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辞赋小道”解献疑

建安时期的著名诗人曹植在文学创作上特立文坛，度越数子，取得了“建安之杰”的殊誉，然而他在《与杨德祖书》中谈到文学的社会价值时，却表现出了轻视辞赋的态度，他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榆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就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著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曹植的这番言论，自然招来当时及后世许多人的批评。杨修（德祖）在给曹植的复信《答临淄侯筹》中就反驳了他的观点：“君侯忘圣贤之显迹，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米之思也…     

"辞赋小道":关于曹植的一个重大误读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有“辞赋小道”的说法,后世人们一直据此认为曹植轻视辞赋。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读。曹植的说法要放到整篇文章的语境中来理解,它不过是曹植一时的谦虚之词,曹植在该文章中表达的不是对辞赋的轻视,而恰是重视,曹植在文论上的观点与曹丕是一致的。澄清对曹植的这一误读,对重新认识曹植在文学发生转型的汉魏之际的特殊作用、纠正传统文学史对曹植认识当中的一些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文论与曹植颂文的创新

汉魏之际,曹植融汇儒家经典,吸收儒家文论,并将其运用在颂文创作中,在本质论、功能论、形式论等维度使该文体呈现出系列新变：其一,他在儒家文论“诗言志”“诗缘情”等基础上,突破了颂只能歌颂的文体规范束缚,明确了颂“吟情述志”的本质,在颂文创作中注重作家主体情感的抒发。其二,依据儒家诗教“美刺”论,强调辞赋等文学介入社会的价值,拓展了颂的政治功能,使以往“润色鸿业”“宣上德”的颂还具备了“讽谏讥评”的价值功能。其三,在儒家文论“主文谲谏”的思想下,打破颂体朴实厚重的语言风格与单调的形式节奏,追求颂的形式美,讲究颂的语言技巧,提倡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使颂呈现出辞采华丽、文情并茂、音律谐和的艺术特色。曹植对颂文的创新,不仅体现出鲜明的儒家文论思想和美学趋向,彰显了儒家文论的价值与意蕴,而且促进了晋代颂文的发展繁盛,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文化转型时代的思想革新与文风变迁——论元和诗变与元和体

唐代中期的贞元、元和之际,为适应社会政治秩序的重建和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的需要,传统儒学得到新的阐释,从而促发思想革新和文风变迁,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儒家政教文学观的高扬和文学复古运动的蓬勃开展。同时,元和时代又蕴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在文人理想破灭和心理的压抑下,使得元和文学在“明道”、“讽谕”之外,进而衍生两大流向:一是偏重奇险崛奥,二是偏重感伤闲适。作为当时文坛最重要现象的“元和诗变”,实际上正是那一特定的文化转型时代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因素在文学领域的集中体现。因此,所谓“元和体”,显然并非仅是元稹和白居易的某种类型诗作的特指,而是包容着深广而丰富的时代性内涵。     

略论建安辞赋观的转变

建安时期是赋学观念的转折期。建安赋论重视赋的艺术功用 ;强调赋的抒情特征。在表现形式方面 ,建安文人主张对汉赋的“华丽”进行批判继承 ;在题材选择方面 ,他们要求在广阔的现实生活中拓宽选材领域。建安时期辞赋观的转捩 ,是时代环境和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梁启超后十年的文学研究

梁启超青壮年时代是一位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他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对近代文坛有极大的影响,并推进了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其中有些论著如《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饮冰室诗话》,不仅对推动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倘以1920年为界,将梁启超的文学活动分成前后两期(这里是为叙述方便所作的假设,并非梁启超一生文学活动的分期):前期的文论多侧重对文学外部规律的探索,政治色彩比较浓重;1920年后,他在文学方面的论著则多属     

