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关何处?——19、20世纪之交日本"满蒙回藏鲜"之学的兴起及其背景

19、20世纪之交,日本的东洋史学逐渐成型,所谓"满(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鲜"之学迅速崛起。本文要讨论的是这一日本东洋学转变时期的学术变化及其政治背景,并通过这一变化反观中国现代学术史。日本东洋学界这一转变,一方面受欧洲东方学的影响,所谓"超越中国"的中国研究开始兴起;一方面由于日本的崛起和所谓"亚洲主义"思潮的影响,日本的兴趣从传统汉族中国偏向所谓"满蒙回藏鲜"的历史地理研究,与日本政界重建国际地位和扩张领土的野心有关。与此同时,中国对于"周边"的历史地理研究,虽然早已有西北史地与蒙元史研究,但此后的学术研究却没有能够与现代民族国家的重建,以及政治领土的确立发生真正的交集,因而只是在欧洲和日本所谓"西域南海之学"或"满蒙回藏鲜之学"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绝学"。如果仔细对比日本东洋学界对"满蒙回藏鲜"的兴趣和中国学界对"四裔之学"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两国政治的巨大差异和两国学界不同的历史意识。     

“东洋伦理与文化”——第十八次韩中伦理学研讨会综述

第十八次韩中伦理学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对于＂东洋伦理与思想＂、＂东洋社会与文化交流＂、＂道德伦理的实际与应用＂、韩国多元文化社会的＂道德恐慌＂、现代社会与警务伦理、伦理的国际开发协力、＂以人为本＂的伦理意蕴以及大学统一教育等问题展开了展开了多维度、宽视域和深层次的学术交流,对于伦理学科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百年来我国“东方史”建构的国外背景、理论探索与问题

"东方史"是东方学中的综合性总体性的基础学科,需要丰富的东方学各分支学科的基础积累和体系性的理论建构,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在这方面,近百年来国外已有的东方史建构可以为中国的东方史建构提供借鉴。日本学者最早提出"东洋史"建构设想,相关著作最多,对中国影响最大。欧美的东方史建构开始于东方古代史,而东方通史往往被包含在世界史的框架内,这种模式在中国也有译介和影响。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中国东方史的建构进展缓慢,同时也为今后的研究预留了广阔的空间。中国特色的东方史建构应该突破国别史简单相加的东方史布局,突破"三大文化圈"之类的拼合结构,尝试建立以中国为重心的东方史,使东方史成为中国史的一种自然延伸,并通过东方史的建构,确认中国的东方大国的地缘属性与文化属性。     

论中国和日本接受西洋文明的异同

从“东洋”、“西洋”的概念变化中 ,来比较中日两国在吸收“西洋文明”中所采取的“中体西用”、“文明开化”的方针和过程的异同     

侵华思想的倡导者与践行者——试分析福泽谕吉的侵华观

福泽谕吉是近代亚洲侵略思想代表人物之一,他为日本政府设计的"东洋政略"和"脱亚入欧"等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侵略扩张蓝图也对日本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影响极大.尤其是从19世纪80年代到甲午战争前后,为了实现其"东洋战略",大肆制造侵略舆论,寻找战争借口,美化侵略战争,为战争摇旗呐喊,使其成为甲午中日战争的倡导者与践行者.     

近代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

近代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虽然只有六七十年的历史,却是传统的日本汉语音韵学向现代的日本汉语音韵学转变的过渡时期.它的特点是:在汉语音韵学的各个门类上都已造成了蓄势待发的势头;汉语音韵学在传统"汉学"与新"东洋学"理念冲突下,两种学术倾向并存;注重"训点"等新材料的挖掘,使音韵学研究更加具有科学性;沿袭与发展"比较"的传统,进一步强调域外材料对音韵学研究的作用,扩大音韵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其时代局限性:汉语音韵学研究带有明显的"草创"印记,许多课题的研究尚需深入;各个门类成果比重不平衡;一些研究领域有待于进一步确立;现代实用性功能还不突出.     

陕西大学堂教学活动考

根据新发现的清末报刊文献 ,对湮没不彰的陕西大学堂的学制与教学、教习与师资管理、学生管理与学潮作了历史性的考证。结论指出 :陕西大学堂的创建 ,奠定了近代陕西高等教育的基础 ,也成为陕西地方教育由书院制度向学堂制度转折的标志 ,同时也标志着以引入西方高等教育学制和管理为特征的新型教育体制的形式。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史分期与“近世”问题——日本东洋史学的理论探索及其价值

19世纪末日本的那珂通世最先以“上世/中世/近世”的西洋式历史分期法来撰写中国通史,接着内藤湖南提出“宋代近世说”并进行论述,后来宫崎市定予以继承和发展,且将“近世”与西洋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相对应、相比较,遂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史亦即所谓“东洋史”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上古/中古/近古”与“上世/中世/近世”之间、“近世”与“近代”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逐渐明晰,“近世”的内涵逐渐得到确定和确认。“近世”既是“中世”后的时代,也是“前近代”的时代,是一个崭新的变革时代。这样的“近世”不仅是东方史的分期术语,也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历史性质的判断用词。“近世”论以及“上世/中世/近世”分期法,打破了以往以改朝换代为线索的史撰模式,将东洋史纳入了世界史体系,又颠覆了西方人关于东方历史只有改朝换代周而复始的历史这一刻板的印象,具有很强的史学理论价值,不仅对日本东洋学、东洋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中国20世纪后一百多年的历史学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金瓶梅》崇祯本序列评议

