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

如何理解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争论很大。这里,我试谈一点粗浅的看法。马克思说“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这里说的“人的一般本性”,就是指人的共性,即人性;而“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就是指个性,即阶级社会中的人的阶级性。因此,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人类社会同阶级社会比较,人类社会是一般,阶级社会是个别,     

论中国国家社会化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国家与社会浑然不分的典型,这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有关,也是人的本性在一定发展阶段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本文把这一过程称为国家社会化,并且初步探讨了中国国家社会化的内容和形式等问题。     

国家对社会的顺应和社会的国家化——汉唐历史变迁中社会与国家关系及其变动的基本特征

汉唐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虽来自社会,国家往往直接间接地顺应甚至屈从社会的要求,但国家并非简单、直接地跟随社会亦步亦趋,而是以各种形式,将发端于社会领域的经济、文化现象,盛行于民间的依附关系,崛起于草野的社会势力,整合到统一的政治秩序之中。汉唐历史变迁中社会与国家关系及其变动的基本特征,可以社会的国家化概之。     

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探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寻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正确处理的原则,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重要内容。本文就此谈点粗浅看法。 一、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课题。古希腊的先哲苏格拉底首先把哲学的智慧之光照在人身上,开创人“自己认识自己”之先河。在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中,人被置于至尊的位置。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却把社会置于个人之上。中世纪,是无视人的历史地位的漫长之夜,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只是通过人与神的关系表现出来。文艺复兴运动,以尊重人性、提倡个性自由和现世幸福为特征,直接了当地肯定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原则。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统治阶级即将登上政治舞台时起,它的思想家们就开始系统而又深入地阐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们从抽象的人性出发,阐述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看法。在霍布斯的“利维坦”即国家里,国家是唯一的,人们和等级只是它的“成员”和“职能”。而在斯宾诺莎的民主政体里,个人应该永远保留财产权以及信仰和思想自由。卢梭力图把个人的自由和服从统一在国家整体里,这一既要整体权威又要个人自由的矛盾,构成了他的社会契约论。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们,机械论的倾向使他们在人和环境的关系     

经济人与社会人的辩证关系——兼谈对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审视

人性假设被视为经济学理论的基石,对人性假设的不同界定带来了经济学的两种基本范式——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前者在解释个体行为和微观决策时更具说服力,后者在分析历史和探讨社会关系时显得更为深刻和透彻。就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经济人”与“社会人”的关系,寻求“经济人”与“社会人”的最大可能的融合。     

关于“主体”的社会哲学思考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承担者,因而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社会哲学作为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的哲学理论,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是研究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以及二者相互作用的机制的哲学理论。因此,研究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的本质属性、社会化进程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就构成了社会哲学的重要研究内容。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展开论述,只就主体性问题作一社会哲学的思考。这是由于探讨主体性或许能为“人何以能够社会化和怎样完成社会化”的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那么,什么是主体性呢?所谓主体性,主要是指主体的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正是由于社会     

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笔谈)

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笔谈）“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树立“社会”“国家”的区别意识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清海当前,在“社会发展”的问题领域,我认为有一个问题已经到了应该提上日程予以考虑的时候了,这就是关于社会与国家的关...     

社会化: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的取向

社会国家化是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一体化的标志,政治统治是国家最重要的主体职能,国家缺乏应有的社会性.我国遵循放权让利的行政分权思路进行了体制改革,这并没有使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和调整沿着理性的方向演进,国家正以一种与改革前不同的形式重新介人社会特别是经济生活.现阶段,必须坚持社会化取向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确立有限政府观,夯实有限政府的产权基石,提高国家社会化程度和水平.     

人性与制度的双重塑造——人性假说和制度设计对社会发展的历史启示

人性的假设与制度的设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共同影响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人性假说是制度设计的前提,而社会制度环境又从根本上制约着人性的内容和表现形式。通过对人性假说与制度设计的分析,我们会发现,思想家往往凭借自己的经验观察和理想设计去思考人的本性,在他们的理论思考中,渗透了每一个历史阶段的现实矛盾及其时代要求,人性假说是同时代变革的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论国家所有权的社会化

所有权社会化是反思绝对个人所有权的结果,兼具市民社会国家化与私法公法化的特征。国家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成竞争关系,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所有权社会化成为必要。国家所有权社会化过程是国家所有权改革的过程,是保持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互相制衡的过程。国家所有权应当区分为国家公产所有权与国家私产所有权,二者社会化路径存在不同,前者以遵守社会契约为核心,后者以国家私产的不同性质而有不同的路径选择。     

罗卜藏丹津事件始末:国家与社会的权利博弈及地方社会儒法化

罗卜藏丹津事件是青海历史上"社会"与"国家"之间权利博弈的典型,《善后事宜》的实施,不仅导致了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的模式从"弱控制—利用"转化为"强控制—渗透"关系,也为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强国家—弱社会关系模式建立,及整个青海社会的国家化、封建化、儒法化奠定了基础。     

