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史记正义》佚文考

新发现的《史记正义》佚文考田大宪陕西师范大学《史记正义》是现存最早的三部《史记》注本之一，是研究《史记》的重要文献．《正义》原与《集解》、《索隐》一样，均系单刻，其中《集解》八十卷，《索隐》、《正义》各三十卷①．北宋元丰年间三家注始附于《史记》正文下...     

一部《史记》研究的工具书——《史记辞典》评介

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耗费了长达十五年的心血完成的一部巨著。自从这部巨著问世以后,注家蜂起,历代不衰,以《史记》名家者甚众,以至形成专门学问。在汉代就有徐广等人为之注解,随后增补辑注的主要有:南朝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等三家。《集解》以广征博引为胜,《索隐》以探幽发微为著,《正义》则详于地名注释,它们为后世研读《史记》提供了种种方便。但是,“三家注”也存在许多错误,时有穿     

《史记·六国年表·晋表》校记

郑樵《通志》称“《史记》一书,功在十《表》”但是,《史记》的《表》存在许多问题。前人对此作过一些清理工作,如清代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下简称《志疑》)、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下简称《札记》),都是很有份量的著作。其中有些成果被近年出版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所吸取,不过中华本的《表》中仍有若干舛谬有待订正。本文仅就《六国年表》中的《晋表》作了考订,以供晋史研究者参考。     

释太史公自叙成一家之言

《史记·太史公自叙》和《汉书·司马迁传》所载的《报任安书》,都述其著《史记》是“成一家之言”。这“一家之言”,《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三家于此无注。小颜注《汉书》,也空而不解。后世学者,中心习于史书记事的道理,多不注意此语,而不知此“一家言”之语是太史公明其《史记》一书性质的关键语言。裴氏《史记集解》等三家,疏忽此“一家言”之真义,所以只看太史公“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     

从《高祖本纪》裴注看《史记集解》的特点与价值

裴骃《史记集解》是最早的《史记》注释之一,其特点和学术价值主要是:保存了早期不同版本中珍贵的《史记》异文和评注资料;展示了早期《史记》注解的特点,包括徐广所开创的以《史记》注《史记》的研究方法;裴氏以深邃的识见、精当可靠的征引,"增演徐氏"。     

韩兆琦《史记笺证》对《史记索隐》的接受与发展

我国著名《史记》研究学家韩兆琦先生的《史记笺证》是当代《史记》研究力作,也是目前最便于阅读的《史记》评注本。《史记笺证》引征宏博,对于"《史记》三家注"多有取资,其中对于《史记索隐》尤为倚重,在注《史记》的过程中或直接引《索隐》为注,或将《索隐》注文择为一说,或引《索隐》注文为证,在内容上对《索隐》有多方面的接受。但对于《索隐》注释不确之处,也予以必要的指明和纠正,体现了一定的发展和超越。     

《史记·游侠列传》探微

《史记·太史公自序》:“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下,《索隐》引晋张华《博物志》称:“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这是司马迁徙籍茂陵的唯一记载。徙居皇帝陵邑原是西汉王朝一大传统国策。徙     

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之一证

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历来有着许多不同的说法,不过正如郑鹤声先生指出的那样,有些是“没有什么根据随便说的,只有根据张守(竹卩)或司马贞两说推算而得的,较为可靠。” 张守(竹卩)的说法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正义》曰:“按迁年四十二岁。” 司马贞之说见同书“迁为太史令”下,《索隐》引《博物志》曰:“太史令茂陵是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 两说正好相差十年,如《正义》是对的,则《索隐》误三十八为二十八:如《索隐》是对的,则《正义》误三十二为四十二。都只是一个数目字之差,出现差错的可能性相等,又无其它可靠的材料以资依据。因此在共同都认为“只有两说较为可靠”的前提下,又有从张、从司马氏之争。王同维、     

论《史记》无“微言大义”说

在近世的《史记》研究中,风行着一种“微言大义”说,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由于有诸多忌讳,所以运用了许多手法,这样《史记》中存在着大量的“微言大义”,需要我们离开字面意思去另求。深意”,否则便不能算真正认识了《史记》的巨大价值。“微言大义”说是不是科学的结论?用这种观点去索解《史记》是否符合司马     

《史记全本新注》评介

司马迁的《史记》是举世闻名的文化珍宝。它记载了自黄帝起至汉武帝时代的历史,内容宏富,气魄雄伟,所记历史事件和人物栩栩如生,语言峭拔隽永,不仅是杰出的史学名著,而且是杰出的文学名著,自成书以来垂两千年,一直拥有广大读者。由于古代语言与后代语言的巨大差异,加上书中有大量难懂的古代制度、典故、地名、人名等,所以历代学者一向重视为《史记》作注,以使人读懂。最著名的有南朝刘宋时裴骃撰《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撰《史记索引》和张守节撰《史记正义》,合称为“史记三家注”;近代则有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汇集“三家注”及宋代以     

《尚书》“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新释

《尚书·汤誓》中有“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一语,历来解释颇多分歧。举其要者,盖有如下两说:一、《史记》《集解》引《尚书大传》与《尚书》《孔疏》引《郑注》均以此句为夏桀语。     

《史记》校勘二则

近将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与《史记》对勘,偶得两则,兹录于下: 一、《史记·魏世家》: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战国纵横家中》无“山”字,《史记索隐》也说:“涉谷是往楚之险路。从秦向楚有两道,涉谷是西道,河内是东道。”可以肯定《史记》的“山”是衍文。涉谷,地名。道涉谷,是说取道     

