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资本主义与国家福利(上)

近几年来,国家作为经济和社会管理者的作用已成为热烈的孝察和评论的对象。以前被认为是国家的固有领域的服务已受到私人代理机构和利益集团的侵占。公共福利规定的哲学已引起反对“公共福利”的既定原则和实践的英美作者的越来越多的批评。这些作者主张个人选择第一,反对国家干涉公民在市场中的自由。马歇尔(Marshall)和蒂特马斯(Titmuss)为公民享有文明社会中最低限度服务的权利而列举的理由     

我国公共卫生支出问题研究

我国公共卫生支出规模小,导致居民个人和家庭健康负担沉重,“看病贵”问题突出;公共卫生资源向城市、非贫困人群及大病医疗服务倾斜,导致健康公平性差、人口健康产出水平低。文章在分析我国公共卫生支出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指出作为卫生领域的主要参与者,政府应该通过扩大公共健康支出规模、调整健康投资方向、加大初级健康投入、对医疗服务提供者进行补偿等方式,减轻居民健康负担、提高公共卫生支出效率、提升民众健康水平。     

共和自由:论反联邦党人的自由观

建立在理性知识观和独立宣言主张的人民主权原则基础上,反联邦党人在论及自由时,偏重于公民参与公共政治事务,宪法对公民权利的清晰列举以及对公民个人良心和思想言论自由权利的保护.这种自由理念,有别于联邦党人消极自由的主张,成为了美国理想主义政治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善论的自由主义如何回应公共理性的批评？

自由主义既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旨在推行个人自主的良善生活观念的至善论主张,也可以基于公共理性的理念被理解为一种试图在所有良善生活观念间保持中立的主张。公共理性的理念之所以反对至善论的解释,是因为它认为个人自主只是人们可以选择的诸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不是所有合理公民都会认可的公共理由,因此不应该成为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然而,通过描述一种更加包容的个人自主的生活方式,可以表明公共理性的理念也同样预设了这种良善生活观念,它对至善论自由主义的批评最终是无效的。     

张东荪政治思想的总体特征

谋求自由是张东荪政治思想的核心特征。针对当时内无民主、外无主权的现实 ,张东荪始终强调把实现民族独立作为讨论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张东荪接受了欧美自由主义政治的思想主张 ,又认为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获得经济迅速发展的唯一良方 ,他试图实现两者在中国的有机结合。张东荪强调 ,为获得在中国实现全面自由的基础而实行计划经济 ,必然会出现一个计划的社会 ,自由也就必然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这种限制不是出于被迫 ,而是人们自愿放弃一部分自由。为此张东荪提出了分阶段实现自由的主张 ,先建造实现整体自由的经济基础 ,即计划经济体制 ,再由整体自由发展至个人自由 ,同时将绝对自由保留在思想领域     

从“卫生有道”题词透视卫生观念转变及影响

蔡元培1935年为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南京医科大学前身）首届毕业生题词“卫生有道”， 寄予着殷切期望，蕴藏着时代之变。1928年，国民政府建立。当时社会剧烈变革，“卫生”观念也从注重个人“养生延年”转向公共领域的“防疫强种”，需要在卫生政策、卫生教育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积极作为。省立医政学院师生顺应和引领时代潮流，积极服务推动国家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卫生有道”的理念。     

弗洛姆与萨特自由观异同管窥

文章就弗洛好与萨特自由观之异同进行了评析。在似同方面，二者都立足于个体本位上的自由，均认为现代人享有自由，但对自由却采取逃避的态度，说明现代人拥有自由的缺陷性和病态性，应帮助人类走上自由的正道。差异之处，首先，他们对自由概念的理解不同。萨特的自由本质上是一种意识活动的自由，并没有现实性；弗洛姆则把自由理解为个人人格、意志摆脱条件制约的独立；其次，他们对人类自由正道实现的途径存在分歧，萨特主张个人自由融入某种形式的集团共同意愿中；弗洛姆则试图用“爱”和“工作”来建立个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和谐关系中享有健康的自由。     

浪漫与理性的平衡——萨特的自由与责任观之重新解读

18世纪后期,浪漫主义思潮兴起,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受到了冲击。萨特的哲学带着浪漫主义的气质：反对理性与上帝所设定的那种客观价值,追求人的自由、创造、超越与无限可能性。萨特在把富有浪漫色彩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的“自由存在”推向顶点的同时,没有忽视人的公共性的存在,主张人的存在是一种面对他人、社会和世界的责任的存在。萨特的哲学旨趣既在私人领域,又包含着公共领域,萨特所追求的人,既奔向浪漫的方向,又回归具体的境地;既追求私人领域的无限可能,又向他人和世界敞开,承担责任。人在萨特那里是浪漫与理性的结合。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精神与现代启示

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自由思想和自由精神,从儒家、道家、佛教的角度进行阐释。研究认为,儒家主张用礼规范个人的行为,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 所讲的自由是有限制的自由;道家最能体现自由精神,既有对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也有对生命自由的终极探寻;佛教重在弘扬生命的主体性,强调不能为了自己的自由而妨碍他人的自由;由此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精神与西方遵从道德法则、主动和被动的自由等自由思想存在相通之处。     

解读：经济学家的立场与视野——从大众对茅于轼先生“精英论”的质疑谈起

[ 把精英治理作为社会转型的利益导向主张,“精英论”之所以受到大众强烈质疑,明确地昭示：任何一项重大的社会改革离开最广大民众的参与不可想象。在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背景下,精英经济学家随着利益格局变动而产生异化,正在丧失公共知识分子的本性。大众的集体理性必然正确反映了民意。大众对经济学家立场与视野的高度关注,表明大众对经济学家公共立场的期待。     

