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杆球迷”侃足球

<正>四年一度的欧洲杯已过去一个多月,那万千群情激昂的球迷昼夜颠倒、神魂颠倒的日子终于渐趋宁静。而我这个"伪球迷"也在这场全世界的足球盛宴中逐渐发现了一批抓笔杆的"铁杆"球迷——作家。众所周知,作家是爬格子的动物,一般是好静不好动,但作家之中却不乏足球发烧友,他们与绿茵场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关注足球,写球评,到场上踢球,甚至还组织足球队,与人们想象中的文弱书生相距甚远。品读这些"笔杆球迷"笔下的足球,令人别有一番感悟。     

论周耒、梁志玲小说的文学地理

周耒、梁志玲是两位广西崇左市当下青年作家。出生的草根性、生活的底层性,使得他们天然地“作为老百姓的创作”;共同的文化资源——古老的花山骆越文化与转型期南国边疆城市化时代发展境遇,使得两位作家的小说在彼此个性鲜明的基础之上又透露出了相似的“边地味”风格,充满“边关风情”“边疆人文”。两位“边地作家”的小说创作,其文学地理学意味浓厚,具备了深入探讨的文论价值。     

自我的悲歌——荣格精神分析视角下的《洪堡的礼物》

评论家们倾向于认为：贝娄的代表作《洪堡的礼物》是一出喜剧,反映了他的乐观主义精神。然而,若从作家笔下人物的主观期待——自我实现来看,他们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遥不可及,作品的超验结局认证了作家贝娄同样的迷茫。本文以荣格的“自我”学说作为理论视角,从小说中的人物及作家贝娄的两个纬度分析了他们的个体自我与社会群体信仰的冲突,展示了美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艰辛与彷徨,揭示了“美国梦”面具下的拜金主义社会实质。     

“嗨，我是新疆人！”

当下，“新疆人”很火。 7月25日，乌鲁木齐第五小学足球队大胜日韩球队，荣获2013年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冠军。当这些小球星手捧奖杯，大声喊出“嗨!我是新疆人”的消息被新疆各大网站和官方微博传播开来后，引起全国500多家网络媒体的争相报道，嘲友亲切地称他们为“新疆足球娃娃”。     

侗家失学女成了“世界杯”护旗手

７月１０日上午，湖南芷江汽车站热闹非凡，站内站外挤满了人群，数百名侗乡球迷等候在车站迎接从法国归来的’９８“世界杯”球赛护旗手、芷江侗族自治县民族中学初三学生杨铨。杨铨一下车，球迷们迫不及待地要求她讲述在巴黎的所见所闻。杨铨告诉球迷们：她护的是智利队...     

纳若敢啸：足球、族群性与丽江男性气质的建构

通过对丽江当地青年的足球生活进行田野考察,分析少数族裔男性的个体行为与集体经验,揭示在地族群的男性气质在市场经济形态下赛事转型中的建构过程。首先,丽江足球青年借“纳若”的话语诠释,策略性地表达了族群身份,实践了“另类”男性气质及其主体性的彰显。其次,非支配地位的族群内部,生产了以“敢啸”为核心、以身体化的极致表达为途径的男性气质,再现了丽江地方性族群在市场经济进程中,过往的历史根基与现代性生活方式之间结构性的张力。     

书商&#183;车手&#183;足球迷——儒商尹明善

全国政协委员尹明善曾在50年代因“政治问题”被发配度过了20多年的苦役生活。重获自由后曾在出版社当过编辑．1992年他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开了一个摩托车组装车间。去年．他投资的甲A足球队重庆力帆夺得了“足协杯”冠军。今天的力帆集团已成为250cc以下摩托车发动机的最大供应商(以数量计)，并向越南大量出口。     

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国家奉献世界杯盛宴的南非

今年,世界杯足球赛首次在南非举办,也是这个赛事第五次来到南半球。6月．随着世界杯足球赛战幕的拉开,位于非洲最南端的南非将世人的目光不仅集中到颇具争议的球迷助兴喇叭“呜呜祖拉”,同时也获得了向世人展示人权和民主发展成果的最佳机会。经历过种族隔离阵痛的南非,正在寻求新的蜕变。     

网络时代的共同性构建——以跨国语境中的球迷文化为例

人们何以成为共同体?当认同的边界跨越主权国家,在一个"他者"的场域下,认同何以被想象?跨国界球迷文化(transnational fandom)的兴起及其对自身文化的阐释、实践和想象,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样貌.在当前的网络时代中,竞技体育——尤其是足球,能有效地将个人的行为与官方所推崇的价值观、道德期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即在看似"民族国家"这一主体缺位的条件下,跨国界球迷与国家、社会、空间之间的互动值得更深入的评估和探究.本文将从"想象"这一视角,对中国的德迷(以网络贴吧"德国队吧"为主)进行人类学的分析,试图说明:"跨国界"研究并不能全然忽视"民族国家"这一要素,即经典的足球人类学理论将持续产生新的道德困境;但另一方面,在中国场域下的网络实践,自我与他者、尤其是与共同体间的互动过程将呈现一种新的关系型(relational)的变化.     

