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国际旅游对第三产业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

笔者运用时间序列理论,分析了浙江省国际旅游的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其中,协整模型检验表明,浙江省国际旅游创汇与第三产业收入、就业人数存在长期正相关关系,说明国际旅游对第三产业和就业人数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短期内浙江省国际旅游创汇收入是第三产业就业人员而非收入的格兰杰原因,但第三产业收入而非就业人员数是国际旅游创汇收入的格兰杰原因。     

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本文在对有关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搜集1991～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进行E-G协整检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短期内为替代效应,长期则为互补效应。     

中国国际收支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国际收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开放经济下内外均衡的首要问题,国际收支平衡表作为对外开放的事后会计性记录,它的结构及各组成账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收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把国际收支平衡表作为对外开放的事后会计性记录,从内外均衡的视角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法研究贸易账户、资本账户和外汇储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进口、出口、进出口、外商直接投资、外汇储备与中国经济增长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中国经济增长是出口、进口、进出口、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及外汇储备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较之于出口,进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更明显.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就业之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总量产生替代效应,但较为有限;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就业结构的优化。     

最低工资、法律制度变化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以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的实施作为外生冲击事件,通过构建可检验的理论模型和严谨的实证分析,本文证实了法律制度的强化对最低工资水平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间关系的影响。实证分析显示,2004年最低工资法律制度强化以前,最低工资变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为0.00148;2004年最低工资法律制度强化以后,最低工资变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变为0.00307。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最低工资法律制度的强化明显增强了这种促进作用。使用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作为进一步的外生冲击事件,再次验证了完善的最低工资法律制度与严格的法律监管对最低工资对外投资效应的正向影响。     

技术溢出效应对东道国出口商品竞争力的影响

<正>传统的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理论,大多是从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内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劳动生产率等方面进行研究和论述的。对于技术溢出效应对东道国出口商品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主要目的就是论述技术溢出效应对东道国出口商品结构到底存在哪些方面的影响,究其根本,技术溢出效应对东道国自身的技术水平、管理水     

基于出口商品结构的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动因的实证分析

西方国际直接投资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所以我国必须从自身情况出发来研究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动因。其中资源导向、技术导向等是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主要动因。如今,这两大投资导向已影响了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时,我国应如何衡量资源导向和技术导向,这将是本文研究的方向,本文将通过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研究,分析我国对外贸易的战略中的投资导向问题。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积极的逆向溢出效应发生在发达的东部地区。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影响对外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纯粹技术进步逆向溢出的各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特征,并从R&D强度、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技术差距、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6个方面测算了引发积极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门槛水平。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竞争力——基于地区差异视角

本文选取我国1997～2010年面板数据,考虑出口竞争力变量的滞后效应,建立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竞争力等相关影响因素之间的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同时,采用ECI指数来衡量出口竞争力水平,分别从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数据四个层面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经济规模、企业规模、经营管理水平变量对出口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人口密度、技术进步变量对出口竞争力未能显示正向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竞争力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效应,外资引进促进了出口的增加;分地区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和中部地区为正向影响效应,而西部地区却未能显示出正向影响效应。此外,出口竞争力变量自身存在极为显著的路径依赖,上期对本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使用中国上市公司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后的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绩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较强;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较弱,通过一系列检验之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结论表明,应当构建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环境,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引导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真的存在吗?

基于2006-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和动态门限面板模型,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以及其在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吸收能力异质性条件下的动态变化特征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抑制了区域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且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基于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吸收能力的门限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分析--国际经验与中国现状的探讨

在国际资本流动中 ,直接投资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一个国家看 ,其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程度常常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密切关联 ,从而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本文立足相关理论和国际经验建立模型 ,对直接投资发展阶段进行了实证检验;同时依托实证检验结果对中国直接投资所处阶段予以确定和分析 ,得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滞后的基本结论 ,进而初步解释了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FDI、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冲击的动态响应——基于江西省数据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省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同时,江西省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对外贸易也出现了快速的增长。针对理论界对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三者关系的争论,本文通过对江西省1983-2006年相关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相互的动态关系。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FDI和出口明显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最后。本文就江西省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以及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角度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以轮胎特保案为例

在中国的出口中有60%以上的可以追溯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的合资企业或其专业化合同制造商。本文以轮胎特保案为例,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角度来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     

价值链位置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深和加快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背景下，理解价值链位置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本文基于手工匹配的2006年—2015年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微观层面探讨行业的价值链位置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发现，行业价值链位置上升显著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这一关系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投资类型和企业特征有关，而国内产业投资项目的增加有助于该效应的扩张；进一步分析表明，行业价值链位置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U”型关系，尤其是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这可能是由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导致；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的处理再次验证本文的主要结论.本文的结论能够为政府如何制定符合产业发展阶段的政策，明确产业升级过程中要素需求提供有益借鉴.     

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内资本形成的协整分析

本文在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有序样本最优分割的基础上，运用协整理论，建立了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资本形成的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无论是长期和短期内，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资本形成有促进作用。     

通货膨胀、投资与经济增长--关于宏观调控背景的计量分析

通货膨胀一直以来都作为衡量一国宏观经济运行是否稳定和健康的重要指标。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有益于投资从而也有益于经济增长。因此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往往都密切关注通货膨胀率的高低。本文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入手,结合我国的实际数据围绕通货膨胀和投资、产出、过度货币供给等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一系列的计量分析。本文通过协整检验得到,投资增长是产出增长的原因,却并不是通货膨胀率上升的原因。本文建立了通货膨胀率的ARMAX模型发现,通货膨胀率上升并不是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的结果。同时本文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进一步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和通货膨胀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这些结论说明了,通货膨胀并不会抑制投资并损害长期经济增长。     

中国货币性质再检验与通货膨胀成因

本文利用样本内和样本外格兰杰因果检验说明了我国货币是内生于经济,不是中央银行能够控制的外生变量。此时,货币和通货膨胀是同时形成的。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寻找共同推动了货币和通货膨胀的原因。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和事件向量自回归模型,本文确认了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成因是投资。如果要控制通货膨胀,关键是保证投资的合理增速。     

浅析中韩贸易逆差的问题

中韩建交以来,两国贸易合作发展迅速,同时中方的逆差不断增加。造成逆差的原因在于中韩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贸易结构的不合理,以及韩国对华投资部门过于集中等。我国应调整出口商品结构,增加出口产品附加值;发挥自身优势,加大对韩投资;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推动我国对韩出口贸F易的发展。     

浙江安徽两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比较

本文基于浙江和安徽两省1978～2010年的统计数据,运用stata11．2计量软件,对统计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两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都有一定的拉动作用,而安徽省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更大。安徽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二者互为格兰杰原因;而浙江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项因果关系,即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经济增长不是金融发展的原因。据此,本文提出了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