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异质性视角下农户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家庭发展能力框架构建农户脆弱性影响因素分析框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5期数据,通过交互效应面板模型研究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农户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以工作时间、教育支出和保险支出衡量的内生动力均会对农户脆弱性产生影响,其中工作时间、保险支出降低了农户的脆弱性,然而教育支出由于“因学致贫”在短期内反而会增加农户脆弱性,中长期（4年）才能有效降低农户脆弱性;宏观环境主要代表的政策环境能够有效降低农户脆弱性。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农户脆弱性的关键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未来中国的防贫治理需要双管齐下,从激发内生动力和维持帮扶政策两个方面防止低收入农户返贫,警惕农户“因学致贫”和“因学返贫”现象,普及农村成年劳动力和老年人的商业保险覆盖以及重点关注负担期和空巢期的农户脆弱性。     

城市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测度、因素识别与消减策略

全球化、高科技、高风险的社会特征给城市居民家庭带来巨大风险冲击,其贫困脆弱性问题值得关注。贫困脆弱性是指因风险冲击而使得家庭或个人未来生活水平降到贫困线以下的概率或可能性,在反贫困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在贫困脆弱性的概念与分析框架基础上通过CFPS数据对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识别其中的影响因素,这是进行前瞻性政策设计的前提与基础。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在户主年龄、就业状态等维度呈现一定的特征分布。总体而言,有将近一半的城市居民家庭属于贫困脆弱性家庭需要政策的干预。文化程度、生活支出、家庭资产、地区、重要事件、婚姻状况、就业状态、社会保障、社会关系等是影响贫困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尤其要重点关注收入变动性贫困脆弱性。可以通过兜底保障、风险缓解、能力提升及行动改善等手段来消减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     

分布与消减:灾害的群体脆弱性探析——兼论我国灾害社会管理的构建

关于灾害与社会群体的关系与互动分析是灾害管理政策产出的理论基础。本文聚焦灾害的群体脆弱性的分布机制与消减策略,先是揭示灾害问题与灾前社会状态的存续性联系并视之为一种社会问题,并提出"脆弱性分布"概念并将其与风险分配概念进行比较;进而指出群体脆弱性的多重要素在自然与社会维度上的双重配置过程;最后,本文提出以构建灾害社会管理为路径来达成灾害的群体脆弱性消减目标。     

基于农户行为的我国耕地保护研究与展望

农户作为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耕地耕种的实际使用者,在耕地保护中起着关键作用,农户的耕地保护积极性能否充分发挥,直接影响到耕地保护战略目标的实现.本文从农户在我国耕地保护的地位与作用、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因素和提升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对策建议三个方面对我国基于农户行为的耕地保护研究进展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对进一步开展衣户耕地保护行为的研究进行了展望:实证研究仍将是主流研究方法,从断面调研逐步走向定点的纵向观测;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提升的政策切入点是研究的重点;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机制融入惠农政策之中;新生代的农户将逐渐成为研究的主体.     

脆弱性与风险:农民工人生风险的另类分析

当下对风险社会的研究逐渐从整体主义转向个体主义。在个体主义方法论视角下来考察农民工人生风险问题,发现存在着个体的风险差异和风险的个体差异。究其原因,这与农民工群体的脆弱性有关。通过分析农民工脆弱性的暴露、天生弱点、结构性脆弱、防备能力不足和缺乏反应能力这五个方面的表现,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措施,以降低农民工脆弱性,提升其防御和化解人生风险的能力。     

缓解还是加剧：政府补贴对贫困农户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意味着农村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下阶段仍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各项工作。利用2020年鄂南山区S县贫困农户脱贫质量调研数据,研究政府补贴对贫困农户脆弱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与贫困农户脆弱性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政府补贴的增加会显著缓解贫困农户的脆弱性;政府补贴与脱贫农户脆弱性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政府补贴的增加会显著加剧脱贫农户的脆弱性;政府补贴会通过降低脱贫农户自主创收的积极性来加剧其脆弱性。鉴于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建立科学监测机制,合理运用政府补贴的减贫功能应对零星的返贫与新增贫困问题,防止大规模返贫现象发生;对脱贫农户的后续帮扶应以产业帮扶、就业帮扶等生计类帮扶为主,帮助其构建可持续生计框架,审慎使用并适当减少对其直接转移性资金补贴,避免产生适得其反的帮扶效果。     

