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弘光政权与清朝几种政策的比较研究

弘光政权是明崇祯朝被李自成农民军推翻之后第一个南明朝廷,它与清朝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并存,最终为清朝所灭。为什么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胜于对手以及据长江之险的南明弘光政权在短短的一年就灭亡了,而清朝为何战胜了比自己强大的对手?经过对双方的用人政策、吏治和惩贪政策、赋税政策以及治军措施,进行比较分析,不难看出,弘光政权的政策具有腐朽性,清朝的政策具有进步性。     

论公孙氏政权灭亡的原因

汉魏时期公孙氏政权割据辽东50年,最终被曹魏所灭。公孙氏的垮台是历史的必然,从外部原因看,一方面曹魏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综合实力均是公孙氏政权无法比拟的。另一方面,攻灭辽东是司马懿进一步确立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和声望的重要一步。当然,司马懿杰出的军事韬略更是平定辽东的关键因素。从内部原因看,公孙氏政权从建立之初就缺乏坚强有力的统治基础。公孙渊的个人素质也是导致其政权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于张鲁政权性质的再探索

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教主张鲁,以其雄据巴汉近三十年、实行“义舍”等措施而引人注目.二十年前,史学界曾讨论过张鲁政权的性质,多数人断为农民政权,通行的中国古代史课本也采用这一说法;个别人断为封建政权,影响不大.我们认为有再加探索的必要.     

略论马殷和马楚政权的建立

唐末五代时期,湖南地区为“蔡系军阀”马殷所据,并建立了楚政权。在当时军阀肆虐,生灵涂炭的战乱情况下,马楚政权内靖乱军,外御强藩,保境安民,使所辖区内社会局势相对安定,生产得到一定的发展,在湖南地区的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本文试就马楚政权的建立及其所施行的政策作一番探讨与评述,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指正。     

台湾的闽南籍民与地方自治

台湾光复以后实行的地方自治是以闽南籍为主的台湾民众长期努力的结果。明郑时期,闽南籍民众随明郑政权收复、开发台湾,形成自治的地方政府。台湾归清以后,闽南籍民众在朱一贵、林爽文等领导下发动反清起义,试图建立汉族在台湾的自治政权。日据时期,闽南籍台湾精英带领台湾民众争取民族自治权利,这些都对台湾光复以后国民党政权实行台湾地方自治产生重要影响。     

三国时期东吴、辽东与三韩关系探略

两汉时期,随着中国与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往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同时开辟了经印度通往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三国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更加密切,不仅有曹魏与邪马台国的交往,割据辽东的公孙氏政权和江东孙吴政权也展开了积极的对外往来。本文试就辽东、三韩、东吴三边关系作初步探讨。     

浅析后赵石勒的民族政策

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时间,是我国历史上最纷乱复杂的一段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入据中原,西域各民族政权交替执政,造成了复杂的民族关系。各族统治者开始推行各自的民族政策,后赵政权的建立者石勒亦通过制定一系列积极而有效的民族政策来达到维护其政治统治的目的。     

五凉学术文化考述

十六国时期 ,五凉政权割据河西约百余年光景。就在如此短暂的历史时期 ,又在僻陋的河西一隅 ,而且几个割据政权还处在内外纷争的搅扰下 ,河西却保存了大量的文献典籍。涌现出一批儒士学子 ,他们倾注学业 ,勤为著述 ,在中华学术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生成于河西的五凉学术文化 ,作为重要一源 ,加入了隋唐统一混合的文化之中 ,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     

蒙古征服时期的基督教和东西文化交流

公元13世纪初,勃兴于中亚细亚蒙古高原的蒙古族部落横扫欧亚大陆,随即猛烈地冲击和摧毁了这里的大部分政权。1222年,成吉思汗所遣的一支蒙古军队进入欧洲,击溃了第聂伯河畔的俄罗斯诸王国的联盟;同时另一支蒙古军队攻取了中国北方。六十年后,处于鼎盛时期的蒙古帝国东据中国,西占俄罗斯;从波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都处在同一个政权的控制之下。蒙古的“上天之鞭”所及之处,往往城池焚毁,尸骨遍野,     

論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性质

列宁指出:“最能表現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关,即官吏和常备軍。”这就是說,政府和軍队是国家政权的两个最重要的标志,具备这样两个要素,就意味着一个政权的成立。李自成領导的起义农民,在同地主阶級的搏战中,建立了一支十分庞大的軍队。崇禎十三、四年占領河南村,有“众数十万,号百万”。崇禎十七年进据西安时,有“步     