原本《玉篇》引《史记》及相关古注材料考论——裴骃《史记集解》南朝梁代传本之发现

原本《玉篇》残卷中有73条书证材料征引《史记》,其中有27条材料涉及《史记》相关的先唐古注,经比勘判断这些古注是裴骃的《史记集解》的片段,且这些写本材料的底本来自南朝梁代。这些书证引文弥足珍贵,其价值不容忽视,对于《史记》的校理和研究大有裨益。     

瓯脱义辨

瓯脱一词从匈奴以来直到现在本义是领地的意思,也就是《史记·匈奴列传》中的分地的意思;可是在中华书局1982年版《史记·匈奴列传》中作了各种不同的注释,以致现在出版的各种辞书及其它书籍中的解释也不完全一致,因此辨明它的本义,很有必要。 《史记·匈奴列传》中云:“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对此句中的“各居其边为瓯脱”,在此段的注二中有以下注释:集解、韦昭曰:“界上屯守处。”索隐,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汉人”。又纂文曰:“瓯脱,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瓯脱王”。韦昭云“界上屯守处也”。瓯音一候反,脱音徒活反。正义,按:“境上斥候之室为瓯脱也。”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综论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综合历代《史记》研究成果,汇集日本及中国学者对《史记》的一百多种注释,对版本、史实、人物、文字、词语等进行了全面考证,对前人未解释或者解释不详的部分加以重新阐释,《史记会注考证》成为《史记》研究史上的经典性著作,前人对其研究多注意所收张守节《史记正义》佚文的真伪问题,而对其校勘考证之功研究不够,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唐人史注与“小说”观念——以《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为例

文章选取成书时间与《史通》相近和稍后的《史记索隐》与《史记正义》,将其置于《隋志》和《新唐志》之间,对其引书中与“小说”相关的22种书予以重点考察,然后结合刘知几对采“小说”入史的态度,探讨分析了唐人所持的“小说”观念：以“道”为核心判断标准,外围概念随不同时期或不同史家对表达之“技”的认可程度而存在动态增减。这种以阐述“小道”为核心的“小说”观念,经由《汉志》《隋志》《旧唐志》《新唐志》直到《四库全书总目》,始终是史家著录小说的重要标准。     

《史记正义》献疑一则

《史记·孝武本纪》载：“是时既灭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至百六十岁。后世谩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焉。”“鸡卜”,张守节《正义》解释为：“鸡卜法,用鸡一,狗一,生,祝愿讫,即杀狗煮熟,又祭,独取鸡两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则吉,不足则凶。今岭南犹行此法也。”这一段文字说明张守节以唐代岭南习俗解《史记》“鸡卜”之法,然而结合裴驷《集解》及《汉书·郊祀志》颜师古注引李奇“持鸡骨卜,如鼠卜。”之语来看,我们对“鸡卜”之法还是不甚了了;     

《史记》的“表”

历史上关于《史记》表重要作用的认识梁玉绳是清代著名朴学大师,他花了毕生精力,撰成《史记志疑》一书,摘取《史记》正文,分条详考。钱大昕称此书是可以和“三家注”相比拟的《史记》第四家注。《史记》一百三十篇,表只有十篇,但《史记志疑》全书的三分之一却是对史表的考辩。究其原因,表的错误更多一些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表在《史记》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梁玉绳在考析《三代世表》篇的开头说:     

《“楚”“荆”小考》考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文汇报》第三版载有《“楚”“荆”小考》一篇考证性的文章。文章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汉书·高帝纪》贾逵注也引以《史记·正义》(似应作《史记正义》或《史记》正义,因‘正义’并非《史记》篇名——笔者),认为‘秦庄襄王名楚,故改讳荆,遂行于世’”——并且注明,这句话在《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8页。看副这句话,不免要引起两点疑问:其一,现在见到的东汉班固撰的《汉书》,虽然后世注家多至数十人,但通行的只有唐初人颜师古的注。历史上     

主弼《论语释疑》研究

<正> 1.曹魏正始年间,玄学大师何晏、王弼分别注释了《论语》。然而这两部书的历史意义却大不相同:何晏的《论语集解》标志着汉代经学《论语》研究的终结,而王弼《论语释疑》则宣告了玄学《论语》时代的开始。汉代儒学大家多注《论语》,但已无一家完整注释流传至今,仅剩佚文,并且大多依赖《论语集解》得以保存。由于何晏无可争议的玄学创始人地位,后人往往先入为主,将《论语集解》划入玄学著作范围,然后从中搜寻编者关于“无”、“无为”,“自然”的只言片语,以证明何晏玄学思想。其实,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第一,《论语集解》出自多人之手,是集体编纂的官书,不是何晏本人的专著。据《论语集解》序,参加者除何晏之外,还有孙邕、郑冲、曹羲、荀(岂页)。其中孙邕,郑冲、荀(岂页)都是传统派儒家人物,不是正始玄学家。第二,《论语集解》绝太多数篇幅都是引汉魏大儒的注释,编纂者本人的文字甚少。即使这些编纂者的文字全部代表何晏的观点,其思想倾向也与汉儒无异。可以说,《论语集解》是一部汉代经学思潮对《论语》解释的精粹集,而不是何晏玄学思想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