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士隐逸生活述略

唐代许多文士有过隐逸的生活,而隐逸生活的动机目的多有不同,所以他们的隐逸方式与具体的隐逸生活内容也就显得多种多样.既有终身隐居的,也不乏亦官亦隐或一段时期隐居的.他们中有的修身养性、苦研道经、采药炼丹,有的游山玩水、躬耕玩赏于田园别业,又有读书习业以待时而出者,也不乏教授生徒、著述传经以为隐逸生活者,可谓多姿多彩,颇值得关注与探讨.     

唐代文士读书习业的生活心态与文学创作述略

唐代文士们在长期的读书习业生活中,从书中得到知识,懂得了道理.而这一生活又赋予他们各种各样的感想与体会,激发他们创作的灵感与冲动.因此,唐代文士们也多有将读书习业的生活与感触,用文学的形式展现出来,描绘出其中的种种情状.     

武则天时代文士群体贪财好货风气管窥

武则天时代文士群体中贪财好货风气盛行。他们财货欲望强烈,频出财货丑闻,甚至贪赃。这与当时经济繁荣、政治环境复杂多变、统治者喜好奢华等因素有关。此外,武则天重用寒士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唐代民间家训考述

唐代是我国家训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家训文献发展史上的成熟期。在唐代由于帝王高度重视儒家思想,积极推进与完善科举制度,大力提高妇女地位等多重合力与原因,使得唐代家训文献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了新的发展与突破。这一时期的唐代家训文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社会不同人员从多角度对家训的内涵给予了深刻诠释,尤其是存在于普通百姓之中的民间家训更是由于内容通俗易懂、形式喜闻乐见而受到广泛推崇与关注。本文对唐代民间家训文献进行考证,包括作者生平、家训内容、流传、影响等各个方面。     

唐代文士入幕藩镇的主客观原因析论

唐代进士资格的获取,也只是获取了入仕前的一种身份.要真正进入仕途,尚需经吏部铨选、制举或吏部科目选等,释褐非常缓慢.而藩镇的辟署之权、纳士方略为文人找到了另一条出路,使文士快速升迁,甚至自幕府直登朝堂.幕府优厚的薪酬,使文士生活相对优裕.章檄表奏的撰写与传播,满足了文士精神层面的需求.     

金永爵与清代文士的文学交流研究

金永爵是19世纪中朝两国文学交流史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他的学术交流活动能够清晰、鲜明地反映出近代转型期两国文人的交流实况与思想变化轨迹.他从禅学转入程朱理学,以理学为基础再去关注金石学和考据学,由重词章转向重义理,从崇尚"雅致"到发自"真情",这些都与清代文士的交流密不可分.他对清代文坛的理解与认识,也得益于与之交往的清代文士,但在其过程中也出现过信息上的误差.金永爵平生所学不拘一格,他不断接受新思想,在清朝面临西方侵略的危机时刻,又与清代文士积极探索应对西方列强的对策,体现了他开化思想的形成过程.     

汤显祖与唐代文学

汤显祖之所以能写出《牡丹亭》）这部不朽杰作,除了其他因素外,还与他受唐代文学的影响有关。唐代文学对汤显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情”、“奇”、“神”、“丽”四个方面。所谓“情”,是指唐代文学重视抒发真情;所谓“奇”、“神”,是指唐传奇重视情节构思的新奇、重视人物刻画的传神;所谓“丽”,是指唐诗特别是晚唐七言律绝重视语言的工致婉丽。汤显祖对唐代文学极为熟悉和喜爱,他写作《牡丹亭》时有意在以上四个方面继承借鉴唐代文学,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翰林学士与唐代文学

唐代翰林学士是“天子私人,“”侍从亲近,人臣第一,”在皇权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国家位极人臣。翰林学士由文士充任,因此又可谓是词臣之首。身负政治与文学的双重角色,占据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制高点,他们跟文学的关系不同于普通的文人。翰林学士对文学有隐性与显性的双重作用,不仅以卓越的创作与理论丰富了唐代文学,同时还以特殊的身份影响着文人心态与文坛走向。     

曹操与建安诸文士

传统的、现实的以及诸文土自身的种种因素,决定了曹操不可能优遇文士.但他网罗文士,还有方士,实在是一时之胜算,这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诸文士归依曹操,多是欣然而来,满怀期望而来,而曹操对待他们,虽不至于以倡优畜之,也凿然没有怜其才而大用之.诸文士志不获申,郁结幽怨之意自然发于诗文.本文以曹操与诸文士之间的关系为纽带,对学术界若干成说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唐代小说中昆仑奴现象考述

唐五代小说中出现不少关于昆仑奴的描写,尤以晚唐《传奇·昆仑奴》作为代表作。这些昆仑奴来自何方?他们是怎样来到中国的?有哪些身体特征?主要分布于中国的那些地区?笔者试图从上述几个方面探讨唐代小说中的昆仑奴现象。     

