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的权利本位论

法律本位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表明法律的终极价值关怀,而法学基本范畴的确定则是法律本位的前提.在采纳"权利-义务"与"权利-权力"二元范畴的基础上,通过考察法律本位的源流以及目前学界关于环境法本位研究现状,表明我国应以社会利益优位下的权利本位构建环境法的体系,并区分环境公法和环境私法中权利本位的不同内涵.     

环境权利义务再分配的困境分析

一、个体责任的演变困境:生产者责任延伸与环境致害关系人责任 污染者负担、致害者赔偿是常识性的正义要求,但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具体应用,则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制度内涵需要不断拓展.在拓展过程中,传统的责任承担方式被改革,各种具体的责任制度被创新.环境保护是-个新型的法律探索领域,创新是必然趋势,但其缺陷就是法律对接问题,即环境法与民法、行政法、刑法等理论的承继与发展问题.显然,环境法的革命性太强,且承继性不足;环境法律制度设计的问题针对性、实用性均较强,但理论基础薄弱.由于社会是整体的、联系的,如果过于关注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是否会引起其他社会现象的连锁反应,乃至欲速则不达.     

修改《环境保护法》为《环境法》的基本构想

将《环境保护法》修改为《环境法》将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本法律保障。《环境法》应该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基本法律,应该是宣布国家环境政策、目标、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基本理念的政策性法律,应该是规范环境资源领域重大问题、全局问题,具有长远影响的核心法律,应该是与现行各单行防治环境污染法律、自然资源管理法律具有不同内容、风格并且可以成为其他环境资源法律生长点的综合性法律。《环境法》的指导思想、基本框架和重点内容应强调:贯彻生态系统方法,推广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加强其生态法性质;确认公民环境权、参与权、知情权,规定公众参与制度;规范政府行为,规定政府环境责任制度;规定"制定法律、政策和规划等宏观活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公益环境诉讼制度"。     

走出法哲学基本理论困境的路径

当代法哲学面临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学三个层面上的基本理论困境,即法的事实与价值、科学思维与形而上学思维、理想语言现与日常语言现的对立,并因此而形成"三大"法学流派的对立.人类理性是以不同的法律思维方式、用不同的法律语言形式把握和表达不同的法律对象世界,在法的不同层次上具有不同的指导原则、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所以,解决好法哲学基本理论问题--法存在、法语言和法思维的关系问题,是走出法哲学理论困境的可能途径.     

历史哲学视角下环境法独立性之阐释

透过历史哲学的视角,可以对法律体系作原生部门法与次生部门法的"两分法"理解。原生部门法包括民商法、行政法、刑法和程序法,次生部门法包括经济法、社会法和环境法。在这一视角下,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属于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所产生的基本问题域,其内在逻辑是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内外界限。在此意义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次生部门法在法律体系上具有完备性。作为次生部门法的环境法,其具有独立性的根据是环境法律关系的客体属于环境基本问题域。     

论环境法目的的实现——法律工程研究进路下的立法思维转变

当前盛行的“泛道德化”环境法理论研究无助于环境法实践,此进路下的环境法目的更是无法实现,因此需要转换环境法目的研究的方法论,选择法律工程研究的进路,从客观的环境损害出发,用任务法的思维指引环境立法,将环境法看成是应对环境损害的“规划”.环境法目的的实现依赖于若干时间节点上的环境法“任务”的完成,任务法面向的环境法不仅可以纠正当前环境法律存在的不足,亦可以协调环境法律之间的内部矛盾,建立环境法体系的良好秩序,使环境法律得以系统化.     

对中国环境法法典化路径的反思

环境立法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可是环境法律系统化这一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愈加突出。因而学术界有人呼吁将环境法法典化以解决环境法律松散、矛盾等问题。法典化的趋势是否就是环境法律系统化的正确选择,从《德国民法典》等法典诞生的历史规律来看,环境法律的系统化还需从长计议,从法典演进的历史规律中也不难发现法律系统化的路径。     

我国环境法对环境利益消极保护及其反思

环境利益是环境法产生的基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环境法在部门法中的分工决定了环境法应该以环境利益为应然本位。现行法律体系在保护环境利益方面存在着保护格局不合理、关键内容存在缺失、调整方式不"合身"等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环境法对环境利益采取消极保护态度的体现,对此我们应予以反思。     

论我国环境法主体的社会化理念

不容回避的是,我国环境法的研究陷入了困境,出现了环保法律的大量出台与环境污染的迅速恶化并存的局面,使人们感觉到环境法的“无能”与“无助”。我国现阶段自上而下的环境管理体制很难得到人们内心的认同,以致无法调动人们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使环境法成为少数学者的法律。实际上,环境资源是一种典型的公共资源,这种属性决定了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环境法应该具体细化各个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使他们感觉到自身利益与法律的密切相关性,使环境保护社会化,从而参与环保,形成环保的强大动力。     

新形势下我国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关系之再思考

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环境法制萌芽发展,遵循"环境政策先行,环境法律跟进"的演进模式,二者在各自的完善路径上呈现出多元化、综合化及体系化的特点,在传统关系上二者从"分歧对立"走向了"协调配合"合力共治环境问题。在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持续深入的新形势下,二者的关系势必需要重新审视:运用环境法哲学"系统论"的思维,从整合化的视角实现环境法律政策的一体化——构建纵向上一体化多层级、横向上综合化开放性的环境法律政策制度体系,从"环境统治"向"环境善治"飞跃。     

资源与环境约束下企业行为与政府行为的选择

企业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导致企业倾向于"资源-产品-废弃物-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的产出模式.依靠市场的力量和传统经济管理思维模式下的政府介入无法有效解决中国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因此,转变政府传统的经济管理思维模式,建立对企业进行补偿、激励和惩处机制才能彻底根治中国资源利用率低下和环境进一步恶化的现状.     

