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编例性质考论

宋代编例是将已有的判例编纂成集的立法活动,在中国古代判例法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学界对宋代编例的性质有所争议。宋代例、例册与编例共存,例是例册和编例的素材,先有例,后有例册,再有编例。宋代之前的判例法经历了从秦汉的比附到唐代确立例的地位,自宋代开始,例成了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清代最终实现了律例合编。宋代编例在中国古代判例法发展历程中有其特殊的地位,是对例进行编修并将其上升为立法活动的过渡时期,可以发现宋代编例无论在体例、形式还是程序的视角中,其性质都属于立法活动。     

宋代国信所考论

主管往来国信所(简称"国信所")是两宋专门负责与辽、金两国外交的事务机构,国信所的设置,说明两宋时期外交事务及其管理出现了专门化的趋势,这是宋代外交及其管理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国信所的设置不仅为宋与辽、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也对促进宋与辽、金之间的和平交往起到了重要作用。     

《名公书判清明集》所引宋代法律条文述论

《名公书判清明集》大约有 1/5的判词引用了宋代法律条文 ,显示了当时法官对律条的重视。按当时法律形式如 :律、敕、令、格、指挥、看详 ,对《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有关律条进行归类和比较 ,可以看出各种法律形式的运用大致遵循了“政和名例敕”的规定 ,但在实际的判案中 ,法律虽然是判案者的重要准绳 ,然而并非是惟一的依据 ,法官们还依礼、人情、封建名教、例等作为断案的根据。从书中判词内容 ,可以得出南宋时仍然是律敕并用的结论。书中所引的一些法律条文亦具有补宋代法条之缺的作用     

"文字"的意义——论宋哲宗亲政时期的修史、编类章疏与看详诉理文字

北宋哲宗亲政时期,有三件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重修元祐《神宗实录》、编类元祐臣僚章疏、对元祐看详诉理所之旧案重加审定。这些事件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对之前元祐时代留下的不同类型"文字"的处理。而"文字"的背后,是士大夫的议论、思想、立场。在北宋中后期,士大夫群体的议论和相关的"文字",是其成长、参与政事的体现,也代表了一种北宋立国以来日积月累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因此,哲宗亲政以来针对士大夫"文字"的政治整顿,抓住了士大夫的要害所在,既达成了时人党同伐异的政治目的,更重塑了整个士大夫群体的面貌,深刻改变了北宋的士大夫政治传统。     

宋代刑部建制述论——制度史的静态研究

宋刑部之制,沿袭隋、唐。在宋代,刑部之职能变化,分两个阶段：北宋前期,刑部官员无职事;刑部之权,为审刑院与纠察在京刑狱司所分。但刑部并非空壳,尚掌有昭雪天下死罪之司法权,及犯罪免职官员经赦重新叙用等职事。为宋初四家中央司法机构之一,则大理寺为最高审判机构;审刑院为复议大理寺断案机构;刑部为大辟复核机构;御史台为刑法最高监督机构。元丰五年,行新官制,刑部尚书、侍郎及其所属四司刑部司、都官司、比部司、司门郎中、郎中、员外郎,官复原职。职掌刑法、狱讼、奏谳、赦宥、叙复之政令。元丰改制之后,中央司法机构由四家简为二家,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则为司法监督机构未变。天下奏案,必断于大理寺,详议于刑部,然后上之于宰执,决之于皇帝,这就是元丰改制后,确立的宋代刑事审判制度。这也从刑政方面,体现了宋代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     

宋代广西文化教育的发展述论——以科举、官学与书院教育为中心

宋代是历史时期广西文化教育发展的兴盛期,科举考试、官学教育与书院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取得了突破性成就,这与当时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空前发展密不可分。宋代广西的文化教育在整个古代广西文化教育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一部精密的文化机器——宋朝文化机构述论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事业空前繁荣的时代。造成这种繁荣的原因,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们认为主要是宋代社会的稳定、经济的高涨、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历代的文化积累、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等,谈到官方的文化政策,则多侧重于教育和科举,而对官方在整个文化领域中的推动作用缺乏全面、深入、系统、详细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官方文化机构的运作机制更是如此。由于多年来左倾史学思想的影响,过分突出背景因素和中下层文人、百姓的作用,而对官方机构的活动估计不足,甚至还进行故意贬低。这些都不利于当前在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中正确借鉴历史经验,合理规…     

“绍述创造，靡所不备”——略论宋代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时期，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所取得的成就、达到的高度，不仅在中国古代是空前的，就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居于领先地位。可以讲，当时的宋朝，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成熟，超越了同时代的所有文明。这也正是许多欧美史学家痴迷于宋代历史的生发动因。     

宋代家族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拓荒之作——评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

宋代家族以“敬宗收族”为目的的“聚族而居”,成为一种颇为自觉的意识和自觉的行为,并与魏晋时期以庄园制为特征的同姓聚居形成了区别,这种区别或者说转变被视为近代封建家族组织的雏形。这也成了历史学界的“通识”。但与历史学界对宋代家族研究的热情相比,文学史界对宋代家族文学的研究便不免显得冷落了。     

