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史识微

一、“许国公”和“震国公”《旧唐书·渤海传》谓大祚荣“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振”,《新唐书》作“震”)。溯言“万岁通天年,契丹李尽忠反叛,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事不及乞乞仲象。如此,大祚荣何以自称振国王之缘由不清,读者亦无从推知。而《新唐书·渤海传》记营州起事时,则首述乞乞仲象。谓“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赦其罪”。述及祚荣,则阐明其为乞乞仲象之子,后“祚荣即并     

从考古学上看唐代渤海文化

在唐武后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时,生活在牡丹江流域一带的栗末靺鞨人,趁着契丹李尽忠反叛攻占营州,唐王朝无暇东顾之际,大祚荣率其族众以牡丹江(古称奥娄河)上游为中心“据东牟山(即敦化县六顶山),筑城以居之”正式建国,国号称“震”。有兵数万,占地二千里,编户十余万。震国建立不久,唐中宗遣侍御史张行岌前往招慰。到睿宗先天二年又遣郎将鸿胪卿崔忻(唐书作“诉”误,应从旅顺口井栏刻石作“忻”)出使震国,正式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以其统治的地     

北京出土的(唐)张建章墓志

前几年,曾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看到唐张建章墓志铭。此墓志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在北京德胜门外冰窖口附近出土的,志石两块方形,志盖刻篆书“唐蓟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张府君墓志铭”,四行十六字。志文楷书,三十二行,满行三十一字,共计九百零九个字。这块墓志的出土,对了解和研究唐朝与渤海关系的历史,颇为重要。隋唐时期,居住在我国东北境内的少数民族靺鞨人分为七大部。其中分布在松花江、牡丹江和辉发河流域的粟末靺鞨部,到了公元七世纪末,兼并周围各部,势力日益强大。六九八年(唐圣历元年),粟末首领大祚荣自立震国(或作振),称震国王。七○五年(唐神龙元年),唐中宗派遣侍御史张行岌前往招抚,大祚荣随即归附。七一三年(唐开元元年),唐玄宗派遣郎将崔忻前去粟末地区设置忽汗州,任命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并册拜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于是大祚荣“去靺鞨号,专称渤海”。可见史称“渤海国”之名是由唐王朝的册封而来     

渤海隶属于唐朝

渤海国是我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靺鞨人建立的地方政权。公元698年,粟末靺鞨大祚荣自立为震国王,建立起靺鞨人的第一个政权。公元705年,唐中宗“遣侍御史张行岌往招慰之”①,大祚荣应招,明确了与唐朝的隶属关系,并于公元711年第一次派人到唐朝贡献方物。公元713年,唐玄宗派崔忻为宣劳靺鞨使到震国,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祚荣接受了唐朝的册封,改国号为渤海,与唐朝正式建     

“渤海国”名源考辨

渤海国号的由来,《新唐书·渤海传》记为唐先天中,朝廷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胡三省按此理解为:“始去靺鞨,专号渤海”,故此现代东北史大家金毓黻先生等往往以渤海专代靺鞨,并从而以此推论二者的音转问题。但是,如果全面地审核现存有关史料,这一所谓“渤海”专代“靺鞨“或“靺鞨专称渤海”说,就显得难以成立。今冒昧略陈管见,敬乞方家赐教。     

关于唐代渤海国的文学艺术

渤海王国是以粟末靺鞨为主体而建立的地方政权。公元七一三年(开元元年)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从此该政权“去靺鞨号,专称渤海”①。大祚荣死,子武艺继位,“大开宇境”,到宣王仁秀时进一步扩大地盘,成为雄踞东北地区的强大政权。渤海诸王一再“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②。因而在唐文明影响下,渤海政权成为当时祖国边疆地区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个王国,史称“海东文化”。本文仅就渤海的文学艺术(包括文学、书法、绘画、音乐和舞蹈)等,作一粗浅的论述。 一渤海的文字 要探讨渤海的文学艺术,首先必然要涉及到作为文…     

渤海靺鞨考

《旧唐书·渤海靺鞨传》一开头便道:“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有些学者根据这一记载,认为:“大祚荣是高丽人。”然而,这一记载中,有“渤海靺鞨”一词。特别是,“渤海靺鞨”一词中有“靺鞨”二字,这二字足以使我们怀疑“大祚荣是高丽人”这一看法的正确性。由于“渤海靺鞨”一词涉及大祚荣的族属问题。所以,渤海史的研究者在论及渤海族属时,有时会自觉不自觉地解释一下“渤海靺鞨”,自觉不自觉地表明了自己对“渤海靺鞨”的看法。如中国学者王成国认为:“渤海靺鞨即粟末靺鞨”。又如,朝鲜学者朴时亨在论及这一问题时,认为:“渤海不只是由高句丽人组成的,它还包括在数量上仅占多数的靺鞨之众,而且其国都也位于粟末靺鞨住地。但在这里掌握主导权的是高句丽”。     

