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总结与文明史的书写——《中华文明史》读后

在当今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一体化的背景下,文化的多样性和趋同性、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不仅是影响现实国际关系的深层根源,也是决定全球人文发展的关键因素。如何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前提下实现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如何在缓解不同文明冲突的过程中推动人类文明的融合,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这既需要我们对人类文明的整体演进过程进行全面总结,寻求普遍性的规律,以探求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走向,也需要我们对各区域文明进行阐述．探索各种文明自身发展的独特历程,在叙述某一种文明——特别是有漫长历史过程的文明——的演进轨迹中,分析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因素,审视其解决文明冲突的方法,促进文明融合的智慧,为全球文明史研究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独特的方法论。     

汉魏六朝时期女性传记的书写范式及其文体面相

刘向《列女传》不仅是作为中国古代杂传的“始”作之一,在女性传记写作方面,更有开创之功,为此后的女性传记写作树立了典型范式。刘向之后的汉魏六朝时期,踵继刘向《列女传》,正史之外,产生了大量的列女类传,虽大致不离贞孝,然与时推移而常有别裁,选取的入传女性及其品性具有显著的时代性,扩大了刘向《列女传》中对传主范围的设定,拓宽了女性传记的发展道路。同时,单篇女性传记也不断涌现,这些女性別传,多出于名士之手,以其独特的观照视角与书写方式,成为汉魏六朝时期杂传创作中值得注意的类型。以“列女传”及“别传”写作为代表的女性传记在整个汉魏六朝杂传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在宏观层面,女性传记是汉魏六朝时期杂传多样化类型的显著体现,与其它杂传类型共同构成汉魏六朝时期杂传的整体生态。在微观层面,女性传记又呈现出与其他杂传不同的独特文体面相与美学品格,成为汉魏六朝杂传中具有明显标识度的杂传类型。以刘向《列女传》为“始”的汉魏六朝女性传记写作及其所建立的书写范式和审美传统,持续影响着后世女性传记书写甚至小说戏剧等女性形象的塑造。     

论古代传记与现代传记的差异——兼评杨正润《现代传记学》

历史地考察,古代传记与现代传记之间存在质的区别,应做严格的辨析。从18世纪后期起,西方社会伴随着对＂个人＂发现,传记写作与理论认识发生变化,出现以书写＂个人神话＂为主旨的现代传记,而与历史本位、道德教化的古代传记不同。不论东方西方,古代传记自然属于史学范畴,而书写＂个体生命过程及价值＂的现代传记则类同于文学。     

论方外传记中的类传

方外传记中的类传,是专门记载性质相同、行为相近的僧侣、道士或世俗教徒事迹的一种传记形式,它产生于魏晋时期,以后代代相承,颇有发展。其中《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人类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则记载了中国僧人和朝鲜、越南僧人以及中亚细亚僧人总计56人西行求法的事迹,是一部具有国际意义的僧人类传。明清以来,民间佛教与居士佛教开始发展起来,因此,描写世俗教徒的类传也得到发展,清代彭际清所编的《居士传》,可谓居士类传的集成之作。僧人类传在形式上受到史传中的类传的影响,但是在记载内容、思想观念和叙事风格上都有明显的差异。     

晚明人物小传的书写与现代传记的萌芽

晚明人物小传在表现内容以及传主选择两个方面已表现出现代传记的萌芽迹象。本文分别从注重个体主体性、个体性情书写以及个体不完满性表达三方面探讨晚明人物小传表现内容的现代传记萌芽特征;又从其选择无用人、弱势个体、被侮辱个体作为传主来探求其传主选择方面的现代传记写作意识。藉此,本文认为尽管晚明人物小传的现代传记特征只能算是萌芽,但它作为充分内因,与西方传记大量输入这一外因条件共同促使了中国现代传记的出现。     

创作在作家传记中的表述——以张爱玲传记为例

本文以张爱玲传记为例,归纳分析作家传记在处理传主创作问题时的四种主要方式,即:生平叙述的传记立场,详细分析传主作品的赏析笔调,寻觅传主与作品间内在关联的路线,指陈传主小说人物与故事的来源的对号导读方式。     

论传记作者与传记真实的关系简

传记文学的真实性与传记作者密切相关。一方面,传记文学的失真与传记作家未能严格遵循真实性原则有关。而导致传记作家未能遵循这一原则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客观存在的一些因素,如材料的不真实,统治阶级的淫威与亲友的压力,以及史家一以贯之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传统的影响,也有传记作者本身道德修养方面的缺陷,或为了迎合读者的兴趣,或为了功名利益,或为了个人恩怨。另一方面,传记作者也是传记真实的捍卫者。为了维护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古代传记作者和批评家们曾从多方面作了积极努力,既为我们留下了一大批真实可信的传记作品,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有关传记真实性的理论。     

