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视域下的乡村文化振兴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文化振兴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的重要部署。在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既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在明确协调城乡文化发展关系和高质量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目标和原则基础上，构建“过程相嵌 资源共享 主体合作”的乡村文化振兴实施框架，以城乡党建结对共建、协同推进“两创”、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发展、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人才共育共享为抓手，以乡村文化振兴决策的协作优化机制、乡村文化振兴资源的动态倾斜机制、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的多元合作机制、乡村居民文化权益的共同保障机制、乡村文化安全风险的协同防范机制为保障，全方位、全过程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资源的整合融合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意味着中国资源配置逻辑将历史性地转向农业农村地区进行优先发展,这不仅在理念上要凝聚共识,也要在认知上形成总体框架,从而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宏观目标转化为助推乡村振兴实践的具体思路。进入新时代,中国乡村要振兴,必然要求乡村资源禀赋结构、乡村资源配置逻辑、乡村资源认知水平等发生历史性变革,从而达到与现代乡村功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实践等内在要求高度匹配。鉴于此,需要构建认知框架,从战略层面和策略方面思考乡村振兴的“资源来自哪里”“资源用于何处”“资源如何转化”和“资源何以重构”等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要求。     

乡村振兴: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起点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时代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对新中国立国之初优先发展工业化的战略回应;乡村振兴是解决现阶段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手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能更好地传承乡村文化和保护农耕文明,为实现城乡文化融合发展创造条件。乡村振兴在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推动基础设施的城乡对接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分享,为农民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创造条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分析

公共服务关乎民生、连接民心,是民生福祉的直接体现。公共服务融合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而目前我国城乡公共服务的巨大差异已经成为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阻碍。为进一步明确我国当前城乡公共服务融合水平,通过构建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指标体系,基于熵权法测度了全国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水平和各个维度的发展差异。研究表明：2010—2020年间,我国城乡公共服务融合程度以2014年为拐点,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其中城乡基础设施融合发展水平上升最快,城乡教育融合发展水平上升最慢;各省份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水平空间差异较大,上海最高,山西最低;各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不一致性。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研究——从农民工再嵌行为切入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城乡关系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作为重要的乡村发展思路之一,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与农民工再嵌行为联系紧密,使农民工再嵌行为成为研究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效且独特的切入点。与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工流动不同,农民工的再嵌行为所涉及的流动是农民工为改变脱嵌状态的流动,也是为结束流动而选择的流动。从农民工再嵌行为切入,在描述和分析农民工再嵌发生和路径的基础上,结合城乡融合发展趋势,探究农民工再嵌行为的内在逻辑,最终形成以推动农民工完成再嵌为核心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历史脉络、理论逻辑、推进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追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脉络、理论渊源,研究其主要推进路径,有利于更好地开展我国新时代农业农村工作。从历史脉络看,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历史逻辑;从理论逻辑看,乡村振兴战略依循了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和城乡关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城乡融合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伟大实践;从推进路径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     

新经济背景下城市转型与乡村振兴的融合路径探索

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为城乡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城乡融合发展符合经济发展要求。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导致我国城乡功能存在较大差异、资源配置失衡、城乡功能互补性不强、产业融合度差等问题,严重制约城乡融合发展。针对城乡融合发展问题,需要从创新体制机制、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健全城乡功能、加强社会资本引导、统筹城乡转型发展规划等方面来探索发展路径,以此实现城乡共荣式发展。     

基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视角的城乡融合研究

基于2010—2019年中国31个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测算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并基于此测算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以及采用GMM估计法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城乡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显著,且乡村发展滞后于城镇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的区域差异显著;城乡融合发展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其中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滞后一期、利益协调水平、要素流动水平、统筹协调水平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生产力水平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不显著,增长极水平对城乡融合发展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推进城乡利益均衡分配、健全城乡要素流动机制、建立城乡统筹协调机制、增强乡村地区聚集效应等,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基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和难点所在,而“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必须回溯到城乡关系的时空对话之中找寻答案。梳理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流变,剖析城乡失衡背后的乡村现代化困境,对于探索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特色方案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坚持以系统思维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凝聚乡村振兴的制度合力;坚持以辩证思维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提升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坚持以创新思维推进治理体系升级,增强乡村振兴的组织活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研究

