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加强澳门近代史研究——以《澳门宪报》资料为中心展开

现存的近代报刊是研究澳门近代史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澳门宪报》尤为重要。本文考证了《澳门宪报》的沿革,并发掘出《澳门宪报》中有关19世纪澳门华商的珍贵史料,并探讨了当时澳门八大华商家族的概况。     

英美在华报刊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与描摹(1921—1938)——以《北华捷报》《密勒氏评论报》为中心

1921年至1938年《新华日报》面世前,在未与中国共产党自我主张深入认识的情况下,在华英文报刊《北华捷报》《密勒氏评论报》依据各自立场构建中共形象,描摹共产党行为。大革命期间,两报迷惑于“布尔什维克”所指,混淆国共两党。大革命失败后,扎根农村的红军成为外报重点关注对象,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被描述成“罗宾汉”式的神秘救世主。抗战爆发后,外报又逐渐呈现中共作为一个组织有序、敢于担当的政党如何崛起。尽管英美在华报刊以他者视角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成长的部分事实,但归根结底主张的是西方的理念与价值观。相关报道也曾受到国民党宣传干预,因此应对其中所含评价与材料持有审慎的态度。     

陈独秀的近代“文界革命”实践——以桐城派末流创办《安徽俗话报》为中心

晚清时期,陈独秀等桐城派末流接受近代启蒙运动的感召,同时也受到包括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吴汝纶、严复、林纾等人在内的近代启蒙思潮代表人物的影响,在桐城学堂创办《安徽俗话报》.这是对晚清“文界革命”的呼应,也是他们反叛桐城派的开始.出身于理学世家陈独秀的“文界革命”实践表明:传统处在不断的自我否定的过程当中,这个五四文学革命的“总司令”,出乎“桐城”又反叛“桐城”,最终成为桐城派的掘墓人.     

《新中国》的创办及其“报政网络”

《新中国》是“五四”时期的重要刊物,既往研究多发现胡适与其有密切关系,甚至断定胡适为杂志主持者。实际上,《新中国》背后涉及一个更为复杂且庞大的“报政网络”,其中包括北京政府的官员与南北报界的报人。具体而言,杂志是在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的支持下,由时任财政部次长的张弧出资赞助,报界闻人钱芥尘与叶恒牵线组织,网罗南北报人名流参与撰述。胡适因与钱、叶二人曾共事于《竞业旬报》《大共和日报》的交谊,同《新中国》产生关联,在1919年初《新青年》同人初步分裂后,他曾一度将接办《新中国》作为其独办《新青年》未果的替代方案,终因《新青年》同人的反对而搁置。依托“报政网络”办刊宣传新思潮的方式并不为新派人士所接受,《新中国》因此被视为由军阀官僚赞助、假冒新思潮招牌的杂志。自第二卷起,受张弧资助、总理靳云鹏支持的《又新日报》派出记者张煊、顾君义、王小隐等人主理杂志,进行“革新”,对于旧文学、旧戏的喜好让他们有意区别于北大新派,使得《新中国》新旧兼采。考察《新中国》的创办历程,揭示“报政网络”的聚合离散,有助于重新理解“五四”前后政局与思想舆论界的复杂关系。     

《澳门新闻纸》的再探究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为了解世界形势、判断英国动向,派专人赴澳门收集外文报纸,组织翻译,抄集成册,分送广东大员参考,至今抄件存六册,统称<澳门新闻纸>.上世纪50年代,<澳门新闻纸>经发现后便引起学界注意,但对它仍值得深究.林则徐组织的翻译班子应以中国译员为主,为译文作夹注的应是译者;批阅者不容置疑的便是林则徐本人,批文反映了林对中英交涉和战争即将爆发的关注;林则徐从外国报纸了解世界,不愧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派人采购、组织翻译、亲历批阅、抄集成册、指定传阅范围,这一流程相当科学,也对今人有启发之处.     

关于《婴报》的几点思考

光绪三十一年 ( 190 5年 )冬 ,贡王为了启发民智 ,宣扬新政 ,在崇政学堂附设报馆 ,每隔一天石印一大张 ,名曰《婴报》。刊登在《婴报》上的文章是由贡王用英文字母创造出的简易蒙文字母和拼音方法所写成的。但这种文字决不能算作蒙文 ,因此用这种文字印刷刊登的《婴报》也不能说就是蒙文报纸     

延安报刊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以《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为中心

延安时期,以《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为中心的报纸媒体成功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党的喉舌”与“全党办报”的定位、密切联系群众、议程设置与传播渠道多元化、同质竞争的规避等是成功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的基本经验。     

从观望到调适:《密勒氏评论报》在1949年的抉择

《密勒氏评论报》作为一份美商在华英文报刊,以其客观公允的态度和报道风格而颇具影响力和代表性,一直存在到1953年,是最后退出中国的外商报刊。进入1949年后,在这一历史转折时刻,《密勒氏评论报》面临着生死去留的抉择。新闻政策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压缩了其生存空间,在对时局进行观察和判断后,《密勒氏评论报》积极做出调整和应对,最终决定留在中国继续办报。     

近代中国乡村问题的聚焦与导向——基于《东方杂志》与《益世报》的比较分析

《东方杂志》对近代乡村问题的关注是一种全景式的呈现,几乎贯穿了《东方杂志》的始终。《益世报》对乡村的关注相对比较少,直到1935年"农村问题专页"创办后,它对中国乡村问题的关注才聚为焦点。就乡村问题的报导、呈现和讨论而言,二者在形式与主体、内容与目标、立场与视野上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从一个方面体现着关于这一问题的社会聚焦和舆论导向,也揭示出知识界、理论界对此问题认识发展的历史进程。     

关于《澳门学》对象与方法的思考

提倡<澳门学>是因为澳门400多年来,沉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丰富文化的基因,形成今天独特的澳门文化模式,而这种文化模式对21世纪的人类社会有独特的意义.<澳门学>的研究对象应是澳门文化,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思维主导人的静态分析、动态分析、结构分析和综合分析.     

