂剧的研究领域、挖掘元剧的文化底蕴与文化精神、提升元杂剧的研究水平无疑有着特定的推动作用。     

因袭还是创造?——论元杂剧的形态特征与艺术本质

元杂剧题材和情节的特征是由元代杂剧艺术独特的生存环境决定的。与传统的文人文学相异,以市民为接受主体的剧场演出才是元杂剧艺术最重要的存在方式。市民趣味的制约和俗文学传统的影响成就了元杂剧的独特艺术本质。     

浸乎世风 染乎世情——全真教与元杂剧关系谈

本文从道家思想与全真教的关系切入,对元杂剧中关涉全真教的剧目进行了剖析,并据以历史事实指出： 元杂剧中的氤氲道气是全真教对元代社会巨大影响这一世风世情浸染的结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杂剧中存在着终极意义层面上的审美超越倾向     

范仲淹出生地考辨

关于范仲淹的出生地,学界目前主要有“徐州说”“苏州说”“正定说”三种。“徐州说”最早见于南宋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苏州说”主要源于《宋史·范仲淹传》等。相较前两说,“徐州说”论据较为充分,数百年来一直为学界认同。近年来,苏州学者方健先生又提出“正定说”,认为范仲淹出生于宋河北路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综合多方面材料进行考辨,发现“正定说”与范仲淹父亲范墉归宋后的任职履历不符,存在对史料的片面解读,且依据不充分,无法撼动楼钥关于范仲淹出生地的论断。因此,还应以“徐州说”为是。     

元杂剧平民化倾向初探

通过对元杂剧作品及其创作者生平事迹的探讨,由元杂剧创作者的平民化,选材立意的平民化,主人公的平民化,创作原则的平民化,演出的平民化等几个方面论证元杂剧的平民化倾向。从而指出,元杂剧的平民化倾向,正是元杂剧走向鼎盛,并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感召力的重要原因。     

被“化约”的文学世界：士风叙事下的范仲淹及其文学创作

范仲淹的士风观内涵丰富,主要表现为以“四民”说为角色意识基础,以敦教育、慎选举为士风振起途径,以不离中道为理想士风状态。传统士风叙事对范仲淹形象的化约遮蔽了其文学世界的诸多层面,如基于“中道”观的文学思想,以精英化的制度关怀表达淑世情怀的方式,以及层次丰富的隐逸书写等。在对范仲淹的士风叙事中,欧阳修引入“外和内刚”说,力图补完当时对庆历士风畸重于“刚”的印象;苏轼持“一定之见”说,强调政治定见与操守,将其纳入旧党的思想谱系;宋后的题咏则将其化约为若干标签化的士风印象。“士风”作为一种方法,为全面认识范仲淹的文学世界提供了契机。     

论元杂剧作品中的梦

本文分析了元杂剧中对梦境的描写及基本情况 ,对元杂剧中梦与情的关系、梦与现实的关系、梦与悲剧意识的化解作了探讨。指出梦是现实痛苦的一种消解方式。     

元杂剧媒妁形象管窥

元杂剧中有丰富多样的媒妁形象,无论是以牟取经济利益为中心的职业官媒,还是以成人之美为出发点的非职业媒妁,他们在中国传统婚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对元杂剧中媒妁形象的探析,能更好地认识媒妁在元杂剧中的作用,了解元代媒妁文化及元代的婚姻礼俗观念。     

论元杂剧中的佛教剧

元杂剧中的佛教剧远比道教剧少,而且,当时政治地位最高的藏传佛教缺位,这与藏传佛教大多在宫廷活动而且不用汉语、杂剧作家大多为汉人有关.元杂剧中的佛教剧主要表现禅宗南宗曹洞、临济两个支派的生活,这与当时汉地的佛教生态大体一致.元杂剧佛教剧面向世俗大众,具有鲜明的游戏品格.     

元杂剧中清官情节透视

本文通过分析清官情节的文化渊源和元杂剧中清官情节产生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及元杂剧中清官艺术形象,剖析了元杂剧中清官情节产生的时代意蕴,即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进一步加剧,吏治的黑暗,权势的肆虐,民怨的沸腾,是元杂剧中清官情节产生的原动力,元代杂剧作家的悲恨与幽愤、狂狷与宣泄、忧思与呐喊、求索与抗争的复杂心态是元杂剧中清官情节产生的催化剂,一个不畏权贵、刚直不阿、朴实练达、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为民请命、为民除害而又机智果断的带有浓厚传奇色彩的理想化人物——包拯清官艺术形象是元杂剧中清官情节最生动而鲜明的展现和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