政治风险视域下国际工程项目系统的脆弱性研究

基于项目系统脆弱性的视角,分别从能力维度(核心竞争力、相对议价能力和综合适应能力)和风险暴露维度(项目属性的暴露、企业属性的暴露和交易属性的暴露),识别并探讨影响国际工程项目系统相应于政治风险的脆弱性因素,并依据能力维度和暴露维度的高低将系统脆弱性分成4种状态,针对每种脆弱性状态的特点,给出承包商可采取的相应策略.最后选取了6个典型国际工程项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国际承包商在高政治风险区域展开国际业务时,可依据项目系统所面临政治风险时的脆弱性状态采取合适的策略以更好地管理政治风险.     

精准扶贫视阈下脱贫农户脆弱性研究——以山东省A村为例

自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以来,我国扶贫事业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随着脱贫工作渐入尾声,如何保证脱贫农户能够在未来有效地应对风险,实现稳定脱贫,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为研究脱贫农户应对风险冲击的可能,在借鉴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建立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山东省R市A村脱贫人口的生计状况展开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已脱贫农户仍然存在着较高的脆弱性。结合R市不同层级政府对扶贫政策的具体落实情况,进一步从贫困识别和退出机制不完善、扶贫缺乏长效机制建设以及扶贫忽视联动治理效用三个方面对脱贫农户的高脆弱性进行了原因剖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国际工程项目的脆弱性与政治风险的相关性研究

在分析国际工程政治风险形成机理的基础上,通过文献综述法识别22个国际工程项目的脆弱性影响因素,并采用因子分析法建立国际工程项目的脆弱性评价指标;通过问卷调查法获得134个国际工程项目的信息和政治风险损失,并采用TOPSIS法测量其工程项目的脆弱性,分析两者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政治风险是工程项目外部干扰和系统脆弱性相互耦合的结果,在相同干扰度下,国际工程项目的脆弱性与风险损失存在显著正相关。国际承包商可以依据工程项目的脆弱评价指标以及脆弱性与政治风险的关系,不断改善和降低工程项目的脆弱性,从而更好地应对政治风险,并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     

论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制定的法律规制

在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下,环境标准的制定主要是政策选择而非科学活动.我国由于忽视环境标准制定背后的利益博弈,忽略对博弈过程进行规制,造成环境标准制定中的乱象.根据风险社会理论,考虑我国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制定中的现状,我国在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制定进路上应选择优先适用“基于风险”进路、“成本—收益分析”进路,最后适用“基于技术”进路的倒三角模式.在风险沟通模式上,应综合运用听证会模式和共识会议模式.在立法形式选择上,我国应在《重金属污染防治条例》中设专章对重金属污染防治标准制定的进路、风险沟通进行规定.     

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

针对现阶段我国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四项农业补贴政策,在理论分析了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对农业补贴政策的响应,并运用"江西省农业补贴与农户耕地耕种变化"专题调研的390份问卷,实证研究了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对农业机械化提高、低毒农药的使用、先进农业技术的运用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对劳动力投入天数、农田基础设施投入、种植绿肥面积和施用农家肥基本没有发挥作用;粮食直补对促进低毒农药的使用和农业先进技术的应用有显著的影响,但对兼业农户的低毒农药的使用影响远大于专业农户,对专业农户的先进农业技术的使用影响要大于兼业农户;良种补贴对专业农户和兼业农户的先进农业技术使用都有显著影响,对专业农户的激励作用要大于兼业农户;农机具购置补贴对专业农户和兼业农户的农业化水平提高都有显著影响,对专业农户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兼业农户。研究最后提出了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的几点建议:改变福利式的农业补贴形式,整合资金形成合力;针对农户耕地保护的具体行为表现,找准农业补贴政策的切入点;减少政策实施运行成本,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充分尊重农户的意见。     