《金瓶梅》崇祯本,以眉批来区分,主要有3种类型,即三字行眉批为主的、以东洋本为代表;四字行眉批为主的、以北大本为代表;二字行眉批与四字行眉批数量不分上下的、以天津本为代表。分析此3种版本间的序列关系,主要就是探寻它们之间的承传情况以及其祖本和刊刻的早晚。通过对各本的序跋、插图、回目、卷题、眉批、侧批、正文文字以及东洋本正文的缺叶等诸多方面的比较可知,东洋本与北大本具有共同的祖本,东洋本沿袭了祖本,而北大本改变了行款;天津本又从北大本一类而来,且第1回正文回目由"弟兄"改为"兄弟"。     

老北京的洋车夫——“妞儿德子”

说起洋车并不是现如今什刹海“胡同游”拉着老外串胡同的三轮车,而是19世纪末从日本引进的用人力拖拉的双轮客运车,因此也叫东洋车。最先引进的是上海,当时的东洋车车身很高,木头车轮包铁皮,走起路来哐啷哐啷响,颠得厉害,坐着很不舒服,一般人都不愿问津。     

东洋词境：晚清民国时期中国词人的异域创造

晚清民国时期，词境由域内向域外延伸成为词史发展的重要现象，而东洋词境堪称其中意蕴丰富且极具价值的方面。此期中国赴日词人或出使，或留学，或旅居，目的不同，身份亦殊，导致他们的创作意图与创作心态以及由此生成的东洋词境格外复杂。东洋词境的“身外之境”集中于对东洋山川、民俗与新生事物的描摹，而“身内之境”则普遍隐含着“异国—祖国”的情感结构。由于中日关系的变动、群体选择的歧异、词学宗尚的异趋，“异国—祖国”的情感内涵与呈现存在着变化与差别。东洋词境是晚清民国时期中国词人异域创造的结晶，是词人创作进境与转境的重要表现，是对中国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大力弘扬。     

“天”思想的类型与哲学的展开

将中国哲学史上随时代发展含义有所不同的自然、宗教、政治、伦理道德等范畴 ,以人类的存在和道德关系为标准 ,区分为自然天、主宰天和形而上学的天。揭示出“天”向形而上学演化的过程 ,阐明了东方宇宙观、自然观、世界观与“天”的密切联系 ,探索以“天”思想解决现代环境与人类关系问题的途径。     

中国古代文献记录的南海“泥油”发现

中国古代文献记录了利用南海"猛火油""泥油"以为能源的信息。具体史事最早的明确记载,在五代后周时期。有学者将"猛火油"与西北"石漆"并说,注意到了这一发现与海底石油资源利用的关系。考察分析相关史迹,有助于理解和说明南海石油早期发现的历史。海洋资源之深度开发体现的文明进步,也许可以将有关"泥油"的历史记录看作纪念性标志之一。"泥油"发现或与有关"海底"的地质学、水文学、生物学知识积累有关。宋代文献所见对"大海底""深海底"的海洋资源开发,以对珊瑚、珠蚌的采获为例,上溯探索"海底"的技术渊源,可以至于秦汉时期。     

近代以来日本学界阳明学解读的文脉

近代以来的日本阳明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这一阶段学者或将日本阳明学视作“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或将其作为“东洋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否定；第二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学者从近代化角度为阳明学赋予积极意义，代表人物是岛田虔次；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日本根本就不存在阳明学。近代日本阳明学解读的变化与日本在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密切相关，既受到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又反映了日本在西方与中华两种强势文明之间难以自处的复杂心态。当代学人应辩证地看待近代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在东亚思想史的内在脉络中考察东亚阳明学乃至东亚儒学的特点，从而为客观认识东亚传统文化提供有益启示。     

中国西部最早的高等学府——陕西大学堂

根据对清末报刊文献的再发掘 ,清理出从春明学舍和青门学舍→养正书院→崇化书院→游艺学塾 (格致学堂 )→陕西大学堂→西北大学的清晰脉络 ,并对陕西大学堂的源流、承袭、沿革、校舍、校政、宗旨等作了全面的历史性论证。结论认为 :陕西大学堂是中国西部创建最早的地方性、综合性的新式高等学府 ,奠定其后组成西北大学的基础 ,同时也是陕西地方教育由书院制度向学堂制度的转折 ,标志着以引入西学为标志的新的高等教育体制的形成     

日本东洋文库所见滇版伊斯兰教文献题录

清代云南曾刻印大量的伊斯兰宗教和文化典籍,对于丰富发展伊斯兰文化和推动伊斯兰教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献价值。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珍贵文献亡佚严重,日本东洋文库部分珍藏有滇版伊斯兰教相关文献。     

品尝日本的中国“陈酿”

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书籍的交流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日本有关古代贸易的记载中，从中国运抵日本的“泊来书籍”一直受到后 人关注。但直 到清末，国人 始对日本保存的中国古籍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其中杨守静、董康等一批人曾先后作过一些描述，特别是利用日本旧藏出版的《古逸丛书》及利用金泽文库藏宋版翻刻的《千金方》、《千金翼方》更引起了国人瞩目。至于道听途说来的“静嘉堂”、“东洋文库”所收藏的宋元秘本，东京神田神保町的古旧书店等，更早就是我心仪已久的地方。 我是应东京大学邀请前往日本的，于是，我首先参观了…     

福泽谕吉中国政策观的骤变——东洋盟主与脱亚入欧

明治初年日本人在对外关系的认识上呈现出三重性结构,致使福泽谕吉等人在论及东洋与西洋的关系时,主张以实现日本的东洋盟主地位来遏制西洋。但出于对中国清朝通过洋务运动以增强国力的担忧和警戒,便很快转向“脱亚入欧论”。这几乎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日关系中的一项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