论公共健康的伦理本质

伴随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诸如"非典"、禽流感等流行病的不断发生,公共健康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关注。对于公共健康的伦理本质,我们可以从公共健康的概念、公共健康作为起源与存在的合伦理目的性、公共健康作为社会制度的伦理正当性以及公共健康作为行为原则和规范的道德品格性四个方面来加以讨论。     

公共理性论域中的“个人权利”话语：源起与实践

公共理性论域中的“个人权利”话语是基于解决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何者优先的难题而产生的。它体现了社会整体论和社会原子论两大传统的交叉互渗,是二者的一种调和趋势。它主要表达了以公共的正义规范制衡私利、促进积极自由和公共利益、追求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适度平衡的理论旨趣。由于公共理性是一种关涉公共事务的实践理性,是公民社会的权利理性,因此,公共理性论域中的“个人权利”话语在实践中必然以公民社会的广泛协商为实践承载．以平等、合作的“善治”之良序为实践旨归。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公共卫生批判

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学界对公共卫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其实百年前,马克思就曾对资本主义的公共卫生问题展开深度批判。对资本主义公共卫生问题的揭示,是马克思公共卫生批判的立足点,他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恶劣的生活环境、糟糕的饮食状况和肆虐的霍乱疫情;进一步剖析出资本主义社会公共卫生问题的根本成因在于资本逻辑,体现在资本对工人的奴役,资本主义公共卫生治理的局限性以及资本主导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公共卫生问题化解的根本之道在于以人类解放为目标指引,依靠无产阶级的主体力量,以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公共卫生批判对当今的公共卫生治理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涉及社会制度保障、人民至上理念以及生态环境保护。     

公共领域之中国神话： 一项基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文本考察的分析

多年来,公共领域理论作为分析中国社会和舆论现象的常用工具,引发了我们对理论使用方式的反思。阿伦特理论中对人的主体性的重新确立、反思和批判带给人类巨大灾难的极权主义起源、提出解决现代代议制民主困境的方案这三点共同形成了最初孕育公共领域理论的支架。哈贝马斯在阿伦特基础上建立起的公共领域理论则承载了更多现代社会的因素,既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大众民主的可操作性,又力图在制度层面取得突破。不过,在以当代中国的社会脉络和问题导向为中心而大胆使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的同时,既要注重概念背后历史内容的探讨,又要警惕被单一框架的先见束缚住思维。应通过建立有实践内涵的话语空间将个人、社会与国家勾连起来,完成对公共领域理论的超越。     

查尔斯·泰勒的现代市民社会模式评析

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认为,流行于现代西方社会的市民社会概念具有深远的历史根源,这些根源为近代以来的反专制主义学说以两种不同的路径（源自于洛克的L-流和孟德斯鸠的M-流）所继承和发展,并且为现代市民社会概念提供了两条不同的理论进路。在泰勒看来,鉴于两种进路都有可能演化为市民社会的消失、自由的丧失与专制政治的复现,因而应将二者融为一体,在融汇中克服各自缺陷,以建构能够真正保障自由的现代市民社会,即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相结合的市民社会。     

公平正义与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

平等优位于自由的传统,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公平问题的凸显,决定了当代中国必须构建公平正义的市民社会。公平正义的市民社会是民主、自由、和谐等价值实现的社会根基。构建公平正义的市民社会的基本方略是：规范政府行为,建立服务型政府,提升政策的公共性;培育公民文化,发挥公共媒体和知识分子在多元利益表达中的积极作用;公平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推行针对弱势群体的＂差别化＂的教育政策;明晰权力与市场的边界,限制市场垄断,塑造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拓宽社会保障范围,建立针对社会弱势群体＂底线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推动弱势群体的社会组织建设,提升弱势群体的利益博弈能力。     

公共健康与公民权利:艾滋病防控的价值两难

维护公共健康和保障公民权利是艾滋病防控的两个基本价值目标。但在我国艾滋病防控中,公共健康与公民权利之间曾出现过严重对立的局面。其之所以如此,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公共健康与公民权利长期以来被视为一种非此即彼的价值两难关系。文章指出,公共健康与公民权利既存在价值选择上的差异性,也存在互为目的与手段的内在统一性;艾滋病防控可以而且必须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和"双赢"。     

公众舆论：沟通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桥梁——以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构为视角

和谐社会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社会,此矛盾体中必然存在着差别与冲突,在其相互制衡的过程中又相互促进,最终达到社会的相对和谐。和谐社会是以社会的整体结构性和谐为其前提和保障的。然而,我们很遗憾的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市民社会始终处于发展的不充分雏型阶段[1]。市民社     

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已经兴起并且迅速成长壮大。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不仅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公共政策的执行主体、执行方式、执行监督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公民社会在影响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我国可以通过构建多中心公共政策执行网络实现公民社会对公共政策执行影响的有效性。     

网络空间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分析

自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这一概念以来,此一术语已成为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理论架构。对哈氏这一概念的运用,尽管可超越这一概念所产生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但不能脱离其核心内涵,即公共领域构成的四个"要件":必须以市民社会的形成为其存在条件;必须有一定规模的、关心普遍利益的公众;必须形成具有批判性的公共舆论;必须具有公共媒介和公共场所。根据这一标准,将"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用于对当代中国网络空间的分析时,可认为网络空间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只是一种"准公共领域"。从"准公共领域"迈向"公共领域"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同时也将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与市民社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