基于农户视角的耕地流转影响因素研究——以山东省茌平县为例

本文通过对茌平县的280个农户进行入户调查,分析了当地的流转现状,为研究农户对耕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奠定了基础。研究方法:二元logistic模型。研究结果:家庭经济因素对耕地流转的影响最大,人均耕地面积对耕地流转影响偏小。非农劳动比例、户主文化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人均耕地面积、区位、地块分散程度促进了耕地流转;家庭总人口、户主年龄、农业收入比重对耕地流转具有反向作用。     

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纳入生态效益的农户补偿标准

生态补偿是实现环境保护的重要经济手段,而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是保障补偿政策可行和有效的关键。以水稻生产为例,在选择实验的设计中纳入了生态效益的考量,借助Multinomial Logit(MNL)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方案的受偿意愿,基于此测算了兼顾社会支出最小化原则和农户利益诉求的生态补偿标准。实证结果显示：（1）补偿金对农户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激励作用。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标准为：化肥、农药分别减施1%的补偿标准是63.15元/公顷·年和49.65元/公顷·年;化肥农药施用量改善到国际平均水平和有机生产水平的补偿标准分别为7 544.40元/公顷·年和11 280.60元/公顷·年。（2）具有户主身份、年轻、受教育程度高、种植规模小、兼业化程度高、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效益认知程度高、偏好风险以及耕地面源污染治理政策措施了解程度高等特征的农户,更愿意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据此建议：将农户参与纳入耕地面源污染补偿政策制定环节,补偿标准核算应充分考虑农户经济损失和生态效益,借助各种现代媒体有针对性地向家庭中有话语权的农民进行环保宣传和教育。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政策认知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 ——基于湖南省衡阳市田野调查的研究

农户作为农业生态环境的主要受益人,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前我国实施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中,政府主导的农村环境治理得到了显著的效果,但要取得长期可持续治理效果,提高耕地质量保护的水平,农户的行为参与和实施程度至关重要。文章基于湖南省衡阳市254个试点与非试点区域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探索了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政策认知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机理与效应。结果表明:农户面源污染治理政策认知是通过农户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间接正向影响农户的行为意愿,进而影响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且试点区政策的推广对农户行为的影响效应较强。建议:政府应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相关的政策及措施宣传,同时致力营造积极的治理氛围,并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以巩固和提升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效果。     

农业保险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门槛效应与作用机制

基于583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及门槛模型,从保障水平维度分析农业保险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效应,并基于农业生产行为视角考察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仅在越过失效区间后,保障水平的提高可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且对农户的风险型相对贫困脆弱性和资本型相对贫困脆弱性均具有显著缓解效应,但对前者的影响效应更强;就作用机理看,有效区间内,保障水平的提高主要通过促进农户扩大土地投入规模与提高农机应用的农业生产行为,进而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就农户异质性看,有效区间内,保障水平的提高可显著降低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相对贫困脆弱性,且对小农户的影响效应更强。因此,需通过提升保障水平、健全农险与农业信贷融资的协同互动机制、增强农险政策指向性以提升农户的内生发展动力,推动农业保险助力防贫。     

脆弱性、风险承担网络与农村贫困研究——基于湖南10村调查的数据分析

农村贫困人口的脆弱性风险及其风险承担网络与贫困可能性问题研究,是近几年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基于中国中部10村实地调研所取得的数据库,采用Logistic Regression（ LR）模型分析了农村贫困人口的脆弱性风险以及风险承担网络对贫困发生可能性的影响,并同时检验VRP假设和RTNP假设在解释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有效性。本研究发现：农村贫困与农村居民的脆弱性风险因素中健康风险、财产风险、环境生态风险有着显著性的关系。从风险承担网络角度来看,基于正式支持网络所带来政策效应以及基于非正式支持风险承担网络对其贫困发生的可能性也有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