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陆德明的“叶韵”

陆德明(约550—630)的《经典释文》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不朽巨著。对这部书中的注音反切学术界已做过不少考证工作,但对其中的“叶韵”资料往往一笔带过,迄今还没有见到有人作专文进行研究。正因为如此,治古音学史的同志谈及陆德明“叶韵”时的一些说法,不免令人生疑。例如: 岑麒祥先生说:“我国学者,本来自汉朝开始就有了古音的观念……但是后代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凡遇有古音和今音不相符的,往往用什么‘协句’、‘合韵’、‘取韵’等来加以解释。……陆德明《经典释文》叫做‘协韵’,都是一些强改字音,以就今读     

古代私人藏书价值观

中国古代私人藏书活动经历绵绵数千年，虽然累遇兵乱水火之难而不中绝。其中一些良好的藏书传统和道德风范值得今人借鉴。一、诵读之资学问之本藏书的价值是什么？清代藏书家张金吾说：“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爱日精庐藏书拉）可见，满足求知欲汲取知识是古代私人藏书的原动力。读书要有书，藏书为读书。苦于读书不便就要自我储存。苏武描绘当时读书人，欲求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见（苏东坡全集）卷十一（李氏山房藏书记》的情景，反映了读书人藏书的普遍心理。；。当然，在利用藏书治…     

书院藏书考略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的集贤书院和丽正书院。然而，当时的书院，乃是国家藏书与修书的地方，正如袁牧在《随圆随笔》卷十四中所言：“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集贤书院、丽正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而后，一些讲学育士的场所也开始以“书院”命名。如：“乐林书院在德安县，唐义门陈衮建，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二）．据考，唐代其他各地尚有此类书院约二十余座。这些场所之所以也称之谓“书院”，究其原因，盖皆有藏书故也．所以，书院虽为一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古代一重要的藏书机构。本文…     

清代河南书院藏书略论

清代河南书院藏书略论李景文我国历史上书院活动的主要内容有三项：一是藏书、二是供祀，三是讲学。产生最早的唐玄宗时代的长安丽正书院、洛阳集贤书院实质上就是藏书、校书、刻书的地方，即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①。随着书院的兴起与发展，书院藏书日渐丰富...     

书痴

吾友昆生，喜好藏书．几近成癖。他好藏书虽还没好到像“嗜书瘾君子”汤姆·罗勃那样，家中除了一张安乐椅外全是图书的程度．但用“积书盈屋，堆积如山”来形容他家的藏书之多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元代士人与国家的互动——基于藏书的考量

元初由于政治因素导致南北藏书交流受阻，在姚枢、赵复等士人努力下儒学逐渐北传，南北藏书逐步互通。此后，元代藏书事业不断恢复与发展，政府既以行政命令搜求士人藏书，士人也多主动进献藏书，尤其是当部分士人任职地方时，其兴文教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对地方藏书的补充。另外，国家政策导向与士人的藏书著书活动亦是士人与国家互动的重要考量因素。具体而言，在士人藏书来源中，士人得机抄录或阅得国家藏书、档案文献，为其藏书提供了便利。而元代帝王赐书、译书等活动，以国家层面助力于士人藏书。政府设局以国资刊印士人藏书，使得士人著书多得以留存。而元代士人藏书中不得不论及的就是科举、为政与士人藏书的互动，仁宗重开科考使得科举用书重新成为坊间刻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士人“由吏入仕”的需要、政府的禁书政策等也影响着士人藏书。     

浦口区顶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张岚：标本兼治，立足长远，缔造江北文明新城区

“把握文明城市创建契机。努力解决长久以来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不到位’和‘缺位’的深层次问题”。从一开始．街道就明确提出不“为创建而创建”、不“唯创建而创建”的工作思路，而是高瞻远瞩地从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倾力提升城市形象．延续文明创建长远效应出发．不断强化政府对公共事业的服务职能．坚定服务理念．提升服务品质．努力巩同文明创建成果．健全城市建设和管理长效机制．精心打造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明的江北新城。     

