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复晚岁行踪系年考

《浮生六记》作者沈复晚年的行踪一直不明。但从一些文人的记载中，可以推导出沈复45岁后的大致生活轨迹：45岁随清使节出使琉球，47岁到48岁退居故里，49至60岁馆于如皋，61岁后返回故乡并终老于乡。     

屈原放逐行踪续考

拙作《屈原见到郢都论陷辨惑——兼辨屈原之放、之死(下简称《辨惑》。载《浙江师院学报》1979年1期)曾根据屈原《哀郢》、《涉江》的自述,作《〈哀郢〉〈涉江〉放逐行踪示意图》(按原名作“放逐路线”,今依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楚辞地图》说明改为“放逐行踪”,用“行踪”可包括放逐路线和放逐地点),其结论是屈原被放逐后离开郢都(在今湖北江陵市北),先到汉北住了九年,再被远放到江南溆浦(今湖南溆浦县),其行踪绘成略图,屈原被放逐所行路线及其所经和所居之地,历历分明,了然在目。但屈原从溆浦到汩罗江自沉的行踪,因与《辨惑》讨论的主要内容关系不大,当时遂置之以待另文论述。后因故搁下,今始得成此《续考》一篇,以了宿愿。要解决屈原从溆浦到汩罗的行踪问题,先得明白《怀沙》名篇的深意。明汪瑗《楚辞集解》不同意东方朔、司     

周颙卒年新探

在中国古典律诗发展史上,周颙应占有一席之地。其《四声切韵》一书较早提出了四声之目,嘉惠于学林颇臣。梁武帝萧衍不谙四声之说,特意问周颙之子周含“何谓四声”(《见梁书·沈约传》),可见在当时人心目中,周颙实是四声的发现者。可惜,关于周颙生卒年,史传没有明确记载,所以歧说不一。《南齐书》本传仅云:“颙卒官时。会王俭讲《孝经》未毕。”王俭于永明三年领国子祭酒,七年五月卒。据此,陈寅恪先生在《四声三问》中推断周颙卒年“当在永明七年五月王俭甍逝之前,永明三年王俭领国子祭酒及太子少傅之后。”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先生据沈约《与约法师书》中“去冬今岁,人鬼见分”一句考订周颙卒于永明六年冬。(见《沈约年谱》)     

屈原卒日之谜

鲁迅先生说过,《离骚》之“辞述己之始生,以至壮大,迄于将终”(《汉文学史纲要》),简洁无比地绘出《离骚》宏伟的艺术构成和序列,《离骚》开头明叙己之诞生,结尾暗示我之死亡,前呼后应,浑然天成.不知其事,则误解横生.但屈原生于寅年寅月寅日“三辰相会”之“人日”,摄提岁星“重华”(舜)进入月神(?)訾(常仪)之宫;日月五星交逢营室之良辰,而卒于五月五日之凶忌,未免太巧太奇,发生怀疑和争论也是自然的.这里仅略述屈原死期诸说并揭示疑难,以供学界讨论批判参考.     

屈原与黄老——屈原思想体系新探

屈原的思想到底属于哪一体系?关于这个问题,笔墨官司打了不少,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官司打得更加火热,有的说屈原属于儒家,有的说应是法家,有的说应该是道家。人多笔杂,莫衷一是。他们各执一端,都能从屈原的作品中找到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但是,最后却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在战国中期,儒家、道家、法家的学说都还     

成吉思汗临崩前行踪与卒地考辨

孛儿只吉铁木真之卒地,学术界向来即有“六盘山”、“灵州”、“清水县”、“萨里川”等说,纷纭并列,莫衷一是。本文结合合罕临崩前行踪的考察,提出了新的推测：意识到将不久于人世,成吉思汗先于西夏都城“中兴府”陷落即启程返回自己的故乡,并在出发前留下诸政、军举措的“遗告”。成吉思汗离开后,唐兀君、臣出降,其将领们遂遵言将李睍处决。下个月,其始因病重逝世于漠北。再一个月,噩耗才传到前沿。正是漠北、漠南间数千里距离阻隔,合罕“陨身”、西夏“灭国”发生在异地的时间交叉,导致了记载的种种舛讹和背逆。至于“清水”,非金“秦州”所属的“清水县”,而为“行宫”所在之一的“清水答兰答八”。     

屈原诗歌意象新探

屈原诗歌意象研究是个老课题,本文力图突破笼统的“香草美人”说,从新的分类角度,比较详细地列举分析重点意象,并试图从北方经学之外考察屈原诗歌充满意象的原由。     

王褒卒年与何武生年

西汉蜀中辞赋大家王褒与蜀中名臣何武早年颇有经历交汇,这为寻觅出作为历史疑团的王褒卒年和何武生年,提供了重要线索。再结合《汉书·楚元王传》刘向父子的事迹、《汉书·匈奴传》的某些记载以及王褒某些文学作品所提供的重要信息,王褒的卒年可以确定在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0年),何武的生年则基本可推定在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     

郑和的生年与卒年

我国伟大航海家郑和在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的二十八年间,七次奉使西洋,访问了当时亚洲和非洲东岸的三十多个国家,发展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促进了她们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开辟了由中国直抵非洲东岸的航线,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屈原的自恋人格及成因新探

贯穿屈原人格的是自我中心,主要表现在自我意识突出,有强烈的自我关注倾向;创作上追求标新立异的奇幻诗风;幻想倾向表现出过度补偿和完美主义的心理;对抒情主人公形象的描绘带有文饰自我的特点。屈原自恋人格的内在根源在于生辰的迷信、家庭的超值评价在屈原自我塑造过程中内化为天生的优越感、强烈的自尊心、近乎神化的自信心和完美主义的个性。自恋人格使屈原成为精神上的孤独者,也是其美政抱负难以实现的一个重要羁绊。     

《哀郢》释疑并探屈原的一段行踪

《哀郢》释疑并探屈原的一段行踪赵逵夫《哀郢》一诗的背景、作时及所反映屈原的行踪。学者们一直看法不一。首先是对诗中“过夏首而西浮兮”和“上洞庭而下江”这两句的解释，人言人殊，莫衷一是。其次是屈原“背夏浦”而东行后的行踪，过去的一些解说，也都感到疑问很多...     

