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成年人监护事务中的国家责任简

监护公法化已经成为国外监护立法的一般趋势,但是,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监护理念与制度非常滞后,甚少强调国家的责任,无法适应转型时期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加强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中的国家责任。需要区分亲权与监护,明确监护的性质;构建国家监护制度;完善监护监督机制。     

论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中的政府主导责任

未成年人监护经历了从家庭监护到国家监护的演变,国家公权力逐步介入未成年人监护领域,是世界各国立法的趋势。确定政府在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中的主导责任,对于未成年人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德国政府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我国的法律传统和民众意愿呼唤政府在未成年人监护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有必要明确政府在未成年人国家监护中的责任,这不仅有利于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还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之法律思考——以新疆流浪儿童为视角

从新疆流浪儿童监护权缺失来看,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尚不完善,必须加紧健全和完善。变更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体例;强化国家监护制度;完善未成年人监护的主要制度与内容;加强未成年人监护的地方立法。     

重视未成年人人格健全培养的权利

为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环境 ,2 1世纪对人才提出的首要条件是人格健全。人格健全的重要性提示我们要从立法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人格健全的培养 ,人格健全培养权是未成年人应有的权利 ,我们应建立父母责任制度 ,国家监护制度以及监督制度来保障未成年人着仪重要权利的实现     

患重大疾病未成年人监护问题的规范路径

患重大疾病未成年人容易陷入生存、发展和安全困境,需要政府和社会予以关心帮助。这对患重大疾病未成年人的监护提出了特殊要求。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仍然存在着一些父母监护缺失、监护不当,委托照护“准入难”、督促监督与家庭教育指导“落地难”等问题。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未成年人在流行病学特征、抗病毒治疗、对抗外部歧视等方面具有特殊困境。完善其监护教育、监护保护可为患其他重大疾病未成年人的相关制度建设提供参照。针对患重大疾病未成年人,建议在家庭监护、社会监护、国家监护等各个层面全面贯彻实质监护理念,有针对性地修正、变更、撤销监护权的具体事由,建构专门化、系统化、差别化的档案制度和监护评估体系,立足社区治理补充监护教育、监护保护的短板,在立法上适当拓展委托照护人的范围。     

论我国对未成年人的监护监督制度

我国目前的监护制度存在着监督不力的问题。监护很大程度上仰仗于监护人尤其是法定监护人的自觉,这显然不利于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监督的缺位一方面是立法体例使然,另一方面也与现代观念上的“监护人的监护行为须受外部机关乃至公权力的干预与监督”的监护意识还没有被广泛认可有关,另外对亲权制度的误解也有一定的原因。因此,应设立公权监护制度,如设置监护法官、设置监护监督人、在民间逐渐培训基层的青少年保护机构等非政府组织以防止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损害未成年人的利益。     

国家监护视域下未成年人民事司法救济

现代福利国家思潮促成了国家监护在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失能后的救济功能。司法作为国家监护的重要一极被赋予了救济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核心作用。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纷纷以此为据,构建了各具特色却又在本质上殊途同归的未成年人民事司法制度。我国也应该借鉴域外先进制度,在国家监护的理念下,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设置专门法庭、选择专业的法官,尽快构建适于我国儿童生理、心理特点的未成年人民事司法程序。同时通过强化司法裁判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上的社会导向机能,能动地推进我国家庭、社会、政府多位一体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社会联动机制的不断完善。     

农村留守儿童监护权缺失问题的民法研究——以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为视角

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监护权缺失问题严重,从民事立法的角度看,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监护制度规定的不足是其重要原因。为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完善我国民法关于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规定;另一方面,需要结合我国农村实际,充分发挥居(村)民委员会的指导监督作用,规范未成年人委托监护行为,逐步实现农村留守儿童监护人群体化和监护工作职业化。     

我国留守儿童受照顾权保障问题研究

留守儿童受照顾权得不到保障是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解决留守儿童受照顾权的保障问题。保障留守儿童的受照顾权,要努力降低农民工子女进城就读的成本;要强化监护人的监护责任,规定不得让未满18周岁的儿童脱离监护独自生活,要求监护人树立"一切以孩子为主"的监护观念;要规范委托监护制度,明确监护责任转移的条件,明确合适受托人的标准,明确委托人与受托人的责任分担;要建立国家监护制度,建立监护监督、监护人惩戒与国家直接监护制度;要加大财政支持,可提供免费火车票、免费午餐,开办寄宿制学校,投放儿童津贴等;要充分激发社会各界力量,发挥社会和市场资源的作用,营造关爱留守儿童的社会氛围。     