古代藏书的一种重要类型——书院藏书

书院藏书始于唐代书院(通常也称“精舍”或“精庐”)制度形成于宋代,但书院的名称早在唐代就有了。唐代的书院主要是校书、藏书的机构。《唐六典》载:“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改集贤殿修书所为集贤殿书院。有学士、直学士、待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知书官等。集贤院学士掌刊辑古今之经籍”。唐代除官方设置的书院外,民间私人创建的书院也为数甚多。从《全唐诗》的诗题中见到的,有“费君书院”(杨巨源:《题五老峰下费君书院》,卷三三三)等十一所。见于地方志的有十七所,其中有建置时间可考的,最早应推“张九宗书院”,“在     

三晋典故 病入膏肓

【典源】《左传·成公十年》：“公（景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到，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典义】“病入膏肓”，谓生理上或心理上发生的不正常状态之病。我国古代医学上把心尖脂肪叫“膏”，心脏和膈膜之间叫“肓”，据说“膏肓”是针扎不到和药力达不到的地方。因此，人们就把“病入膏肓”形容病情严重到无法治好，也…     

魏晋南北朝目录学的主要成就

我国传统目录学起源于西汉,魏晋南北朝是其提高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本文试图总结这一时期目录学的主要成就,探索其发展规律,以备借鉴历史经验,加快对我国现代目录学的研究。 藏书事业兴旺 目录著述繁富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政府藏书外,还出现了私人藏书和书肆。我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就是利用政府藏书编成的,北齐武平三年利用皇室藏书撰成《修文御览》三百六十卷。西晋医学家皇甫谧借政府藏书从事医学研究,齐建元二年,柳世隆借“秘阁”书二千卷。《晋书·儒林传》:范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南史·文学传》:崔慰祖,聚书至万卷,邻里少年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     

关于“女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与谢志民同志商榷

近几年来,谢志民同志发表了有关“女书”研究的文章多篇,出版了《江永“女书”之谜》一书(1991年)。该书《导言》说:“近几年来关于‘女书’的研究状况,毋庸讳言,是令人十分不安的。大多数关于‘女书’问题的报导和论述,不是移花接木,猎奇传异,就是牵强附会,荒诞不经。甚至所提供的‘女书’文字资料,也多被随意增删,改头换面,弄得面目全非。既没能在‘女书’研究上提出科学的论断,也没有为‘女书’的研究提供科学的研究资料。在‘女书’研究上造成了不应有的混乱,在已经被盖上一层层厚厚的历史尘埃的‘女书’上,又被蒙上了一层层神秘的罩纱”。这段话,恰好道出了作者“女书”研究存在的弊端。     

也谈《红楼梦》大旨谈情的审美内涵

“情”乃《红楼梦》美学构思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从五个方面阐述了曹雪芹“大旨不过谈情”的审美内涵。即“作者的痴情”、“书中人物的悲情”、“‘情不情’之‘情’”、“‘情情’之‘情’”、“世态人情之‘情’”。     

论尼采对基督教上帝观念的抨击

尼采决不是第一个谈上帝死了的哲学家，但他对上帝观念抨击却具有震撼时代的威力，“到现在仍未能完全找到处理之法，亦无法完全复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流行美国的“上帝死了神学”就深受尼采、朋霍斐尔（D．Bonhoeffer）等人的影响，以至神学家汉密尔顿（W．Hamitton）雄心勃勃地要把“上帝”一词从词典里拿掉，他在《把上帝从字典中拿掉》一书中说，“今天我们甚至不能理解尼采关于‘上帝死了’的呼喊，因为即使这样，我们又如何知道？不，现在的问题是‘上帝’一词死了。”“在上帝死亡神学家看来，不仅上帝死了，而且“上帝”一词…     