环境法兴起及其法学意义:三个隐喻

环境法的出现被称为"法学革命".环境法的兴起对当代法学具有多重意义:以"流浪者"为隐喻,分析传统法学理论对环境法发展构成的障碍,借以探讨"环境法革命"一说发端的理论根源;以"革命者"为隐喻,试图论证"环境法革命"应当具有三重内涵,即环境法的兴起在法学的世界图景、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三个层面对传统法学做出"革命性"突破和改变;以"守望者"为隐喻,表明环境法在当代法学研究整体发生后现代转向的背景下具有的价值和意义,要以"环境法革命"理论为突破口,实现传统法学的"后现代转向",实现环境法学自身的范式建构和调整.     

环境法的裁判解释初论

环境法的裁判解释是法官针对具体案件所适用法律的内容和含义做出的说明,是法律解释方法在环境案件中的具体应用.环境法的裁判解释为有权解释、个案解释.环境法的裁判解释应遵循合法性、合理性、整体性、史实统一性、明确具体性原则,以探求准据规范的字面含义、探求的法律规制意图和立法目的、探求法律规制对象的客观本性和社会意义为思维路径,采用语言学、社会学、系统论、目的论等思维方法来进行法律解释.     

安全、公平、发展:环境法的价值谱系——兼论《环境保护法》第一条之修改

法律价值作为法律目的的内在规定是法律目的探讨的起点和归宿 ,并深嵌在人们此在居处的安排之中.人的发展和自然循环之间不发生不可逆冲突,维持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是一切生态圈成员的生存基础,而人类的破坏性生产方式和消耗性消费方式正严重威胁着这一基础.环境法只有渗入人的此在居处,促成自然的稳态循环,才能避免生存基础的颠覆.环境安全、环境公平和社会发展作为环境法的价值谱系是构成这种保护的基本内容和价值目标.     

环境法人初论

环境法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环境自身具有价值,环境要素也是环境法的主体.设立环境法人是对环境进行保护的有效手段,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环境法调整机制变革与企业的环境责任

在"可持续发展方式乃最佳经济发展模式"日益成为全球共识的背景下,企业在环境法调整机制中的分量不断增重,分析企业环境责任的商业诱因、内涵及其面临的挑战,成为全球化时代人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环境法调整机制的变革 环境法调整机制一直处于变革之中.以1972年与1990年代为界,环境法调整机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其发生了两次转变:一是由国内层面的"命令与控制"机制向"国际合作"机制的转变;二是由"政府主导"模式向"政府/企业合作"模式的转变.     

环境法调整机制运行双重失灵的主要症结

工业文明在带来GDP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同时也使因环境问题而形成的利益关系束进一步复杂化.此境况无疑对法律的利益调整功能提出更高的要求.环境法作为"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演进进程中的重要利益调整工具,其利益调整机制之运行自然就成为当前凸显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就现实境况而言,环境法调整机制在运行中却面临诸多的现实挑战,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环境法调整机制运行过程中的"双重失灵"问题,即"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论社会保障的"中国模式"

经历了20余年的艰难探索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水平不断提高,制度日臻完善,一种社会保障的"中国模式"日渐清晰.这一模式的形成可从三方面予以解析:首先,比历史上欧美国家艰难和"残酷"得多的环境和条件以及承担的改革转型时期的功能期待,构成了社会保障"中国模式"的基础.其次,国家决策、国家调控、国家管理的"国家主导型"体制是中国社会保障的体制特征.第三,目前存在的问题不是社会保障"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今后中国社会保障要实现城镇型→全民型、差别型→公平型、保障型→福利型、政策型→法律型的转变,以使社会保障"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魅力全面地展现出来.     

"圆明园铺膜事件"对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拷问

我国环境影响评价立法和执法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在立法方面,对违法建设者不仅应要求其补办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还应对其处以罚款;应规定环评机构①就其评价结论的内容向法律负责;应当明确公众参与的途径、程序和救济方法.在执法方面,应当着力解决一些行政主管机关"有法不依"、对某些行为主体"违法不究"、对环评机构管理不力等问题.同时,应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完善与我国环境法的整体完善有机统一起来.     

环境法只能调整生态利益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

针对环境法的调整对象能不能囊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法学界引发了(一场大论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环境法只能调整人与人的关系.2.环境法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但又通过人与人的关系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明确用"直接"和"间接"这两个词.3.明确认为环境法只能直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但又可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间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4.认为环境法律关系既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没有闸述在实定法中是否及如何确立"自然"的主体地位,"自然"的权利及救济方式.5.认为环境法能够直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力图在实定法中确立"自然"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自然体也可以作为原(被)告.这种观点彻底打破了传统的社会关系、法律关系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