以粉之名:从娱乐向文化进军

[坛主发言]2005年,超级女声让中国的“粉丝”现象全面暴发,人们为之咋舌也为之惊叹,甚至有媒体与学者将之欢呼为“民主彩排”。2006年,“粉丝”现象进一步扩大,“民主”意识进一步增强。现在的“粉丝”不仅限于追逐娱乐界的明星,而且向文化领域进军,追逐天桥说书人、作家、教授;他们不仅制造了一件件被媒体重点报道的娱乐事件,而且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般地把一个纯娱乐事件上升为文化事件,甚至演变为某种全民热论的文化现象!然而,“粉丝”到底是什么?据说它是英文fans的中文谐音,是歌迷、影迷的意思,即崇拜者、仰慕者之类。结合它的中文含…     

文化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历史过程——论张承志的文化批判

80年代以来,我们无法以确切的数据统计,到底有多少批评家和作家被淘汰“出局”。尽管他们还在不断地写作,在国内报刊杂志上不断地发表文章,但他们的文字恍若隔世的历史遗物,很难再唤起世人的激动和憧憬。同样是从80年代过来的作家,张承志却没有被历史的岁月所磨蚀,他在90年代所进行的一系列文化批判倒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他对     

从足球看中亚

从足球看中亚／刘增林在当今世界的体育项目中，再没有哪个能比得上被誉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那样充满活力、魅力，那样引人入胜了。从足球，可以窥见一个国家的国力之强弱、体育之兴衰、人民精神面貌之振靡，以及许多方方面面。对于屡屡杀不进世界杯决赛圈的中国足球...     

还乡——甘茂华散文的母题

“我们这是去哪儿呵?”“总是在回家呵。”诺瓦利斯的小说《海因利希·封·奥夫特丁根》中的名言,揭示了人生对于回归精神家园的宿命式的追寻。在中国乡土文学中,一个极普遍也很重要的母题“游子还乡”,与这句名言有着内在的共通之处,它象征着中国文人们在人生与精神的双重漂泊的命运中强烈的回归意识。诸如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蹇先艾、许钦文、废名、郁达夫、萧红、巴金、张天翼、吴祖缃、沈从文,当代的张承志、贾平凹等著名作家,都曾充满深情地在他们的作品中回眸故乡。那个在作家的记忆经验中反复呈现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乡土世界,不再是…     

满族文学分期问题

满族文学,顾名思义是满族人民及其作家共同创作的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总称。它包括满族形成以来直到今日的所有满族文学作品。从概念上讲,它既不同于“女真文学”,也不同于“渤海文学”,更不同于“肃慎文学”。只有这样才能够划分出满族文学的源与流,总结出满族文学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促进满族文学的发展。     

同题散文(四篇) 我和我的西海固

西海固，乃西吉、海原、固原三个县的简称，实指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的固原地区，更是“瘠苦甲天下”的闻名中外的“三西”贫困地区之一的代名词。就在这块土地上，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产生了一批在宁夏全区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以回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作家群体。他们的...     

托茂人及其宗教信仰

在青海省的西北部 ,有一部分长相与当地群众明显不同 ,宗教信仰和回族相近 ,服饰、语言等方面与蒙古族相同的人 ,人们称他们为“托茂人” ,他们自称是“托茂族”。本文根据此奇特情况论述了他们的历史渊源、宗教信仰及现状。     

用民族文化“包装”都市

慕绥新高论：一个城市的建筑只是“形”，文化才是魂。的确，如果没有音乐，维也纳是什么？如果没有卢浮宫的艺术和自由、浪漫的气息，巴黎是什么？如果没有海洋的蓝色、服装和足球，大连又是什么？正是因此，沈阳的作为是———沈阳与深圳“论道”“深圳从严格意义上讲还...     

论曹丕《典论·论文》与“文气”说

《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独立的文学批评专论,堪称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曹丕在高度肯定文学的价值与作用的基础上,论及多位作家、多种文体和多样风格。其中格外值得关注的是他对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的阐述,可以说是开创了以“气”论文的传统,对后世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典论·论文》的主要内容,且重点阐释“文气”说这一核心观点,探究曹丕的主要文论思想,并领会其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     

宣传人民政协《聚焦政协委员》

由“委员作家”之誉的回族作家、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劳模)李士杰所著,全国政协研究室主任卞晋平为序的《聚焦政协委员》一书,3月9日在西单图书大厦举行了首发式暨签名售书活动。本次活动因为有书中的部分主人公(全国政协委员)们的参与,而成为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期间的又一道亮丽风景。这本介绍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和他们丰富多彩生活的图书,引起了众多政协委员和北京读者的关注。一位80岁的老干部看到《北京晚报》刊登的消息,很早就从郊区赶来了……该书重点在“聚焦”二字,即以近千张照片,描述了政协委员们鲜为人知的生活,展示了…     

从地方人文到国家情怀的审美创造——论吕翼小说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直是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精神主脉和审美旨归。第十二届民族文学“骏马奖”获得者彝族作家吕翼的中篇小说《冤家的鞋子》和《马嘶》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彝汉青年乌铁和胡笙在乌蒙山区的个体生命经历与情感恩怨变迁，及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投身抗战洪流，抛弃前嫌、团结一心抵抗敌军，成为生死之交的感人故事。小说通过书写乌铁和胡笙的故事展现了彝汉人民从族际交往到生死交融的生命历程，在“恋歌”与“史诗”的交汇中实现了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在内蕴上的共融性，集中体现出作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审美精神诉求。小说丰富和补充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抗战叙事，赞美了我国各民族普通百姓伟大无私的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