白朴卒年考辨

元代的剧作家们,虽曾为缔造杂剧的黄金时代付出过巨大的精力,而缘于社会动荡等种种原因,生平事迹每每不彰,尤以前期作家为甚。但白朴却是一个例外,《金史》、《元史》、《元朝名臣事略》和元好问、袁桷等人为他祖父、祖母、兄弟撰写的墓表、墓志铭及神道碑铭,使人们得以了解他的家世,而他的词集《天籁集》与集前王博文小传式的序     

李继迁卒年辨正

李继迁,是西夏国建国的奠基者。然而,在对这位叱咤风云、名赫一时人物的所卒年月问题上,因史籍记载不一,互有凿枘,致使后人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关于李继迁的卒年月,据史籍记载,凡有九说: 一说宋真宗咸平六年(一○○三)十月。明张溥《宋史纪事本末》卷十四《西夏     

张旭卒年考辨

张旭卒年 ,史无确载。由于对相关资料理解、认识上的分歧 ,学界围绕这一问题自来颇多异说。我们认为 ,在纠缠于资料而难以确证的情况下 ,考察张旭之仕履经过 ,就成为确定其卒年的惟一可行的方法。由李颀的江东之行可知 ,张旭在开元二十三、二十四年 (735年、736年 )之际结束常熟尉之职而赴京 ,其任左率府长史 ,约在此后不久。约在开元末年 ,而任金吾长史。其天宝五载 (74 6 )退居洛阳时 ,年初逾六旬。由此 ,结合李白《猛虎行》所叙与张旭天宝十五载 (75 6 )三月在溧阳酒楼会晤之事 ,和他《草书歌行》诗中“张颠老死不足数” ,我们认为 ,张旭卒年应以乾元二年 (75 9)为是。张旭《千文》末“乾元二年二月八日”之注 ,应是张旭所书。     

李白卒年考辨

长期以来人人皆认为李白卒于宝应元年, 1983年李从军先生首先提出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说。本文从对李阳冰《草堂集序》的辨析,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及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的考辨,论证了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 而卒于永泰元年。     

松赞干布的生年卒年与享年

松赞干布是藏族吐蕃王朝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赞普,是在藏族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一个人。他在任赞普的时候,开始与唐朝通好,迎取唐朝的文成公主,接受唐朝的封爵,对汉藏两民族的亲密友好关系,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是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事实。     

柳永卒年新说

本文系作者据其《乐章集笺注》前言第一部分之第三问题扩写而成。文从析《镇江府志》之真伪入手，考其王安礼葬柳永之说不可信，由此推断柳永卒于皇五年（１０５３）亦误，并考出嘉桔三年（１０５８）柳尚写词赠刘敞，柳之卒年最早当在此后求之。     

许浑卒年辨

本文对谭优学先生所定许浑卒年提出质疑。谭先生以许浑《陵阳春日寄汝洛旧游》、《江西郑常侍赴镇之日有寄因酬和》二诗为大中十一、十二年间所作，笔者详考诗意及唱酬对象，定此二诗分别作于开成四年前后和大中八年。再据顾陶《唐诗类选》成书时间及序中所记之确证，断许浑于大中八年卒子郢州刺史任上。     

阮元卒年质疑

关于清代学者阮元的卒年,《清史稿》、《辞源》、《辞海》及有关文史书籍都无一不说是1849年。但笔者最近在查阅清代另一位学者梁章钷(1775一1849)的《称谓录》(杭州贾景文斋本)时,从该书的自序中发现阮元的卒年并非1849年。阮元卒谥文达,但这篇写于“道光二十八年戊申霜降之辰”的序言却有“忆昔尝与阮文达师谈艺及之”云云,且结尾又叹:“惜文达早骑箕天上,不获与之商榷。”道光二十八年即公元1848年,那么据此可以认为,阮元的卒年应在1848年霜降(农历9月)之前。 梁章钷与阮元交谊很深,阮长梁十一岁,梁尊阮为师,他们二人常在一起“辨证金石,讨论隶古”(见林则徐《梁章钷墓志铭》),应该说,梁章钷的序文是可信的。还应该说明一下,《称谓录》刊刻时,曾经梁章钷之子梁恭辰校勘,这种可靠性程度就更高了。     

何逊卒年研究

何逊是南朝梁代中期文坛的重要作家,通过对其两首晚年诗作<赠江长史别>和<赠族人秭陵兄弟>的作年分析,大体可以澄清其卒年问题.江革天监十八年辞别何逊,离开江州,<赠江长史别>应该作于是年秋天.何逊族人何思澄天监十八年迁秭陵令,入兼东宫通事舍人,<赠族人秭陵兄弟>当作于此后不久的天监十八年深秋.慎重一点的结论是,何逊卒于天监十八年至普通元年之间,笔者则更倾向于是普通元年的早些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