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验主义法治——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一种方法论进路

实验主义治理思想是当前新兴的治理理论,具有若干突出优势,对当前中国法治实践和理论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倡导实践、实证、实验的研究方法,提出实验主义法治新构想,即从实验主义治理理论出发,重新理解中国法治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提供新思路。中国现代治理实践中已存在实验主义倾向,当前地方治理自主性不断增长,使得中国具备构建实验主义法治模式的条件。实验主义法治以实践为核心,从目的、结构和方法三个层面重新审视中国法治实践。在目的上,以框架性目标取代理论独断;结构上,以网状结构突破层级体制;方法上,强调法治评估在实验主义框架中的核心位置,并促使其从绩效考核向路径实验转型。     

地方法治量化评估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以S省依法行政第三方评估为例

全国多个省市的法治评估实践经验表明,建立科学的地方法治量化评估指标体系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现实意义。地方法治评估有其特定的理论定位,为此需要处理好法治理论与实践的普适性与特殊性、国家法治建设顶层设计与地方法治评估、法治评估的一般功能与特殊功能、地方法治评估的无量纲化与不可公度性四大关系。S省法治评估起步较晚,具有自身特色,但也存在偏重工作考核、评估中立性不足、指标设置以及考核方式有待完善等问题。构建科学合理的地方法治量化评估机制,需要解决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法治理论研究与评价指标设置的协调;二是地方法治评估的中立性;三是指标内容设置的合理性;四是定量与定性的有机结合。     

立法量化评估方法的规范适用研究

立法量化评估,因其方法上的精确性和科学性,一直以来为学界和实务界所推崇。但当前我国立法量化评估的理念与方法之间仍存在脱节的问题,这具体表现为实践中存在的一系列适用误区。比如,评估实践中既存在“去工具化”的倾向,又易混淆基本的算术法则应用场景,加之常见的数据收集错误,以及绩效评估工具的不当引入,为立法量化评估的适用带来了许多障碍。对此,立法评估人员应当正确判断立法量化评估规范适用的前提,避免立法量化评估方法的不当适用。      

法治指数评估的理论反思与前瞻

法治指数评估在我国的兴起既是法治发展自身规律性的表现,也是当前推进我国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手段。法治指数评估包括体制性、价值性和综合性三种路径,对法治内涵的不同理解会产生不同的指标体系;德尔菲法是设置法治指标和权重的常用方法,但有一定局限性。法治指数定量分析能否真正代表本地法治发展水平,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不同的观点。法治指数本土化要求不能照搬法治指数国际化的标准,须充分考虑我国的法治成长和社会转型的环境。反思法治指数评估理论研究现状,我国未来法治指数评估要充分认识法治指数评估的科学性及其限度,探索建立法治指数本土化模式;要以实践为导向,以问题为标准,在实践中提炼理论,重视法治指数区域化研究,强化法治指数类别化研究,突出法治指数实证研究。     

法治社会建设视域下的法治意识评估

随着《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的出台,对法治社会建设评估的需求日趋高涨,其中对法治意识的评估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对法治意识进行评估时,厘清法治意识评估的对象、确定恰当的评估内容、明确评估所应当遵循的原则是构建法治意识评估体系、实现法治社会建设水平量化参考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意识评估的对象包括整体法治意识、群体法治意识、个体法治意识。评估的内容包括对法治意识形成基础、形成过程、形成结果的评价。作为工具的法治意识评估应当遵循全面、系统、具可操作性、具导向性的基本原则;作为过程的法治意识评估应当遵循公开、多主体参与、中立性、监督性的基本原则。     

地方高校学生工作的评估量化研究

学生工作是高校工作重要的组成部分 ,学生工作好坏 ,反映学校治学、管理和育人的基本状况。对学生工作进行评估量化 ,是对学校教育是否成功 ,管理是否到位的有效检验 ,直接影响到合格人才的培养质量和学校的生存与发展     

论法治评估指标设计的基本原则

法治评估涉及许多方面,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法治评估指标的设计。目前对于法治评估指标的设计还存在随意性,影响到法治评估的科学性。为了避免这种现象,需要认真研究解决法治评估指标设计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包括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相结合、事实指标与价值指标相结合、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普遍指标与特殊指标相结合、整体指标与具体指标相结合、内在指标与外在指标相结合。     

法治指数及其研究方法

近年来,法治指数研究方法在中国悄然兴起,显露出法治指数研究方法在中国的演进趋势以及研发中国法治指数的重要性。法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实践,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发的中国政府透明度指数研究为例,分析了法治指数研究方法和成果对中国法治发展,特别是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推动作用。法治指数方法运用中还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论法律方法的法治立场——基于新形式法治理论的视角

法律方法对于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司法过程中,法律方法的适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案正义的实现。虽然对于法律方法的适用都要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但是由于不同的立场对于何谓法治有着不同的理解,例如司法克制主义推崇形式法治的立场,而司法能动主义则坚持实质法治的立场。因此基于不同的法治立场对于法律方法的适用可能会对法治的实现在实质上有着不同的作用,甚至有害的作用。基于新形式法治理论,我国现阶段法律方法的适用应该坚持统合司法克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关照之下的法治立场,因为这两种立场本身都是为了维护法治这个目的和立场的,没有必要非此即彼,但是在实际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限度,而这个限度则是由形式法治的立场所决定的。这种法治立场并不是一种泛泛而谈的纯粹理论性的研究,而是一种面向司法过程的法治立场,是我们运用法律方法的原则问题。法律方法的法治立场的确立,有利于我们在司法操作的层面更好地实现法治,这与政治或是国家意义上的法治立场是不同的,是一种面向司法实践的法治立场。     