胡姓士族文学群体与中唐文学格局之形成

盛唐时期胡姓士人的文学活动对于胡姓士族文学群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后,大历时期是胡姓士人的成长期,贞元、元和时期,胡姓士族文学群体已经形成并举足轻重。胡姓士人群体堪称是中唐政事与文学空间的中流砥柱,与山东士族、关中士族、江南士族鼎足而立且毫无愧色。贞元、元和时期的文学活动场域与德行、政事、言语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胡姓文学家族从地方进入台阁,从边缘到核心,进入文学活动的中心地带。唐人选唐诗选本采摭胡姓士人诗作入集发挥了保存文本的文化传承功能,突出了中唐胡姓士人的创作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胡姓与其他家族联姻是民族融合的组成部分,基于此产生的文学活动便具有了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唐代文学史的编撰:历史与现状

本文认为断代文学史与文学通史都属于综合性文学史,前者一般由割截后者而成,但却比后者具有更强的专业性,能更多更深地反映文学史专题研究的成果.文章回溯了唐代文学史研究发展演变的历史,并通过对近年出版的五部有代表性的唐代文学史著作的评述,阐述了断代文学史的基本性质、学术要求和它们所可能具备的特色.     

论唐代隐逸的特质及其文学表现

在唐代时代精神的感召孳乳下,唐代隐逸在承传前代的基础上又带有自身鲜明的时代特征,表现出入世化、世俗化、心性化的特质.唐诗中的吏隐主题、对功成身退理想的讴歌以及唐人借助佛禅实现心灵的超越和对个体身心泰适的书写,无不生动再现了唐代隐逸入世化、世俗化、心性化的特质,并折射出唐代士人的精神风貌和社会文化特征.     

论唐代姻娅诗群及其文学意义

与魏晋南北朝相比,唐代婚姻观念与婚姻形态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士大夫婚姻缔结重进士、重文学才子,就婚妻家、夫随妻居等姻娅群居现象越来越多。这些变化催生出众多姻娅诗群。姻娅诗群形式多样,经常开展文学揄扬、唱酬、宴集等活动,对提升家族文学水平、扩大家族文学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姻娅诗群的横向拓展与纵向延伸,使家族文学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进而对时代诗歌风尚的形成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论骈文在唐代文坛的地位

骈文一直是唐代文章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文体形式。古文运动前,骈文在文坛上处于主导地位;古文运动期间,骈文仍是时下文章的主流形式;古文运动后,骈文仍是当时的主流文体。也就是在此基础上才有了《新唐书.文艺传序》唐之文章“三变”之说:“王、杨”与“燕、许”之变,变其文风;“大历、贞元”“美才”之变,变其文体。     

晚明社群文人创作趋同倾向及其对文学之影响

社群文人的潜在门户意识,使得他们极力排斥来自他社的不利因素;但相对社内文人群体而言,此种门户意识更易导致他们思想行为的趋同倾向。究其因,主要有三:(一)文社领袖一般具有杰出的文学才能,他们所倡导的文学思想为社内文人所尊奉;(二)同社士子多由亲属或者师生组成,在文学思想上,彼此之间往往具有渊源继承关系;(三)同社文人大多为本乡、本县或者本郡之人。这种趋同倾向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得极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他们的集体创作成果——社稿方面。同社文人的门户趋同意识容易导致他们的文学创作在题材、体裁、思想、风格等方面趋于一致,这对形成某一文学流派,掀起某种文学思潮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夸大同社文人趋同意识对文学的积极影响,有时同社文人在"过分"强调创作一致性的同时,也会忽视他们的独创精神而导致模拟倾向。     

从北周到唐代文道思想的变迁

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主张诗言志、文载道,追求社会功利性的文学创作从未中断过。自西魏、北周到唐代,由于种种现实原因,文学追求社会功利性的要求不断凸显,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复古为号召的古文思潮,并对以后的文学思想产生深远影响。     

唐代人物审美观的嬗变及其文学观照

中晚唐以纤瘦为美,这与初盛唐以丰腴为美的审美观迥异。初盛唐的审美观源于唐初实行的“关中本位”政策以及胡风的影响。“武周革命”使“关中本位”政策土崩瓦解,安史之乱又使中唐士人开始“尊王攘夷”,把矛头指向胡风,唐人审美观亦随之变迁。安史之乱后,南方经济文化日益突出,进士科所试诗歌依南朝齐梁体格,导致中晚唐人物审美观向南朝回归,以纤瘦为美之风兴起。这种审美观的嬗变在唐代文学中得到充分反映。     

唐代江南地区顾氏家学精神与文学创作

唐代江南地区顾氏家族作为传统的文化世家之一,家学传承极为丰富,有经义、诗文、书画等。与其他传统世家相比,顾氏家族中高逸清狂者数量甚多。顾况的祖辈、顾况、顾非熊都有"清狂"之举,他们精神中的共同点就是对自由个性的张扬和自我价值的体认。他们诗文创作中的个性色彩,正是其承继了家族传统中不断超越自我、寻求自由个性精神的人生哲学的自然流露。     

唐代文学中的杨玉环形象

〕本文将唐代咏颂杨玉环形象和故事的诗文作了一个综论,主要分析了盛唐、中唐、晚唐三个时期文人对待这个问题的不同观念和意旨,以及各时期对杨玉环事迹重要问题的看法,认为杨玉环是一个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话题,从而推断了后世以李隆基杨玉环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必然的基本倾向,和历史题材文学的共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