对未成年人监护的几点认识

在国际上,以“儿童最大利益”为主旨,未成年人的地位、权利、发展和保护,从家庭发展到社会,从学校发展到国家,进而发展为国际社会主旋律,成为共同关注的世界性主题。中国加入《儿童权利公约》意味着中国与全球化的未成年人保护的现代理念产生共鸣。国家应该积极介入未成年人监护的私领域,这也是指导我国未成年人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基本理念。     

论监护监督制度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规定监护监督体制,未设立专门的监护监督人和监护监督机构.由于对监护人的行为缺乏监督,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主要依靠自觉性,非常不利于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为了更好地实现监护制度的目的,促进家庭的和谐及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必要建立完善的监护监督体制.     

我国未成年人监护主体制度研究——以农村留守儿童为视角

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农村出现大量留守儿童,且数量日益增多。留守儿童一般由单亲、祖父母、外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照管。目前留守儿童在心理、教育等方面已出现了各种问题,暴露出我国现行未成年人监护主体制度的缺陷。本文从我国留守儿童监护主体制度的现状入手,遵循保护子女最大利益的原则,剖析我国现行未成年人监护主体制度的缺陷,并提出改善建议。     

私法自治、国家义务与社会责任——成年监护制度的立法趋势与中国启示

从“发疯人”到“精神不健全”概念的详细界定,从年龄歧视主义到年龄中立主义的立法回归,从大包大揽到正当程序的合理利用,从禁治产制度到注重意思自由的个案审查机制,成年监护制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对私法自治理念的逐步强调.私法自治理念不仅要求成年监护立法区分当事人需求,尊重当事人意愿,还强调成年监护领域适度的国家义务与社会责任.我国成年监护立法的重构需要以立法趋势为背景,贯彻尊重自我决定权理念,增设意定监护制度,加强国家与社会的监护监督义务,注重私立监护、公共监护、社会监护合力的构建.     

成年监护制度综议

法国、奥地利、德国、日本在20世纪末期对本国的成年监护制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与这些国家的成年监护制度相比较,我国现行的成年监护制度在制度体系、形式要件、实质要件、与行为能力的剥夺或限制的关系、监护职责、监护的监督等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不足。应该进行修改。     

成年人监护法的理念和立法课题

文章提出并分析了我国现行精神病人监护制度面临的问题,介绍了我国三种典型立法模式;面向我国立法归纳总结了成年人监护法的三大新理念和我国的五大立法课题,即尊重本人的自我决定权、重视身上监护、维持本人生活平常化等新理念和制度的利用对象、立法模式的选择、法定监护的方式、意定监护、构建国家社会支持体系等五大立法课题。     

未成年子女独立财产制的意义及其适用

在当代中国 ,未成年子女独立财产制只有在其父母离婚后才有适用价值 ,因此 ,立法应将未成年人的独立财产制和未成年子女的独立财产制分别规定。未成年人的独立财产制是监护制度的组成部分 ,未成年子女的独立财产制是亲权制度的重要内容     

监护制度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机制的重构

农村留守儿童是伴随农村劳动力转移而产生的一个新型社会群体.由于监护制度的缺失,农村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极易受到损害.对此,应设计符合农村留守儿童特点的监护模式,按照国家、社区、学校、家庭四位一体的监护体系,形成权利、义务、责任定位清晰的监护法律关系,以有效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     

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之反思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现行的老年人监护制度已经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完善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势在必行.在简述老年人监护制度内涵特征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现状,剖析现存老年人监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并将国外的老年人监护制度与我国老年人监护现状相结合,提出切实有效的完善建议,以求为我国老年人安享晚年尽绵薄之力.     

大陆法系老年人监护制度及启示

随着世界各国相继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群体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和冲突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老年人监护制度的作用也变得越加重要.为了更好地对因老年人口比重上升而产生的社会问题进行调整,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对原有的老年人监护制度进行改进和完善.对德国、法国和日本改革后的制度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将对我国完善老年人监护制度起到借鉴作用.     

基于国家主义的古罗马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变迁

从<十二铜表法>到<查士丁尼法典>,罗马法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经历了从权力到义务的发展转变.这一转变历程是古罗马人面对家族本位主义消退、国家主义兴起的历史变化,灵活巧妙地运用法律武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旅程.古罗马未成年人保护制度带给我们的借鉴意义不应该仅仅是法条的照搬眷抄,我们更应关注罗马人面对社会变迁和转型通过重构法律来回应国家主义兴起的智慧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