科研绩效量化方法研究

文章论述了实行科研工作定额管理的必要性，并结合工作实践提出了公式法、计量法和评判法３种易于应用的定量考核科研工作绩效的方法。     

中国式法治指数若干问题的思考

作为复杂社会现象的量化评估形式,法治指数的建构与应用已成潮流和趋势。中国式法治指数目前仍需解决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首先是法治的概念化问题,亦即合理界定法治指数的评价对象及其评估范围,准确厘清与相容概念和相邻概念的复杂关系。其次是法治指数的科学建构问题,不仅应考虑替代测量的相关性问题,还有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的可靠性问题,同时,法治指数的建构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最后在法治指数的应用方面,则需认真对待比较之可能性以及改革导向的定位问题。     

中国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重大任务。"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是其中牵涉面最大的一部分,其设计任务紧迫而艰巨。虽然地方各级政府和学界都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但无论是地方政府考评采用的还是学界研发应用的指标体系目前都存在一定缺陷。完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需深入剖析法治政府的内涵特征,廓清法治政府的争议边界,紧密结合中国法治政府评估实践经验所揭示的发展趋势和特征,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知识和研究成果,以全国适用、进路合理、功能彰显、公信力强为重构目标,在行政保障、行政行为与行政效果的框架下展开设计,运用科学方法分级列出各项指标并赋予合理权重,以确保整套指标体系的科学性。     

法治评估知识的生成逻辑及实践反思

建设法治国家及对法律效果的重视,推动了法治评估研究的兴起,法治评估是一场有价值的学术运动。法治逻辑的转换为法治评估知识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知识生产者整合能力的提升是知识出场的前提,学术竞争压力和对各类资本的追求是生产者行动的动力。法治评估知识在转化为法治评估实践时出现的异化,既与知识本身的局限性有关,也与生产者面对的推拉力及多重目的引导有关。有必要弱化法治评估知识的市场需求、强化知识生产回归学术逻辑、设置机制促进法治信息的有效释放,真正地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建构。     

浅析中国近代绅教的冲突与磨合

由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本质和中西两种文化价值观念的分歧,近代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绅士在价值取向、经济利益、政治特权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发生了尖锐冲突。但当时任何一方的力量都未强大到战胜对方的程度,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为了共同的生存和利益,双方又不断磨合调适。这种矛盾冲突与磨合调适的过程从正反两方面影响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     

可行能力与权利——关于法治评估之权利指数的前提性思考

能力尤其是核心能力涵盖了人的生活的最重要方面,不具备这些能力我们就不能说一个人所过的是一种具有人类尊严的生活。核心能力与人权体系高度一致,构成了基本权利的来源。同时,能力理论也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正义理论,只是其关注的对象不再是效用或基本物品的再分配,而是个人增进其目标的能力。以能力来解释权利不是一种概念分析的进路,而是关于权利的正义论,涉及权利享有的公平性和质量、通过权利的享有而体现的对人的尊重。权利更多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是人之尊严。人之尊严有一个能力门槛,社会目标应当让公民高于这一能力门槛。能力论的权利论关注权利的质量,这对我们当下法治评估及其相关的权利指标体系设计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独具特质的“政府法治论”——《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简评

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行政法据以存在的观念基础与思想前提。政府法治论是源于本土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基础学说,其提出与论证也是不断得到证明的实践历程。《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突破了“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纷争的传统窠臼;形成了自洽性与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建构了法治主义维度下现代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回应了真实世界里的理论问题。     

法治的层次性：工具与信仰

根据治者信守法律的动机和符合法治的程度,法治主导者对待功利的态度,法治理论的社会基础是平民还是精英及其对待法治倾向于工具还是信仰,法治可以分为“工具的法治”和“信仰的法治”。工具的法治相对于信仰的法治,对治者提出的要求较低,其法治目标也更务实,并且切实考虑到了市民社会的利益要求,应当成为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着眼点。     

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学术论文量化评估

本文从研究生导师队伍科研成果的结构入手 ,认为对导师科研工作评估重点应是对学术论文的量化 ,并提出学术论文量化评估的指标设置、权重系数及其数学模型。     

对我国教育量化研究的若干思考

本文针对我国当前教育量化研究(包括教育量化研究方法的研究和教育量化研究方法的应用两个方面)中存在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和教育的内在特点出发,提出了解决问题的5项措施:1.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从事方法研究及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2.加强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3.积极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合理评价;4.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范围的研究;5.积极构建研究人员综合的知识结构。     

高校重点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与方法的研究

该文结合高校重点学科建设的特点 ,以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作为指导 ,提出了高校重点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与具体评价方法 ,其目的是在高校内部的学科建设管理过程中建立一种公平合理、优胜劣汰的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