关于渤海植棉问题

有关渤海的“显州之布”和“沃州之緜”问题,多年来在中外史学界引起密切关注。有些学者把“显州之布”说成是棉布,有的则认定“沃州之緜”是木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使我们感到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考证和商榷。本文的要旨在于说明:“显州之布”是麻布而不是棉布;“沃州之緜”是丝緜而不是木棉。关于渤海“显州之布”问题,1937年《满铁农事试验场》报告书中最早提出了“满州可能从古有棉花栽培的历史”的推断,它引用了《盛京通志》里所记的“沃州之棉”。1956年金毓黻先生在《关于渤海国的三个问题》一文中说:“据各书所记,渤海国生产情况:农业     

关于唐代渤海王国的货币问题

唐代渤海王国是否铸造过和使用过货币,迄今为止,一直是渤海历史、特别是渤海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悬案。由于在今我国东北、朝鲜半岛北部及苏联滨海地区的渤海遗址、城址和墓葬中至今没有出土或发现过渤海人所铸造的货币,所以,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当然,国内外也有些治史者提出另外的看法,如《朝鲜全史》卷五的《渤海商业》部分就谓:“渤海商品流通领域中主要通用的货币是粟、布等现物货币,还可能使用过货币”;我国延边大学的力学凤同志在《渤海以中京显德府为王都时期的商业试探》一文中,则明确认为“渤海使用过货币”,只是由于篇幅所限,作者尚未来得及作出足以令人信服的论证。本文拟在方说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考证和论述,以期引起学术界同仁的重视和讨论,使这一历史之谜尽快得到揭示。     

渤海大氏考

文章认为渤海史研究的关键需要弄清渤海大氏的源流。大氏所领导的粟末集团所以被李唐王朝封为渤海郡王,进而封为渤海国王,就因为大氏为东夷族系,曾活动于山东东北部渤海沿岸,这一地区在汉代设渤海郡。李唐王朝遵循中华传统文化,追本溯源,尊崇大祚荣为首的大氏族团的“得姓之地”、氏族发祥地——即在汉所设之渤海郡之故地,故封以渤海国王。古有大人国,古史上东方大人国即渤海大氏的故国。大氏族团由山东半岛经海路到达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北上,来到东北地区与东北古族肃慎—族团融合。渤海大氏集团以唐代文化为依归,同时受到室韦、契丹、突厥文化的影响     

柳得恭与《渤海考》

朝鲜古代文史学家柳得恭所撰《渤海考》曾在渤海史研究的某些方面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是,文章中的某些观点似有偏颇,值得商榷。以史实为依据,客观地评价历史过程乃是渤海史研究中的首要准则。为此,本文首先扼要地介绍柳得恭其人,并在此基础上对他所撰辑的《渤海考》作以分析,以期同仁赐教。柳得恭,字惠风、惠甫,号冷斋、冷庵,堂号古芸斋(堂)。1749年,生于朝鲜儒州(文化),是时为我国清朝乾隆十四年,朝鲜李朝英祖二十五年。其父(王运),进士及第,使柳得恭自幼就有良好的家学濡染,人称其“博学工诗,娴子掌故”①,或“好古,工文词”②,终于也进士及第。柳得恭的老师,是赫赫有名的北学派大师朴趾源,他的实学思想主张,对柳得恭影响很深,使其也成为实学派重要人物。因此柳得恭被誉为“东国文风”,“汉文新派四大家”之一,他是李朝后期北学派的主要代表者。柳得恭具有较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也是实学家们的共同特点。著有《冷斋集》、《盎叶     

李石族属新证

金代参知政事李石,其族属长期未能辨清,颇有进一步考证之必要。李石字子坚,辽阳人,贞懿皇后之弟。贞懿皇后为金世宗的母亲,李石为世宗母舅、宗室成员。他身居高官,辅佐世宗忠心耿耿,虽敦厚寡言,而器识过人。在关键时刻,能提出远见卓识的意见,屡被世宗采纳而成其大功。由于历史文献以讹传讹和考证工作的疏忽,李石的族属长期以来一直是一项空白。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还没有人考证出李石的族属。近年来,蔡美彪等所著《中国通史》第六册问世,其中提出:“世宗母舅李石拥立世宗即位,由参知政事进为尚书令,是朝中渤海人的     

珲春的渤海遗迹与日本道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县,在唐代,隶属于渤海国东京龙原府。龙原府(今珲春县八连城)是渤海五京之一。渤海第三代王大钦茂于公元785年(唐贞元元年)曾将国都由上京(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迁到龙原府,“贞元时,东南徙东京”①,龙原府遂极一时之盛。珲春境内的渤海遗迹,显示了当时的繁荣。穿过珲春境内的通往日本的渤海“日本道”,是渤海与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日本进行友好往来,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早在本世纪初,珲春的渤海遗迹就引起     

东牟山在哪里?