当代澳门文学作品特点与走向

澳门当代文学深受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浸润和中华民族文学传统的影响。澳门当代文学在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一些文学精神,比如对民族文化精神、民族文学传统的承传与弘扬;求新求变,开拓进取,不断增进当代意识;创作主体具有独特的、自由的审美创造精神;甘得寂寞,潜心创作,满足实现自我的精神需要,等等。本文拟结合澳门当代文学发展态势,联系澳门文学创作具体实践,试图概括、归纳出澳门当代文学的部分特质,抽绎出澳门当代文学精神的主要方面。冀望对研究整体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流向,特别是研究中国地域或区域文学,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文学经验。     

历史上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问题讨论述略

20世纪后半叶，史学界本着民族平等的原则，就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展开讨论。80年代前讨论的重点是怎样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包括其涵义、历代疆域、民族、中原王朝和边疆民族政权等相关问题；90年代后则转向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其凝聚力等问题上。     

新中国伦理学研究六十年的发展与启示

新中国伦理学研究六十年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初创时期、伦理学研究经受严重挫折时期、恢复时期和发展繁荣时期.新中国伦理学研究的成就集中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结出丰硕果实,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得以形成并获得巨大发展,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以及中外伦理思想史、应用伦理学研究取得突破性成就等方面.新中国伦理学六十年的发展启示我们,必须把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有机地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伦理文化遗产批判继承和超越创新的关系、伦理学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需要的关系以及伦理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关系.     

近代中国邮政人事制度探析

近代中国的邮政人事制度沿袭了中国海关的人事制度,而我国的海关人事制度又以英国的文官制度为蓝本。因此,近代中国的邮政人事制度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人事制度。这种制度在近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具有巨大的历史优越性,对近代中国邮政事业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现代城市社区的双重二元性及其发展的中国路径

本文从现有城市社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片面认识出发,以新型物业小区为原型指出现代城市社区具有“双重二元性”,亦即“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元性”和“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性”.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阐述了新型社区发展的中国路径所具有的六个方面显著特点.现代城市社区的双重二元性及其发展的中国路径特点无论对于社区建设实践还是社区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代中国图书出版特征论

考察中国近世图书特征 ,必须将其放置在近代社会发生深刻变迁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究整个近代中国图书出版事业史 ,尽管充满了中西、新旧之争 ,但寻求独立富强、挽救民族危亡始终成为其鲜明的时代主题。与此同时 ,伴随着西方机械印刷术的传入、出版机构的多元化、图书结构的新趋向以及一系列出版法令的制定颁行 ,中国图书出版业逐步实现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中国现代政治意识建构中的工具理性建设

中国传统政治意识在遭遇近代西学之后逐渐趋于支离破碎。伴随着传统政治意识的碎片化,中国现代政治意识开始重新建构。然而,现代政治意识的建构在中国不仅一波三折,而且其内部结构也不平衡,价值理性明显地占有优势地位,而工具理性则不够健全。工具理性不够健全,一方面导致了形式、程序等在政治生活中的残缺,形式与程序落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公民理性的不足,公民既缺乏充分的认知理性,也缺乏必要的行为理性。充实和健全现代政治意识工具理性迫切地要求政治学特别是政治科学既要充分吸收西方现代政治科学的方法、范式、结论等优秀成果,更要加速其本土化与普及化的进程,发展中国特色的政治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     

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构想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现代化这个全新课题 ,结合时代特点 ,与时俱进 ,大胆探索 ,形成了一系列现代化理论思想 ,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丰功伟业 ,更重要的是为中华民族指明了前进方向。     

论钱庄在近代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

钱庄是传统中国金融机构的典型和代表之一。中国近代新式机器大工业企业诞生后,钱庄在资本市场上扮演了重要作用:洋务运动时期在资本市场上占据统治地位;清末新式华商银行业出现,直至南京政府银行业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金融力量时,钱庄在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仍然不可低估。为适应中国近代资本市场的需求,钱庄在经营习惯和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相当多的改变和调适。钱庄在中国近代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使人不得不对传统金融机构在中国近代的作用进行重新评价。     

“赌权开放”与澳门博彩业发展

"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为澳门的赌权开放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持;以赌权开放为核心内容的澳门博彩体制改革,为澳门博彩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博彩业的大发展成为了澳门经济和社会整体发展的主动力源。然而,澳门博彩业在超高速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和隐忧。在追求产业多元化的同时,把博彩业自身的事情办好,保持博彩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仍将是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澳门经济发展中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