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与"文学":胡适文学改良主张再认识

要准确评价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意义,充分理解其深远持久的影响,乃至深入认识新文学的性质,就必须对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概念之基本内涵加以仔细认真的辨析。白话的上升与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国语运动的深入和"现代"意识的萌发有着内在联系,白话本质上是一种现代语言。对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自觉的确认过程,也是文学观念、价值取向发生深刻裂变,文学格局进行重大调整的过程。由对"白话"概念的整体考察可以感知"五四"文学革命的丰富内涵。     

"亚东本"小说序跋与古典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范式的建立——以胡适为中心

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系列白话小说最显著的特色就是由当时活跃在新文化运动第一线的名人为其新作序跋,以胡适为代表人物.通过对胡适序跋的深入研究,我们看到,胡适通过"亚东本"小说序跋创造了"从考证出发的治学方法"为主干的古典小说现代学术范式,并从社会、历史、语言、文学多元视野来探索小说价值,本文认为胡适所作的序跋正是其建立小说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也向西风舞一回——论胡适与白话翻译文学

胡适是用白话写诗的第一人 ,也是用白话译诗的第一人。他论及翻译的某些主张 ,给中国的语言文学带来了深远影响。胡适的翻译思想可以归结为 :要改造中国文学 ,必先从白话做起 ;要普及白话文学 ,必先翻译外国文学。胡适倡导的白话翻译文学 ,为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普及提供了话语支持     

普通话"子"缀词在南宁白话中的存在方式

南宁白话词没有"子"缀.本文揭示了普通话"子"缀词在南宁白话中的三类存在方式,并从构成、意义、色彩、读音四方面作了说明.     

"五四"时期作家的语言探索及其意义

"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在实现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换之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努力提高白话文的表现力,使其既能表达复杂、曲折的文意,同时又具有关的特点.在追求这样一个目标的过程中,鲁迅、冰心等作家实验了在尊重汉语自身规律的前提下,提高汉语表现力的方式,并对后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从胡适的文学创作重审其早期诗学理论

胡适的早期诗歌创作,具有三种布局白话诗、白话词、白话曲.他的文学创作基本上和他的早期诗学理论相符合.结合胡适的早期诗歌和诗学,可以发现他的理论主张并非是对传统诗学的完全反叛,它实质上是晚清"诗界革命"的延续和发展,对新诗理论的构建有铺路之功.不过,胡适的早期诗学理论也有与"诗界革命"不同的地方,比如提倡白话文学为正宗,激进地批判了传统诗词的地位及其艺术价值.这些不同之处来源于胡适的文学进化论观念.     

试论胡适的“白话唐诗”观

胡适认为,白话是"活"的语言,言文一致,优美而适用。他从白话化和历史进化的双维同构视角,发掘、建构了一部中国白话文学谱系,并且指出它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他认为大多数唐诗都是白话文学、或近于白话的作品,代表着文学演进的正确方向。这种新的阐释不仅是对唐诗遗产价值的肯定,也是对东方文化中具有普世意义成分价值的维护。胡适的"白话文学(唐诗)"观与他对祖国本土文学资源有较多的感性认识相关,但主要还是得益于世界文化史、科学史和学术史的启迪。     

胡适与"中国自由党"始末

在胡适派自由主义者学人中,胡氏最先动了组建"中国自由党",从事合法的反对党活动的念头.在酝酿组建"中国自由党"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胡适是同仁一致希望出面组党的最佳人选和新党成立后的党魁.但胡适却既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不抱信心,又放心不下他人的反对党活动,总担心其越出"合法"范围.加上蒋介石政权原本就没有为反对党提供生存的空间等因素,"中国自由党"最终胎死腹中.     

“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新探胡适倡导新文学的宗旨观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于1918年提出的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唯一宗旨”观,但近百年学术研究尚未以科学的思维对其丰盈内涵作出详解.本文试图对胡氏新文学建设的宗旨观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予以新探.“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对其“枝叶”文学主张的化零为整的概括.国语文学与白话文学在胡氏表述中是同义语,但实质上是有区别的;而要理解国语文学的内涵,必须弄清白话、国语、方言这三个关键词的趋同性与差异性.胡适对建设何种形态新文学作了这样的理性设计,即分为“工具”、“方法”、“创造”相互关联的三个逻辑步骤,只是对“工具”(白话为利器)、“方法”(具体技艺)作了详解,而“创造”则从略了;至于“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之间的辩证关系,胡适着重强调了后者.这样的“唯一宗旨”观,实际上成了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并驾驰驱的理论旗帜和实践纲领.本文对其新探,发掘出不少新思想、新见解及其偏颇之处.     