“行业组织”抑或“服役名册”?——宋代“团行”和明代“铺行”的性质与功能

学术界以欧洲的"行会"为参照物,围绕中国古代"行"的性质和功能,发表了多种见解,或认为两者颇为相似,或认为全然不同,但无论如何,多数学者都将"行"视为一种实体性的组织,哪怕只是单一功能的赋役组织。欧洲不同城市的行会,其起源、形态和作用颇有差异,但它们也有共同的特征,就是对外享有行业垄断特权以避免外来竞争,对内实行管理和监督以避免内部竞争。从资料略微详细的宋代"团行"和明代"铺行"的情况看,它们只不过是官府设置的一种徭役制度,不但与欧洲的"行会"没有相同之处,而且可能只是一种"役籍"即服役名册,而非实体性的组织,在册成员除了按照官府确定的次序轮流服役之外,相互之间并无组织性的活动和联系。     

《宋刑统》其书与宋代礼法

《宋刑统》一书与《唐律疏议》基本相同 ,足证赵宋承袭唐制 ;《宋刑统》不是《唐律疏议》的简单翻版 ;由《宋刑统》增加而为《唐律疏议》所无的文字 ,可知宋朝礼法不完全等同于唐代礼法     

试论宋王朝德政

宋王朝在我国封建社会中 ,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经济方面 ,自唐代以来商品经济已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 ;在政治方面 ,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从德政史的角度进行研究 ,既具有历史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但是 ,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辨析 ,才能够客观地把握宋王朝德政的真正内涵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     

论南宋词人群的怀古情愫

南宋文人穿越千古时空的界限,将人世沧桑、兴衰成败之感,谱成或悲凉慷慨、或缠绵凄清的怀古词篇。时代背景的不同,咏怀古迹的差异,词人主体的不一,形成同中有异的抒情格调,汇成南宋浩荡激越的怀古情愫。南宋文人诉诸怀古词作的书写,在突出浓厚的主体价值的同时,还渗透着强烈的文人情愫,既有拯救家国的儒家精神,又有隐逸江湖的道家情怀。     

宋朝以赃致罪法略述

宋朝的计赃论罪法 ,具有明显的因袭唐律的特征 ,但因唐宋社会的变迁 ,宋代的计赃论罪法亦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其变化趋向主要表现在对“强盗”、“窃盗”赃罪惩罚的趋于加重 ,对官吏贪赃罪处罚的由重趋轻 ,约“六赃”坐罪范围的扩大 ,征赃法、计赃法、平赃法的日趋完善。宋朝计赃论罪法的这些变化 ,亦展现出宋朝法律变化的时代特征。     

略论唐宋时期的运河管理

一部大运河的历史文化,是与中华民族全部历史文化进程紧密相连的。唐宋时期,大运河是联系国家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中心的纽带,直接为"国命所系",朝廷非常重视大运河的管理。漕运的有序管理,为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论宋代理学家的古文创作

宋代古文有着自身的时代特性 ,其基本的特征和观念 ,是“文以载道”的内在思想体现为文学复古的外在形式 ,实与理学诞生于同一种思想观念和文化氛围。理学家虽然重道轻文 ,但由于儒学的传统表现方式 ,理学家既认为“出于正”的文章是圣贤气象的体现 ,又借助古文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一方面 ,理学家的主理思想影响了古文家的观念 ;另一方面 ,理学家处于古文运动潮流之中 ,自亦受到古文家创作主张的潜移默化。因此 ,宋代理学家古文既具有自身的特色 ,又始终参与着整个宋代古文的进程     

宋代约束后妃规制述评

宋代是一个重法制的朝代,＂祖宗之法＂贯穿整个宋代。由于后妃身份的特殊,她们须遵循的规制比较多。宋代约束后妃的规制主要有严密的宫廷制度、权力行使适度的垂帘听政制度、后妃政治的监督机制及封建伦理规范等。宋代后妃循规蹈矩的特点,造就了她们在政治上＂守成而治＂,在生活上恪守妇德。     

宋代诗文词作者的层级与时空分布

宋代有诗、词、文作品传世的作者共16775人。超过一半的作者都是孤篇存世,存诗文词1-9首(篇)的低产作者占八九成,中产作者有一成多。诗文存量在501首以上的高产作者有157人,其中陆游诗作最多,达9242首,苏轼的文章量居首,有4837篇。从地域分布来看,浙江的作者最多,其次是福建、江西,这三省的作者占天下之半,可见其文风之盛,也见出作者分布的不均衡。从南北对比来看,南方占绝对优势,北方10省市的作者总数不如浙江一省的人多。作者的版图分布,呈两片一带一点型。从作品量的贡献来看,词文的创作量都是江西第一、浙江第二,诗作量则是浙江称雄。宋代诗文七成多的作品是由浙江、江西、四川、福建、江苏五省的作者创作的。从地市级作者分布看,福建南平市的作者数高居第一,福州第二,杭州第三。数据表明,进士人数与诗文词作者人数呈高度正相关,进士多的地区,作者亦多、文风亦盛。从阶段性变化来看,元祐时期,宋代诗文词全面进入高峰期,数据印证了元祐文学的辉煌和南宋中兴时期文学的“中兴”。宋代诗词文作者和作品的统计数据,细化了对宋代文学发展进程的认识。     

试论宋学的时代精神

宋学作为两宋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历史时期现实问题的积极回答,其出现适应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宋学中所体现出来的变易精神、求理精神、道德精神和求实精神,成功地回应了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挑战,化解了各层面的冲突,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