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环境治理中的软法因素：以北极环境保护战略为例

北极环境保护战略（AEPS）是目前在北极环境治理中最具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软法规范。从AEPS的发展过程、具体内容和实施绩效来看,它构建了与北极相关各国及其他利益主体开展北极环境治理的平台与沟通渠道,具有共识性和实效性,但是其功能存在局限性与缺乏保障性。从对AEPS的考察可以发现,软法应当被定性为法律,且其与硬法之间的关系不仅限于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是“实然”与“应然”的关系。     

北极法律秩序走向与中国北极权益新视野

目前中国学界对于北极法律秩序的未来走向主要有南极模式、斯瓦尔巴群岛模式、北极特定模式、发展海洋法公约模式等不同观点,并由此对中国北极权益范围和相应策略有着不同的界定。但是从各方面因素综合考虑,对于中国北极权益不宜做过分的解读,主要应当定位于科学考察的权利和北极事务的基本参与权,其中气候变化治理是最佳的切入点之一。     

主导北极议程:美国的机遇与挑战

2015年4月美国再次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这为其在北极理事会中引入美国议程以及塑造美国在北极事务中的领导地位提供了机遇。美国能否成功主导北极议程面临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挑战:美国在北极事务中能力建设不足、决策体制分散,国内多种力量对优先议程设置存在竞争,其他国家对美国设置议程的认同程度不一等。     

芬兰北极政策的战略规划与未来走向

作为北极国家的芬兰,在北极地区拥有广泛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科研等利益。2017年5月芬兰再次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并发布了在任期间的优先议程。为维护和拓展芬兰的北极利益并实现有效的北极治理,芬兰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都非常重视,明确芬兰北极治理的优先领域和基本原则,并强化其北极国家身份。在北极治理新态势的背景下维护北极的安全与稳定,协调众多行为体的利益促进北极地区的合作,推动北极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建构和完善建立基于规则和善治基础上的北极治理体系,是芬兰北极政策的主要目标和基本任务。     

韩国的北极战略:构建逻辑与实施愿景

韩国政府公布的《2015年北极政策执行计划》,标志着韩国已将其北极战略转化为更为具体的政治、经济政策。本文在韩国开发北极航道的历史轨迹的基础上,探讨韩国在北极海运、造船和能源开采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检视韩国在北极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随着韩国在北极地区的利益已经超越了商业与科学范畴,追寻大国地位则成为研判韩国参与北极事务内在驱动力的新窗。北极国家大多欢迎韩国参与北极治理,同时韩国在北极地区影响力的增长,有助于韩国成为政治经济大国,同时也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带来了借鉴之处。本文旨在分析嵌入在韩国北极战略的核心内容,以及讨论战略的成功应用需要何种条件,阐析在北极治理的大背景下韩国进行战略拓展的路径。     

日本的北极外交战略:参与困境与破解路径

日本作为近北极国家,一直密切关注北极圈地区的经济开发态势,并将北极问题纳入国家大战略的决策视野。日本北极外交战略主要由官僚、政客以及商业集团来决定。日本的非北极国家身份和二战战败国身份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也使得日本在构建北极战略时,必然抛弃短期获得经济收益的功利主义思维,而转向构建参与北极圈经济开发的中长期综合规划。按照循序渐进的战略经营策略,采取多管齐下的参与路径,潜移默化地提升日本在北极治理中的知名度与存在感。     

北极理事会的亚洲观察员与北极治理

北极理事会最近新授予的亚洲观察员在北极事务的参与中具有一定共性,在科研、航运、环保等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并对相关规制有其影响力。北极理事会通过出台观察员手册等文件,对其身份和活动内容进行了限制;同时又希望其在尊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北极基本法律框架的前提下为北极事务做出贡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其他有关公约是亚洲观察员参与北极事务的法律依据。北极治理的区域—全球性需要亚洲观察员的参与,以及全球决策机构的特别考虑。     

北极法律问题的气候变化视野

北极的独特自然条件和地理状况决定了它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的预警系统和主要作用地区,北极法律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区域性问题,而已上升到全球气候变化公共治理的范畴中。在后哥本哈根时代,北极法律问题,尤其是与生态和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问题,例如生物多样性保护、航道利用、渔业资源管理、原住民权利等完全可以纳入到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议题之中,成为全球气候公共治理的关键部分。     