宋代国家藏书事业的发展

两宋数百年之历史 ,尤重国家图书的收集和整理。由于统治者积极奉行“广开献书之路”的政策 ,采取了有效的“据目求书”、“奖赏献书”、“专使访书”等措施 ,使“三馆”、“秘阁”书库的藏书得到了迅速补充。纵观两宋国家藏书事业的发展历史 ,虽历经 30 0年沧桑 ,却呈兴衰起伏之状。至南宋末年封建国家藏书数量达到唐宋以来藏书历史发展的顶峰 ,这无疑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今日“求书八道”

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学问家、私人藏书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根据几十年做学问和整理藏书的体会,提出图书馆领域的知识是“天下之大学术”之一,同为“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图书馆知识列为一门学问的人。在广采书籍方面,又正是这位学者,在他的《校仇略·求书之道有八论》中,提出了八种采集书籍的方法,即: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郑樵的“求书八道”不仅推动了宋代图书馆的发展,而且也给后代的藏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样,这种广“求”精神,也为我们振作精神,扭转目前图书馆面临的经济拮据、入藏滑波的困境,提供一个很好的启示。笔者现就利用经费购书方法之外,广求文献资源,提出以下非购入方式获取文献的“八道”,谓之“今日‘求书八道’”,共同行参考。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庄季裕《鸡类篇》记述：“陈无已诗亦多用一时俚语．如‘巧手莫为无面饼’．即俗语‘巧媳妇做不得无面怀饨’也。‘不应远水救近渴．留渴须远井’，即俗语‘远水不救近渴’也。……‘拙勤终不补’，即俗语‘将勤补拙’也．‘惊鸡透篱犬升屋’，即俗语‘鸡飞狗上屋’也。”     

陈独秀教育思想论析

陈独秀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象，也是对中国教育近代化曾有过重大影响的教育家。本文从“反对尊孔读经的旧教育，提倡科学民主的新教育”、“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明确提出教育属于上层建筑的新教育观”、“从‘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到‘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以及“强调‘教育与社会密接’，‘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等四个方面，对陈独秀的教育思想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说与分析。     

两宋朝的图书编刻与收藏

两宋时期，是我国图书出版和收藏的黄金时期。北宋初期，图书的编刻和收藏具有了较好的物质和文化条件。两宋朝的图书编辑相当活跃，著名的有北宋初期的四大类书。两宋朝的图书刻印形成官、私、坊刻三大系统，两宋朝的刻书业以四川、浙江、福建为中心，遍布全国各地。两宋朝统治者将图书文献视为文治和教化的体现，建立起自己的藏书体系，官府藏书以馆阁藏书为主，辅之以各地方政府及州学、书院藏书。另外，寺院藏书也有一定的规模，私人藏书更具特色，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私人藏书家。两宋朝的图书编刻之多，规模之大，收藏之丰，都堪称前世未有，后世楷模，在中国图书出版和收藏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世界图书出版及文化交流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三顾茅庐”和《草庐对》献疑──诸葛亮早年思想和生活考察

“三顾茅庐”和《草庐对》献疑──诸葛亮早年思想和生活考察王大良“三顾茅庐”和《草庐对》，是与诸葛亮早年生活有关的两件大事，也是在诸葛亮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问题。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大多囿于传统观念，认为诸葛亮从一开始就有“天才的预见”，是‘’智慧的化...     

读《宋诗选注》札记二则

钱钟书先生的力作之一《宋诗选注》,1989年9月出第二版,就重印而言为第六次。钱先生在《第六次重印附记》中写道:“—九八五年重印后,我又有些增改,主要在注释里。这书又将重印,而纸版损旧,得全部重排;出版社容许我有机会,把修订各处都收入书里,我很欣幸。”对于钱先生的修订工作,王水照先生有一段话说得很好:“钱先生的所有著作,从《谈艺录》、《旧文四篇》、《也是集》(两书又合编为《七缀集》)到《管锥编》,都有反反复复的‘增补’、‘补订’、‘补遗’,而且都是‘明码标价’,而不是暗中‘改头换面’‘自我整容’。……这些修改,除少数属于订正外,绝大多数是增补例证,发展和完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