试析“文学革命”时期胡适语言文字变革空间的开拓

《文学改良刍议》在"温和"的行文之中实则是相当革命的内容,完全颠覆了中国古代文学既有的雅俗格局,为中国现代书面语的转型以及现代文学语言的诞生开拓了新的空间。《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立一个整体的文言与白话二元对立,而由白话取代文学的历史与现实的场景,必然涉及到空前的复杂性。《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思路表明胡适的白话思考与倡导的重大进展,"国语"的标出使得之前文言、白话二元对立的诸多问题都化零为整,而得到极大的超越。胡适这三篇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最为重要的论文,构成一个重要的语言文字变革的空间,并开放而不断生长。     

富有“创造的思想力”的文学观——评胡适《白话文学史》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显然是一部为"造今日之文学"而"造"出来的"史"。与其说胡适在写史,倒不如说他在表明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以叫作"评判的态度"。他评判的正确与否在今天已经昭然,但《白话文学史》的根本意义不在于评判的正误,而在于评判本身所显示出来的文学观念的革新。这点在今天来讲仍然有启发作用。     

试论现代汉诗形式的发生

新文学的发生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而“新诗”的发生是其中的突出部分。形式问题是考察现代汉诗发生的中心问题。由于“诗界革命”和西方诗歌汉译的推动,晚清民初的诗歌形式尽管开始出现裂缝,但仍未能真正摆脱古典诗歌的形式成规。直到后来胡适敏锐地抓住语言问题,高擎“白话”大旗,引进西方自由诗形式,以《新青年》杂志为“白话诗”的重要话语据点,才逐渐呈现出一条现代汉诗形式的发生线索。     

浅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

五四运动后,我国思想界各派学说竟起,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以至混淆了这场论争的性质。通过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胡适固有的民主和自由思想以及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可知,这场争论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中发生在学术界的一场充满自由平等氛围的争论,胡适＂问题与主义＂的矛头不是指向马克思主义,而是指向当时中国学界不够科学的各种思想方法。     

纪实传真 重史轻文——论胡适的传记文学观

胡适是现代首先提出“传纪文学”概念、积极从事相关研究的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奠基者;也是最早从事现代传记文学写作,躬身践行其理论主张,自成一家的创作者;更是终生不懈、卓有成效的现代传记文学倡导者,在现代传记文学开创、发展上,有着独到的贡献。胡适以西方传记文学为参照,批评中国传统传记;以史鉴和教化的经世致用目的,倡导以“纪实传真”为核心的现代传记文学。作为开创者,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偏颇疏漏,如源于史传传统、功利目的、学术思想的重史轻文的偏向;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评价上的武断片面。因此时下不少论者认为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片面肤浅,许多已为后人超越。然而在胡适所处的时代,这一切都富有创造和挑战性。对一个开风气的人,不能苛求。何况胡适对中外传记文学有较深入的了解和比较研究,创作上有自己独到的风格特色。时至今日,他的理论主张与传记作品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历史地陈述和解释胡适的现代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是当下传记文学研究与创作必不可少的一步。     

梁启超、胡适的初晤与"研究系"的思想转向

<梁启超年谱长编>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两种重要年谱都认为梁启超和胡适的初次见面是在1918年11月23日,这一说法被许多论著沿用.其实,此说有误.1918年底梁启超因参与北京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讨论,同时筹备私人赴欧考察事宜,致使未能与胡适在11月23日如期会面,直到梁启超从欧洲回来以后,1920年3月21日两人才在林长民的家中第一次正式见面.这两位知识界领袖的初晤颇具象征意义,透露了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及新知识分子群体演变的某些迹象.     

胡适与北洋军阀

胡适,作为一名忧心国家命运的爱国学,他不满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主张建立“好人政府”,实行“联省自治”,以维系国家的统一,消除军闯的混战,促进国内的和平;作为一个改良主义,他所主张的“好人政府”成为服务于北洋军阀的工具,他所鼓吹的“联省自治”也成为军阀割据的借口。他只求改善,不求推翻,最终决定了他与北洋军阀的关系：抑闯不成反拥阀。     

纪实传真,重史轻文——论胡适的传记文学观

胡适是现代首先提出“传纪文学”概念、积极从事相关研究的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奠基者;也是最早从事现代传记文学写作,躬身践行其理论主张,自成一家的创作者;更是终生不懈、卓有成效的现代传记文学倡导者,在现代传记文学开创、发展上,有着独到的贡献。胡适以西方传记文学为参照,批评中国传统传记;以史鉴和教化的经世致用目的,倡导以“纪实传真”为核心的现代传记文学。作为开创者,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偏颇疏漏,如源于史传传统、功利目的、学术思想的重史轻文的偏向;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评价上的武断片面。因此时下不少论者认为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片面肤浅,许多已为后人超越。然而在胡适所处的时代,这一切都富有创造和挑战性。对一个开风气的人,不能苛求。何况胡适对中外传记文学有较深入的了解和比较研究,创作上有自己独到的风格特色。时至今日,他的理论主张与传记作品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历史地陈述和解释胡适的现代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是当下传记文学研究与创作必不可少的一步。     

批判与接受:鲁迅与胡适对梅兰芳的文化选择

在以"改良旧戏和创造新戏"为指向的中国现代戏剧改良运动中,鲁迅和胡适都曾对中国传统"旧戏"进行过激烈的批判,但是由于个人性格、审美旨趣、处世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对于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鲁迅的批判呈现浓重的"个人批判"色彩,而胡适则采取了与鲁迅迥然不同的态度。     

《少年中国》与中国新诗审美形式观念的确立

彻底否定中国传统诗歌,弃置中国传统诗歌的一切审美原则,使得胡适等初期白话诗人的新诗理论先天性缺养。《少年中国》在重新审视传统的基础上,不但找到了胡适理论模式的缺陷及其症结所在,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纠正胡适理论模式的理论设想。《少年中国》对中国新诗审美形式观念的开拓与确立,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