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二战后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福利国家体制。 70年代后期滞胀局面的出现使福利国家陷入危机。作为对这种危机的应对 ,2 0世纪的最后 2 5年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新自由主义的“去国家化”改革。但是 ,这种改革并不能使资本主义走出危机。“9·1 1”事件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政府纷纷调整内外政策 ,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明显增强。这种政策调整可以被看作是各国政府对突发事件的一种反应 ,但也是西方主要国家 90年代中期以来的政治动向的延续。超越自由放任主义与干预主义成为一种时代要求。当代西方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自由主义、左翼批判理论和“第三条道路”理论 ,都力图解释西方社会发展 ,指明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出路。揭示这些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我们可以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化、“去国家化”的实质、作用及其限度 ,并指明国家在未来社会中将扮演的新角色。     

善观与善游——孟子与庄子视界中的“水”

水在儒道两家哲学中都是一个重要意象,从形下之水超越而为形上之水,它便与人性相关.在孟子哲学中,水之“就下”本性象征着人性的“向善”趋向,水与世界的整体关联证明了人在社会中向善的必然性.在庄子哲学中,人与水的关系验证着人之本性的状态,人与水的合一是逍遥游的表现.孟子与庄子对利与物的拒斥,彰显人之本性的理论合理性,但与人类历史的相悖也说明他们的理论需要重新检讨.     

社会历史发展与人的本能

传统观点认为,人的本能就是人的自然属性,即人的与生俱来的生理欲望、需要和机能。这种观点把本能完全归结为个体的自然的属性,从而否定了人的本能与人类社会历史的内在关系。本文不同意上述看法,认为只有从社会历史层面,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才能正确把握本能的性质和作用。 本能与本性密切相关。人性指人的本质属性,人的本质属性就是社会性,这一点人们没     

民法本位的人性基础论析

法是人的创造物,法与人性之间必然地具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在阿奎拉看来,法的目的是共同善。格老秀斯认为,有人性然后有自然法,有自然法然后有民法。祁克指出,个人法是从主体的自由出发,规范个人相互平等对立的关系的法律;社会法是从对主体的拘束出发,规范有组织的全体成员的法律。庞德指出,对人的内在本性进行法律的社会控制之必要性,在于人的本性所包含着的扩张性、欲望与社会本性的矛盾。严复说,“治国之法”一定要合于“天理人情。”“天理”就是“自然之律”,“人情”就是“天赋之人性”。我认为,人性始终是难以实证的假定,性善、性恶、性善恶兼有、性个人性或社会性等都是基于不完全归纳的例证的抽象甚至纯属主观唯心的假设,反映了思想者对人之本体的追问和对人性或善或恶或杂或无或个别或整体性等的描画。性善论者珍视人的美好品质,性恶论者强调对人后天的教化和规范。个体性论者看重人的个体权利,社会性论者侧重社会、国家控制的必要。无论性善或性恶论者还是个人或社会性论者大多不反对法律的规范。法律当要合人性,尊重人之为人的自由和权利,而不可成了悖人性、灭人性的恶法。民法作为平等主体的市民或私人权利保护的最基本的法律当坚持合人性的市民之权利本位。     

论国家与社会的一般关系——兼析明代国家与社会之历史关系

国家是具有政府组织并独立于外部势力的社会共同体,政府是代表社会行使公共权力的机关.历史学者考虑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一般是指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公共权力体系与作为其基础与目的的社会之间的责任、权力、利益配置形态及其运行状态问题.政府合法性、公权力与私权利之关系、公权力与社群自治之关系、政府的责任与权力结构、社会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主动程度、精英和草根阶层的关系格局,是考察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六个基本问题,以这些问题为线索考察明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深化推进诸多相关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基础的转向:从政治人转向社会人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学科是以“政治人”作为人性基础,而随着社会建设的深入推进,时代主题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也发生了从“政治人”向“社会人”的转向.实现这一转向的理据在于人的社会性能够把人性的其他内容统一起来,包含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结构,消除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错位.因此,“社会人”能够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建构提供人性根基.     

国家建构下的社会进化：地方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整体性分析

如何理解国家建构和社会进化的逻辑关系，是一个关系国家推动社会建设之路径选择的重要问题。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进化理性观及其“自发秩序论”“建构原罪论”，不能解释中国政府主导社会建设、推动社会进化的经验事实。作为一项国家建构行动，地方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行动逻辑及其效果充分说明：国家建构是政治吸纳以及嵌入、生产社会的理性行动过程，国家建构社会的组织框架、权力链条和行动方式均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国家建构是社会实现有序演进的行动机制，国家建构了社会进化的基本秩序，为社会进化输送了养料，提升了社会进化的速度；国家建构更好地助推社会进化，实现了二者的有机衔接，实现了国家建构的行动理性与社会演进的主体诉求的统一。     

论法治与人性的契合和互动

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过程中,认真看待法治与人性问题,对法治的性质及其构建会有更深入的把握。从人性的外延分析,性恶和性善论两方面统一滋长出法的基本精神,即对权力的限制与对权利的保护;在人性的内涵上,人性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两者的冲突以及人的社会本性内部的冲突决定了法治秩序的必要;对人的理性的理解关系到法治实现的可能性。在法治与人性契合基础上,建构法治的价值目标便是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本性。     

国家与社会交互关系:社区及其组织研究的一种路径

本文尝试梳理“国家与社会”框架在上世纪90年代重新进入中国学界后的研究发展脉络,探讨各种争论产生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与社会交互关系”作为一种融合了该框架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新进展的路径,可以成为社区及其组织研究的良好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