商人传记文本的书写与差异——以明代侨居商人王海传记的考察为例

明中后期,商人从客贩到定居成为趋势。王海作为身系山西阳城、河南夏邑和永城三个不同地域的商人,因其独特的影响力和机缘巧合造就了原籍地、入籍地和居住地颇具不同地域特色的传记文本,这些传记文本的内容及书写特点反映了传记写作者的文化观念差异。透过对王海各种传记文本类型和写作者的内在考察,无论是山西还是河南的地方志写作者都具有明显的地域认同印记,而在理学家和文人士大夫笔下则彰显了他们个人的儒家思想主张甚至是人生抱负。     

一沙一世界——论传记主人公的选择与整体性

整体性是左右传主选择的一条关键原则。就传记这一文类的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基于史而臻于文的叙述,因此,传记的整体性原则包含两个基本方面：认识的全面性（史的要求）和艺术的完整性（文的指归）。可是,选择传主的动机常常会破坏这种整体性。本文通过分析三种类型的传记（纪念性传记、认同性传记和排异性传记）来说明整体性是传记选择的基石     

论清代传记创作的繁荣及其原因

本篇从三个层面探究清代传记创作的繁荣现象及其繁荣原因。首先明清易代的复杂背景,对于清代传记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突破,意义非小,它不仅激发了清初士大夫史传写作的热情,而且促使了清代史馆的常规化建设。其次,清代史馆制度的完善不仅使官方传记有序、全面地走向繁荣,而且带动了士、民各个阶层传记创作的良性繁荣。最后,女性传记创作的繁荣代表着清代传记创作的整体繁荣。     

西方作家在中国的域外传记书写研究

西方作家在中国的域外传记书写是中国文学界与传记研究领域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这类传记是在“西学东渐”、中西交融的基础上诞生的,现已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这类传记的审美价值与人文思想内涵明显地带有中西传记、中西文学观念之间相互碰撞、冲突和交融的痕迹。这类传记的出现和发展加速了中国传记和中国文学现代转换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从深层意义上揭示了合理的对外文化交流政策、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对中西文化、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刘劭《人物志》的才性品鉴法

主要从四个方面分析中国古代人才学系统性理论著作刘劭《人物志》的才性品鉴法:一是《人物志》人物品鉴的现实针对性;二是其人才分类对传统阴阳五行思想的吸收与借鉴;三是用列表分析的方法对《人物志》按德、法、术三种标准分出的十二种人才类型进行比较分析;四是其具体的人才考察方法。     

论清初女性传记的独特性

清初女性传记在写作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女性自我意识的强化:这些女性传记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传主多方面的突出才华;它们还以欣赏之情书写了传主与男性以及与其他女性的交游情况。     

论蔡元培的传记写作

蔡元培并不是一位以写作传记而闻名的文学家,但在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传记作品.在接受启蒙教育和“自由”读书的过程中,他积累了良好的传记写作素养,逐渐形成了对中国传记文化的认同感.随着政治革命、教育革新等活动的展开,他更是积极写作各种人物传记,其中的革命家传和亲友传最具特色.晚年在胡适的影响下用年谱体写作自传.尽管蔡元培的志向并不在传记写作及研究上,此外亦无十分深刻的传记理论见解和非常自觉的现代传记文体意识,但对中国传记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具有一定的助推作用     

论刘劭《人物志》中的逻辑思想

刘劭的《人物志》一直以来被当成是一部人材学著作,而该书中所渗透的逻辑思想却不太受重视。笔者将谈谈《人物志》中隐含的“名实观”、“论辩思想”、“推论方法和分类形式”等逻辑学思想。     

传记理论的新历史主义阐释——兼论格林布拉特的传记理论与实践

传记可以说是当前学术界的热点,但传记理论中也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处理传记中的真实与虚构的问题。我们发现新历史主义关于历史与文本的关系的论述,即历史的文本化与文本的历史化为我们处理传记中的真实与虚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研究莎士比亚的实践具体地阐述了如何处理传记中的虚构与真实的关系,给我们当前的传记理论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巴金传记的写作以及重写

巴金传记写作不仅数量多、持续时间长,而且有不少创作者对其进行了重写,通过对他们初写和重写的巴金传记的比较,不仅可以看到文学界对巴金的认识不断深入,而且可以感受到20年来传记写作观念、写作理论、写作水平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