论理性民族主义──《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者对日观剖析

“九一八”事变以后．胡适等《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文人群．在凸现的个人主义与 民族主义两难困境中,改变以往片面强调个人主义价值理念、淡化帝国主义侵略、将民族主义统一 服从于个人主义的作法,将关注焦点从个人主义转向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提出了自以为从国家 民族根本利益出发的理性的对日观：其一、支持国民党政府保守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其二、反 对青年学生非理性的爱国激情;其三、寄希望于国际公法．反对排外民族主义;其四、主张妥协自强 韬光养晦．以实现现代化．作为抗日救亡的前提。这种对日观．概言之．是“理性民族主义”;详析之, 可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两种类型;典型的理想型自由主义者胡适对日观的“理性”,是个人主 义、文化激进主义的“价值理性”,民族主义是其形式。以蒋廷黻为代表的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对日观 的“理性”。是出于国家富强的外在功利考虑的“工具理性”。自由个人主义的价值关怀已被搁置乃 至放弃。他们公开主张“新专制独裁主义”。这说明自由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无根性特征和中国自 由主义者必然分化、边缘化及政治保守化的历史命运。     

休谟对“道德政治”思想的反思与批判

“道德政治”是一种认为良好的政治必须以“积极的公民美德”为根基的政治观.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休谟对“道德政治”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认为,“道德政治”无法约束“人性的贪欲”,无力应对派系冲突,也无法与商业社会相适应.在现代商业社会,良好的政治只能是一种以构建游戏规则为基础的“制度政治”.不过,休谟对“道德政治”的批判,并非意味着他否认道德对于政治的重要意义,他反对的只是那种依赖“强道德”而忽视“制度建设”的政治观.     

论司马迁的文学理论

《史记)是汉代艺术水准最高的文学著作。司马迁艺术成就的取得不是偶然的,这与他个人的文学见解、文学主张是分不开的。本文结合《史记》内容,从文学价值观、文学功能观和文学批评标准三方面对司马迁的文学理论加以归纳分析。 一、司马迁的文学价值观 先秦时期,常说的“文、文学、文章”是指学术、学问。从今天的观点看,先秦最典型的文学著作是《诗经》和《楚辞》,但前者在当时被看作是一种教科书,     

浅谈白居易的山水诗

提及中唐文学,人们很容易想到“诗到元和体变新”,想到元稹、白居易倡导的诗歌革新运动。白居易初以“兼济天下”的极大热情关注着社会,他诗歌主张的核心,就是要求诗歌为政治服务,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认为文学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同时,他在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将内容放在主要地位,要求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他反对盲目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按照这样的文学主张,他创作了不少讽谕诗,并且很看重这类诗歌。应该说,这     

儒家伦理价值观之表现与形成原由

儒家伦理价值观其表现蕴含于儒家伦理思想中 ,主要可从儒家重义、好仁、守礼、求中诸方面说明。儒家伦理价值观以伦理原则作为评价社会人事、万物的根本价值尺度 ,其形成原因可从儒家“天人合一”伦理哲学世界观中得以说明 ;其更深层根由 ,还须从社会政治、经济形态中寻找 ,从根本上说 ,儒家伦理价值观是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形态的反映 ,是在其基础上产生并服务于这种政治、经济制度的     

王禹的辞赋观和辞赋创作

王禹的辞赋观带有鲜明的复古倾向，强调继承“赋本乎诗”的传统，重视辞赋的讽谕功能，推崇唐代“贞元、长庆时风格”。在这种辞赋观的指导下，王禹的辞赋不仅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贴近政治生活，具有广泛的社会内容，而且在艺术上也多有创新：风格清新素雅，有明显的议论化倾向。善用散文句式，语言灵活流动，表达方式富于变化。     

德国宪法对主流价值的维护

宪法究竟是"价值中立"的,还是倾向或者指向一种主流价值观,这是宪法学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是价值中立的,宪法就表现出一种多元宽容的取向,即使是仅为社会中极少数人所持有的、明显违背社会主流的伦理观和正义观的观点,仍然为宪法所保护.例如在美国,即使是鼓吹种族歧视的言论,尽管其并非"政治正确",仍然是受到保护的.在关于三K党言论的勃兰登堡案中,最高法院指出,再偏激的言论也只是言论,应该受到保护.①然而,类似的问题,在德国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判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宣称,《联邦德国基本法》在基本价值取向上是反纳粹的,《基本法》是"纳粹的对立方案",从而禁止纳粹言论的法律并没有违反宪法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是合宪的.这说明德国的宪法并非价值中立的,而是取向于对某种特定价值的保护,而排斥损害此种价值的言行,是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维护.这种主张与德国将"自由民主基本秩序"作为国家的价值取向以及采纳"战斗式民主"理论一脉相承.本文将从2009年11月4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作出的文西德尔裁定入手,对这一理论及其实践作一介绍.     

