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交通高峰时段乘客生理信号特征提取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公共场所拥挤现象越来越普遍,影响着个体身心健康的发展。但由于拥挤环境的复杂性和存在的社会伦理问题,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角度的定性论述。打破传统研究方式,通过设计实验,实时记录上海地铁早高峰期间乘客血氧饱和度、脉率和呼末二氧化碳生理指标,并运用频谱分析和小波包分解技术进行分析对比,将车厢拥挤环境对乘客的基本生理参数的影响定量表述。结果反映拥挤环境会对乘客呼吸系统产生较大影响,并为改善地铁拥挤和安全管理提供了新思路。     

主题公园拥挤感知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机理——情绪的中介效应

基于2020年国庆黄金周期间甘肃省两家热门主题公园——嘉峪关方特欢乐世界和兰州西部恐龙水乐园313名游客的调查数据,遵循SOR概念框架,引入情绪中介,构建并检验了拥挤感知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结构模型,研究发现：(1)物理拥挤感知、心理拥挤感知对游客满意度的总效应均显著,方向均为负;(2)物理拥挤感知、心理拥挤感知均以正性、负性情绪为完全中介负向影响游客满意度,且心理拥挤感知对游客满意的总效应(绝对值)更大;(3)正性情绪在物理拥挤感知与游客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绝对值)大于负性情绪,负性情绪在心理拥挤感知与游客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绝对值)远大于正性情绪;(4)物理拥挤感知、心理拥挤感知负向影响正性情绪,正向影响负性情绪;(5)正性、负性情绪分别对游客满意度产生正向、负向影响。     

空间集聚对制造业出口的非线性影响及其异质性分析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不断深化,深刻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格局。基于“规模效应”与“拥挤效应”的视角,运用2003—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空间集聚影响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效应与影响方向、行业与地区异质性进行了分析与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空间集聚对于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取决于“规模效应”与“拥挤效应”之间的权衡,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2）空间集聚程度的不断加深不仅能够扩大出口规模,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制造业出口结构。（3）空间集聚对制造业出口影响的“拥挤效应”已经开始显现,且“拥挤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明显。     

基于灰色Verhulst模型的陕西省人口城镇化率预测

城市化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准确的城市化预测是进行经济、社会建设的基础.人口城镇化率的增长过程具有非线性饱和状态的特点,灰色Verhulst模型具有良好的适应效果.进一步的预测表明,陕西省人口城镇化率增长态势明显,由此引发的住房问题、人口膨胀、环境恶化、交通拥挤、社会治安问题必须妥善解决.     

外部规模经济、拥挤效应与城市发展：一个新经济地理学城市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城市模型长期忽略了外部规模经济和拥挤效应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导致对城市规模和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缺少外部性这一重要特征。基于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和拥挤效应的城市发展模型表明,在新经济地理学建模框架下,外部性对城市发展有重要影响。数值模拟发现：福利水平与城市规模之间表现出倒U形关系;最优城市规模随外部规模经济的增加或拥挤效应的减小而不断扩大;人口数量持续增长时,土地租金和总地租收入都以递增的速率增长,单中心空间结构不再稳定,但最终会出现何种形式的空间结构则取决于外部规模经济与拥挤效应的大小。     

空间集聚可以促进区域海洋产业的发展吗?——兼论蓝色经济区中海洋产业的集群化对策

由于不同沿海地区经济基础的差异,在海洋产业的发展过程中生产要素在空间上会不断向经济优势地区集聚,在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的作用下,海洋产业的空间布局会形成一种“中心一外围”模式,表现出“强者恒强,弱者更弱”的态势.空间集聚会带来正面的集聚效应和负面的拥挤效应,相比陆域经济,海洋生态的相对脆弱性会使得拥挤效应更容易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心地区的海洋资源就会出现被过度开发的局面,而外围地区的海洋资源却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因此,空间集聚一方面促进了区域海洋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使得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在蓝色经济区海洋产业的集群化发展中,也会出现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现象,这就需要对集聚效应与拥挤效应进行权衡以实现资源环境约束下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人口规模对工业污染排放的门限效应研究——以我国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为例

本文运用2003-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扩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通过构建面板线性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存在负向影响,并存在一重门限效应,当城市人口规模超过门限值1333.4万人时,其减排效应更强;城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均GDP呈“倒U”型关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成立.本文按照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两个维度分组考察了我国30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当前的发展阶段,发现其中绝大多数地区的人均GDP已经超过EKC的拐点,而人口规模仍在门限值之下,因此合理地吸引人口聚集有助于工业污染减排.     