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是当前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出现的必然趋势,这一举措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动城乡义务教育公平实现。但是,当前我国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遭遇诸多现实困境,即存在认识偏差、城乡义务教育资源供给不均衡、教师队伍城乡不均,财政投入失衡。乡村振兴背景下,需要树立城乡义务教育整体发展理念,均衡配置教育资源,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统筹城乡财政投入,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各项保障。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与新时代推进路径

国内外城乡关系的理论演进表明,城乡融合是发展中国家城乡关系发展的新选择。中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城乡关系进入到强调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新阶段,但是还存在要素融合、产业融合、空间融合、生态环境融合、治理融合、制度融合等方面的差距和短板。弥合差距、补齐短板是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路径选择的主要方向,主要思路包括健全体制机制、加强政府引导,全面深化改革、强化多轮驱动,坚持核心发展理念、彰显中国特色等;对策措施包括坚持市场取向、强化利益导向,聚焦县域、加强节点建设,优先保障乡村建设并有所偏向等。     

空间视域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莱西市为例

我国县域空间单元在实现全面乡村振兴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已受到高度重视。在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切入点得到了极大关注。从空间视角通过对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青岛莱西市县域案例研究,旨在探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实践与经验。研究发现,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需把城乡空间整合置于更大的空间尺度和层面才会得到更深入认识和理解;在抽离化和再嵌入两种重要的空间整合机制及“空间冲撞”作用下,莱西市县域城乡空间格局正在发生重构。其城乡空间重构表现出的基本变化趋势是：由空间分隔走向整合,由空间分散化走向集中化,由空间同质化走向差异化。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业特色小镇的功能价值、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业特色小镇具有产业功能、社区功能、生态功能和文创功能,是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在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过程中,农业特色小镇功能价值的发挥受到产业内生性增长较弱、农业科技人才缺乏、培育建设资金投入有限、治理体制相对滞后、人文关怀不足等现实困境的影响。进一步延伸特色产业链、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创新经营管理方式、完善治理体制和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应当成为未来农业特色小镇的优化路径。     

城乡二元结构视野下的乡村振兴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经验是,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在当前中国基本制度设置中,一方面农民既可以自由进城务工经商,也可以选择进城安居生活;另一方面国家为农民保留了返乡退路,以备进城失败的农民可以退回农村.正是因为进城失败有退路,农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进城,国家也不担心因为经济周期造成进城农民失业所引发的社会政治不稳定,中国因此有了城乡之间的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和相辅相成的关系.在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2035年之前,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是要为占农民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保底,要解决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困难,回应他们的诉求.要防止当前学界、政策部门和地方政府实践中已经普遍蔓延开来的激进的乡村振兴解读,倡导积极稳健的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及协同推进路径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已经成为国家顶层设计和理论关注的重点主题。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内在逻辑的关联性,包含部分和整体维度、时间和空间维度以及功能和价值维度的统一。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的实践误区体现在政策制定中的偏向化和分散化、政策执行中的非连续性和强制性以及政策目标设置中的非均衡性和人本性缺失。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的"最优解"必须从政策制定协同、执行协同和目标协同三个层面联合发力,以系统化的协同路径推进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发展。     

新苏南模式：乡村振兴的一个解释框架

新苏南模式作为一个“主动式”与“内源式”的乡村建设实践范式,为理解中国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话语下,苏南乡村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动力、产权结构形式、经济增长方式、乡村发展目标上均产生了质的转向,主要以制度创新为实践驱动,从而消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在振兴理念上,通过户籍制度、就业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的变革,以促进城乡融合;在振兴手段上,通过“三集中”的实践策略,以落实乡村有效治理;在振兴指向上,通过多元合作与网络化发展的路径,以建立一个“村庄空间—中心社区—城镇地域”多中心的城乡融合共生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