联合国与国际环境治理

2007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在其历史上首次讨论了一个重大的环境问题:气候变化。联合国与国际环境治理的关系再度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在简要介绍联合国进行国际环境治理的主要机构之后,运用罗伯特.基欧汉等人提出的"3Cs"分析框架,对联合国在国际环境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系统分析,强调在聚焦环境问题提高各国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方面,在促进国际环境谈判方面,在提高国家履行国际环境条约的能力方面,联合国的核心作用是其他国际组织难以取代的。但要扭转全球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联合国任重道远,必须进行重大改革。     

北极理事会的改革与变迁研究

2011年北极理事会的努克会议是北极治理的里程碑,会议通过了有约束力的《北极搜救协定》,并且对如何北极委员会做了一些初步的实践。北极理事会的发展变迁与改革,是在北极地区自然环境、国际政治环境、北极地区在北极国家国内政治地位等方面的变化过程与压力下实现的。未来北极理事会将朝向"硬法"性、以及加强制度建设等方面发展,但采取更为开放的姿态接纳观察员以应对全球问题对北极地区的挑战是北极理事会改革应有的方向。     

北极航运治理与中国的参与路径研究

随着北极地区的冰融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北极航线开通与商业性运营提上了日程。北极航道的开通以及商业性运营不仅会对世界经济格局、航运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也将对中国的经济布局、能源安全以及航运业等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北极航运治理正处在"建章立制"的阶段,中国应积极参与正在形成中的北极航运国际管制机制的构建,并且在参与北极治理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北极航运事务治理中的参与度,进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和保障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权益。     

论全球环境治理中软法的地位

软法是硬法的对称,软法有助于绕过主权限制,消除主权国家的签约疑虑,开展更深层的国际合作,更能真实体现和反映各主权国家对全球环境治理制度的预期,且其宣示的理念与全球治理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正在成为《国际法院规约》没有预见的新的国际法渊源。     

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多层分析

近几年,环境行为研究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国内外研究者较多关注公众个体日常环境行为及其影响机制,往往忽视了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基于CGSS2013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构建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嵌套模型,对中国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从微观和宏观层面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微观个体层面上,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较多,教育水平较高的公众实施较多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媒体使用、环境污染感知、政治参与及政府信任对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有促进作用。在宏观省级层面,经济发展、产业比重合理调整可以激发地区公众平均环境参与行为,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垃圾清运量的增加和PM2.5浓度升高,会促进地区公众平均环境治理参与行为。     

后哥本哈根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呼唤正义

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气候公共产品必须要靠各国通过合作来集体提供。而要创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体系并使其持续有效,就必须以正义为本。为了使人类能够打破目前的气候变化正义悖论,就需要启动一项全球正义工程：通过阐明正义、普及正义和实现正义三步骤来催生气候道德,最终依靠人类自身的改变来逐渐复原已被改变的气候系统。     

论联合国与北极地区之国际法治理

随着气候变暖和新的技术使得以前无法企及的勘探成为可能,对北极资源的竞争正在升温。国际法中央执行机构的缺位及其典型的自愿性特征而缺乏有效性,加上北极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以及现有法律制度和软法性安排不足以治理北极的事实,因资源开发、航道通航和环境保护引起纷争对北极地区的国际法治理构成不断增长的挑战。北极问题的紧要性意味着联合国在北极治理中扮演重要作用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我们认为,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国际法院、大陆架委员会和国际海事组织的共同努力,北极地区出现的大多数法律问题能得以很好的解决。     

环保约谈、环保督查与地方环境治理约束力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难以调和,致使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陷入"内卷化"困境。在实行环保垂直管理体制的背景下,环保约谈能够督促地方政府增强环保责任意识,给予污染企业一定的震慑压力,但却存在行政干预的衍生风险、刚性不足而难以落实、运动式治理的短期行为等困境。环保督查能够规避属地管理带来的执法困境,突破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干预,但也存在职能的有限性、层级的局限性等问题,难以保证督查到位等实践困境。因此,应促使环保约谈和环保督查有效衔接,在环保约谈中发挥环保督查的刚性约束力实效,在环保督查中加大环保约谈的软约束力的作用,使地方政府回归环境治理的主导者角色。     

论全球化与环境治理

本文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环境收敛情景、环境极化以及全球环境治理问题。指出贸易对地区和全球环境的影响依赖于各国比较优势的分布特征,这种比较优势的确定是由污染政策差异和其他影响(如要素禀赋差异)共同决定的;全球化不仅可能形成环境极化的危险并加剧环境退化的风险,而且也能创造补偿各种力量的机会;全球环境变化可被看作是市场与政府治理失灵后果的综合,只要所有国家分享它的成本并从矫正中获利,全球环境变化就可能成为环境和谐收敛的一种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