城市规模与城市福祉：效应、评价及发展导向

城市规模战略之争本质上是城市发展的价值导向之争。基于"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理念,从福祉视角出发探讨城市规模的发展导向问题;结合福祉理论和城市经济理论相关观点,构建城市福祉评价指标测度中国城市福祉状况,并利用2006～2018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检验城市规模与城市福祉的关系,结果发现:(1)近年来,中国城市平均福祉水平不断增进,城市之间的福祉差距略有扩大;(2)城市规模通过集聚经济与拥挤效应影响城市综合福祉,城市规模与城市福祉之间表现出显著的相互促进关系;(3)当期城市规模与滞后期城市福祉显著正相关,较高的城市福祉通过吸引人口迁入促进城市增长。基于此,城市规模战略应该以福祉增进和福祉均等化为导向,大城市重点发挥集聚经济优势、降低拥挤效应,中小城市则以社会平等、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城市规模外生的福祉增进作为着力点。     

从城市道路经济属性探讨交通拥挤收费

城市道路属于拥挤性公共产品,文章分析了城市道路交通拥挤的外部性因素,指出,采用交通拥挤收费法,可利用经济杠杆作用,将城市道路交通拥挤而产生的负外部效应通过收费的形式内部化,限制机动车使用者在高峰时段出行,实现城市交通资源最优利用。它可以在城市发展特定的历史时期作为缓解城市交通拥挤的手段。     

中国城市人口集聚对城市生态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面对资源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的约束,如何在人口城镇化发展背景下通过调节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实现城市生态效率提升,是值得探讨的课题。本文从人口集聚角度出发,利用2004-2016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了不同人口规模、不同人口密度对城市生态效率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从人口规模与城市生态效率的角度看,中国城市人口规模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从人口密度与城市生态效率的角度看,不同人口规模下人口密度与生态效率之间的门槛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积极发展小型城市,建立区域发展增长极;二是优先扩容中型城市,培育城市群崛起动能;三是科学布局大型城市,推动城镇一体化发展;四是优化城市规模等级,促进区域要素相协调。     

甘肃民族地区人口素质与环境

人是生产中最主要的因素,而人口质量的提高又是劳动力因素的关键。甘肃民族地区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人口素质偏低,影响民族经济的发展。分析甘肃民族地区人口素质偏低的原因,采取措施不断提高民族地区人口素质,是发展民族经济的基础     

主成分分析法在人口素质评价中的应用——以江苏省为例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在构建人口素质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江苏省人口素质水平进行计算与评价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江苏省各省辖市人口素质发展状况差异明显,南京高居首位,宿迁处于末位,只有苏南地区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苏中、苏北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山东省人口文化素质发展与差异——基于“六普”数据的分析

以山东省“六普”数据为依据,使用主成分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山东省17个地市人口文化素质发展状况以及发展水平类别进行了分析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山东省人口文化素质总体逐年提高,经济发达地区提高速度比欠发达地区快;区域发展不平衡,空间布局呈现“一轴两点”格局:17地市人口素质发展水平“高、中、低”比例为6∶2∶9,出现两极分化态势.扭转这一不平衡局势是今后山东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当代苗族人口发展状况探析

在借助史料扼要陈述苗族源流及其地域分布演变的基础上,通过整理和计算当代苗族人口的相关资料和数据,对这一少数民族人口的地域分布、数量、文化素质、结构进行考察分析,以期深化对苗族人口的研究,并为促进苗族人口发展提供依据或参考。     

农民素质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我国农村人口众多,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巨大,但是农民素质大多偏低,人力资源开发成本较高,这就直接影响了我国农业和涉农产业劳动生产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因此,各级政府应加大投入力度,对农村人力资源进行全面规划,科学决策,合理配置,综合开发。     

人口、经济增长对环境影响的库兹涅茨曲线分析——以昆山市为例

采用昆山市1991-2007年人口、经济相关数据,对昆山市人口、经济发展现状和环境质量进行了库兹涅茨曲线拟合分析,发现昆山市目前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分别与经济增长呈倒N型和正N型曲线关系,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方面则不存在明显曲线,人口增长速度较快但对环境影响不明显。这说明昆山市目前已进入人口、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转折的关键点,转折的实现需要积极的环境政策响应。     

大学生生活质量的自我评价——以南京市某高校为例

为了解在校大学生生活质量自我评价情况及其影响因素,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测定量表（WHOQOL-100）对南京市某高校469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表明,大学生生活质量自我评价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年级差异,并受家庭所在地和父亲文化程度的影响。据此,建议相关部门重视大学生生活质量问题,针对不同性别、年级的大学生加强教育、管理和服务,以有效改善大学生的生活质量。     

积极构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新机制——鄂州市的认识与实践

鄂州市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 ,转换观念 ,坚持以人为本 ,将管理与服务相结合 ,在加强服务网络建设、寻求服务制度创新、实施综合优质服务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实践     

江苏人口发展水平评价研究——基于综合指数评价法

以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人口环境为二级指标,人口密度、婴儿死亡率等为三级指标,构建了江苏人口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综合指数评价法,对江苏省13个省辖市的人口发展状况进行评价。运用聚类分析法将13个市的人口发展水平分成很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5个类别,并对各个类别的城市进行评析。最后给出江苏除了要发展经济外,政府更应该重视民生、环境、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率、农业生产的应对建议,同时也针对各类别城市提出人口发展方面的建议。     

贵州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研究

利用贵州农村老人生活状况调查所得资料、对农村老人生活质量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农村老人生活质量刚进入中等水平,且生活质量随年龄增加而下降;男性老人的生活质量略高于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人生活质量越高;不同婚姻状态和不同居住方式下的老人生活质量存在一定差距,老人拥有儿子的数量对其生活质量有一定影响。针对当前农村老人生活质量存在的诸多问题认为,改善农村老人生活质量应以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和无子老人为重点,在农村居住方式正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应当优先关注和改善农村独居老人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