公元698年大祚荣据东牟山建立震国,不久经唐朝册封改为渤海国。公元755年,渤海迁都上京龙泉府,史称渤海开国都城为“旧国”。据考证,渤海“旧国”为吉林省敦化镇内的敖东城遗址。又据《旧唐书》、《新唐书》记载,大祚荣初起时,据东牟山筑城居之,足证他“自立震国”之地当为山城,而敖东城并非山城,又不傍山,所以敖     

勃海人口考略

渤海王国有多少人口?由于文献记载语焉未详,迄今尚无定论。本文拟在钩校中外古籍的基础上,对这一关系到“海东盛国”兴亡盛衰的问题,试作初步的探索和考证。 一、关于渤海初期的人口 渤海王国初名震国(或作“振国”)。《旧唐书·渤海靺鞨传》称大祥荣自立为振国王之际,“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此外如《新唐书》、《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文献通考》及朝鲜史书《东国史略》、《东国通鉴》等等,也均谓其时“户十余万,胜兵数万”。 然而,“户十余万”是个相当笼统的数字。究竟是十二、三万,还是十七、八万,实难确指。如…     

关于渤海首次聘日使的姓名和官阶

近年来《学习与探索》上发表的关于渤海国的文章中,有不少篇都谈及渤海聘日的使者,特别是谈到第一次出使日本的渤海官员。但是,由于对一段文字的理解的不同,使这次出使的人数、姓名、职务,被叙述成多种情况。这一问题又直接影响到对渤海国的官阶、人物的认识,因而有必要予以讨论,以求统一。日本国史《续日本纪》第十,记录的武王仁安八年渤海送往日本的《武王致日本圣武天皇书》中有一句“谨遣宁远将军郎将高仁义游将军果毅都尉德周别将舍航等二十四人赍状并附貂皮三百张奉送”。这句看似寻常的记录历来被作为第一手资料,借以生发出许多枝蔓,而对这句未加句读的史料又历来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解。     

涩泽荣一与“论语十算盘”论

涩泽荣一(1840—1931),素有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创业者”之称。他曾在明治政府中任大藏大丞,后弃官从商,陆续创建过第一银行以及东洋纺织、日本邮船会社等数百家企业,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启动和拓进立下汗马功劳。涩泽荣一不但是个实干家,而且在思想上也颇有理论造谐。他在长期工商业实践的基础上,写成《论语讲义》、《论语加算盘》等书,摆出了著名的“论语 算盘”论。“论语”与“算盘”,本是相互抵触的。“论语”意指本质上重义轻利的儒学伦理观,“算盘”则象征着追求利益的商业经济。而涩泽荣一从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     

恕──现代人际交往的道德准则

“恕”，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规范。古人历来将恕视为美德。如汉代的董仲舒曾说：“圣人之德，莫美于恕。”《春秋繁露·俞序》先哲们认为恕是孔子仁学一以贯之的思想。在（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回：“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7’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怒而已矣。”《论语·里仁》恕德的主要内容有两方面，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另一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员公》。恕，作为为人之则，是处理个人与他人道德关系的基本态度和要求，也是现代人际交往…     

对渤海史三个问题的探索

本文通过大量历史资料和考古发掘的第一手材料对渤海史研究中的渤海考古、东京城地名及渤海货币等三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文章认为,作为黑龙江省第一部山水专志的《宁古塔山水记》是迄今为止有关东京和东京城的记载最早最详的一部书。作者通过对渤海建筑、文字、街道和墓葬的考察印证,充分肯定了张缙彦所作《宁古塔山水记》的历史价值。作者在广泛研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东京城”名称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东京城”之名应始于东丹国立国之时。对于渤海国货币问题,作者认为,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真正属于渤海国的货币,而零星发现的唐币和日币只不过是作为储藏和珍藏之用而已,其数量极为有限。在渤海国以物易物的一般等价物主要是米、布、珍皮等等,因而对渤海货币流通问题应持审慎的保留态度。     

试论涩泽荣一与张謇研究的当代意义

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代和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两国的精神和道德领域都存在“失衡”现象。如何解决这一哲学意义上的困境?回归有道德伦理约束和精神追求的原点,不失为一种选择。中日两国近代实业家的代表涩泽荣一和张謇,将儒家的终极价值理念这一中国文化的原点作为实业经营活动的灵魂而躬行之,对如何突破上述“困境”,具有某种昭示意义。另外,中日关系的未来,与“东亚共同体”不无关系,而这一“共同体”的文化基点何在?涩泽荣一也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