“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探析

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是晚清民国时期伴随现代中国的形成而逐渐生成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是其独特之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的生成与发展同时、同步、同向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这既是一种时代的选择,也是女性解放的内在要求。“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亟须正本清源,进行价值重估,其不仅是与女性解放的社会历程和文学实践相契合的历史产物,也带有鲜明的传统性别文化印记。女性文学研究中的“‘性别压抑’说”与西方身份政治思维有关,在身份政治愈来愈向激进化、极端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愈发显示出不可或缺的当代价值。     

论晁补之的辞赋创作

在北宋后期的辞赋作家中,晁补之是一位具有独特地位的辞赋作家和辞赋研究家,其成就主要在骚体的创作和楚辞的研究方面。晁补之的辞赋观颇有独到之处,他没有把屈原的作品看作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将其视为道统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认为创作楚辞也不单单是文学创作,而是在发扬忠君的精神。他的辞赋很少涉足现实政治内容,而是着重表现个人的内心世界,表现自己对人生的种种感受。和同时代作家的辞赋相比,他的辞赋哲理思考的成分要少些。晁氏赋作长于罗列词汇,铺张扬厉;善于谋篇布局,追求萦纡曲折的结构。他还擅长模仿,对前人、别人的辞赋往往模仿有余而创新不足。     

老子的社会政治哲学新探

老子从其“道论”出发,提出了他的社会政治学说,其核心是自然无为论。其“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要求无妄为,亦正是顺自然而大有作为。他对社会人生充满忧患意识,批判了反“天之道”的“人之道”。从其内圣外王之道,自然可逻辑地推出他的公仆意识。他是一个积极救世者。他主张建功立业,不过要“功成身退”,也就是要退出既成事功的圈子,再立新功,如此而不已。其“小国寡民”之说,并非开历史倒车,而是他的理想国。他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主张,便是其要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达到相当高度发展境界的十二字社会方针。     

儒家社会理想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现实价值

社会理想是社会特定群体追求未来社会发展目标所作的观念性预设。儒家提出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 ,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对美好社会制度的向往和追求。它不仅具有超前性 ,而且具有高尚性 ,给人以真、善、美的感受 ,成为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文明进步的精神寄托 ,即使到了“全球化”的今天 ,也仍然具有它不可磨灭的现实价值。     

“文革”文学产生的根源

作为特殊文学现象的“文革”文学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当代文学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诸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的必然产物.本文试图从政治、文化、历史等方面探讨“文革”文学产生的根源.     

毛泽东的标准观

毛泽东的标准观尉国荣毛泽东的以“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真理标准为基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标准为主题和核心的标准观．是他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是非观、优劣观的根本标准和追求目标，渗透在他的工作方针、方法的各个方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从阿伦特的政治概念看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

本文运用阿伦特的“政治”概念重新审视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政治性,对于长期流行我国文艺学界的文学——政治关系观进行了反思。文章认为把文学的政治性和文学的自主性对立起来的思维定势虽然广泛流行,但却建立在对于“政治”、对文学和政治之关系的狭义理解上,它把特定时期、特定语境——中国极“左”时期——中的“政治”理解为普遍意义上的“政治”,并进而把特定时期、特定语境中的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普遍化为文艺和政治的常态关系。而实际上极“左”时期的所谓“政治”指特定的党派政治乃至政策,所谓文艺学的“政治性”实际上是指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必须为主流意识形态政策服务,其本质是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所实施的控制。显然,这种特定时空语境中产生的文学理论和政治的关系,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据此而得出的文学理论自主性和其政治性不能共存的观察同样不具普遍有效性。如果我们像阿伦特那样把政治理解为在公共领域展开的自由平等的言行,那么,一种坚持公共关怀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必然具有政治性,笼统地否定文学的政治性,或者人为鼓励文学理论研究的非政治化,存在着使文艺学知识非公共化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