战国语境下的“白马非马”新解

"白马非马"是中国名学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一个久悬未决的公案。传统上对它的解释都过于牵强,无法令人信服。在充分阅读《战国策》文本和对战国年间思想状况深入理解的基础上,该文认为,战国时代的"白马非马"其实是一个非常朴素的话语。它的本意是:"白马"指的是"白马"这个地方而不是真正的马。这表明传统上以为是战国公孙龙所著的《公孙龙子》极有可能是后人的托附。     

《公孙龙子·白马论》疏解

在"名即概念"的传统研究范式中,被公孙龙本人称之为成名之作的《白马论》,也遭到了曲解与误读。因此,重新疏解《白马论》,对于恢复公孙龙思想的本来面目,重新认识和评价公孙龙思想,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语言切分出的意义世界——索绪尔与公孙龙语言认知思想比较研究

对索绪尔和公孙龙的语言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他们在语言与认知问题上观点的异同。索绪尔和公孙龙都认为语言是人类切分、认识世界的方式,但前者着重语形,而后者专注于语义。探讨其中的语言因素,并提出一些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语言学问题。     

东汉对关陇地区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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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高句丽研究的两个问题

对于高句丽的研究,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探讨:一个是高句丽南迁朝鲜半岛,另一个是隋唐征伐高句丽的性质和原因.高句丽南迁原因有二:一是忽视与公孙氏相互依存的关系,二者互相攻伐,造成双方共同削弱.其结果是公孙氏的灭亡和高句丽的孤立;二是公孙氏灭亡后忽视了与曹魏的关系,使高句丽不得不南下寻求生存空间.隋唐征高句丽的性质,由高句丽政权性质及其所占地域决定.高句丽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所占之地为汉四郡,故战争性质即为统一战争.战争原因,从隋看,是由高句丽侵隋所致;从唐看,是由高句丽侵新罗,新罗求救于唐,唐为制止高句丽的行为和稳定朝鲜半岛和平局面所致.     

刘秀史事杂考三则——读《后汉书》札记之一

对《后汉书》中有关刘秀的材料进行了若干考订,分别涉及刘秀称帝点的政治意义、封更始的意义及关于"公孙皇帝"的辩论。     

汉哀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尽管汉哀帝时期已处于西汉王朝的末期,但就民族关系思想而言,不仅内容比较丰富,而且还颇具特色。扬雄在其有关著述和上书中,系统阐述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用先进文化引导少数民族,提升各个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在共同文明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统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张,是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精华,代表着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方向。从汉哀帝处理与汉匈关系相联系的两次“厌胜”事件中,可以看出汉哀帝本人把汉匈关系放在首位和以边境安宁为重的心路历程,说明即使是封建帝王,也并非在一切事情上都是自私的,关键时刻也会以国家大业为重。在汉哀帝建平四年,汉朝上层围绕匈奴问题所展开的激烈思想交锋,实际上是当时官场斗争的延续。这场交锋的焦点是“威信”与欺诈,息夫躬既想欺诈匈奴和乌孙,又以“灾异”现象欺诈汉哀帝;公孙禄则提出了“以威信怀伏夷狄”的观点;王嘉则主张,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应当实事求是,无论是对待一般百姓还是少数民族,都应“推诚行善”,决不可欺骗他们,更不能制造边疆紧张气氛去欺骗皇帝。从这场交锋中可以看出,思想斗争往往和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政治斗争越激烈,思想斗争也就越尖锐。     

《公孙龙子·通变论》的现代解读——从语词符号的角度

《通变论》之中心论题"二无一"命题的本意,是指在一个兼名中不存在任何具有独立符号性质的单名。在《通变论》中,公孙龙深刻阐明了兼名的独立性,正确揭示了兼名的合成规律、特点。因此,从《通变论》的思想意蕴来看,它实际上是一篇探讨兼名问题的符号学专论。     

庄子《齐物论》新释——兼谈名道之辨

《齐物论》篇是反映庄子与名家思想交锋撞击的一篇重要著作。如其中所提出的“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是理解庄子与公孙龙不同思想理论的重要论述;又如战国时代“正名”思潮盛行的情况下,《齐物论》篇提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也是一个颇有意义的命题;其所提出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相当深刻地表达了庄子以“道通为一”的平等观念来“齐一万物”的思想。结合庄子思想的学术背景和其文本的语境是解读《庄子》行之有效的方法。     

论《墨辩》中的语境语义学思想

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富语义学思想传统的国家.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孟子、公孙龙、荀子以及《墨辩》《吕氏春秋》等就在名实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包括语境语义在内的语义学思想.从对先秦诸子著述的哲学背景的分析可知,《墨辩》的语义学思想最具代表性,特别是它对语境语义学思想的探讨,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