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模式之比较

儒家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是为了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而提出的两种社会理想模式。虽然大同世界和共产主义在本质、依靠力量及实现途径上存在着差异，但它们都是基于完善人性而对人类理想生存空间所做的设计和构想，它们所包含的境界都是人类和社会的必然要求，这就决定了其理想模式在原则上有某些相似之处，如都主张“天下为公”、“按需分配”；都向往“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生存状态；都坚持理性主义，主张理想世界此岸性。所以，通过对儒家“大同”世界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模式的比较研究，找出其内在的融合点，从而为我们现代社会协调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认识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错误解读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诱因之一。建立和谐“干群关系”的理想社会，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因之一；毛泽东错误地定性官僚主义并予以打倒，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一般群众的平均主义思想，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改善“干群差系”的某些措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和实践基础。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人物志》“清”范畴意义论析

“清”范畴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在这一理论范畴的流变过程中,我国第一部才性理论专著《人物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物志》中的“清”主要有三种含义：指阴阳之气或五行之气交合时的一种理想状态;指人的道德,用以形容人高尚的道德;指道家思想的清静无为。     

"他者"的成长——从《所罗门之歌》看托尼·莫里森的文化理想

非裔美国人被看作区别于美国主流文化的“他者”。莫里森认为美国黑人既是“他者”又是世界的人类。在《所罗门之歌》中,黑人主人公“奶人”的成长是小说的主题。通过对奶人成长过程的描述和他的性别意识、种族意识和生命意识的进步,莫里森表达了消除两性对立、获得种族身份认同、回归传统文化的文化理想。     

试论《老子》中的“无”及其与“有”和“道”的关系

以近年出土的竹简和帛书《老子》文本为依据,结合传统中国哲学思想的特点,整理了《老予》中“无”的众多涵义和用法。“无”在《老子》中是一个极重要的形而上的概念,是生成宇宙万物的本源;在宇宙生成论上虽“有”、“无”并举,但《老子》中更强调“无”的重要性;“道”与“无”在某些方面含义相同,但“道”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特征,是《老子》哲学思想最根本的核心。     

“止于至善”与郭秉文的教育理想实践

"止于至善",源于儒家经典《大学》,20世纪20年代被国立东南大学第一任校长郭秉文倡议作为校徽文字。郭秉文不仅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着力实践"止于至善"的校训精神,带领学校实现了一流大学的办学理想,而且为探索中国大学之道做出了重要贡献。2002年东南大学重新更定"止于至善"校训,不仅再次展现了郭秉文校长的深谋远虑和文化眼光,而且对东南大学继承优秀教育文化传统于21世纪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有深远意义。     

“理想的意图”变成“理想的力量”——《费尔巴哈论》相关论断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解析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提出“理想的意图”变成“理想的力量”的经典论断,不仅说明了“理想的意图”同宗教世界“虚幻的意图”、思辨哲学家“虚假的意图”、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的意图”的本质区别,阐明了“理想的力量”的实践性、人民性、革命性,而且揭示了“理想的意图”变成“理想的力量”的内在逻辑关系和作用机制。“理想的意图”变成“理想的力量”的经典论述是关涉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和目标实现的基础命题,对这一命题的认识有助于深化我们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理论、方法原则、时代使命的具体理解和把握。对“理想的意图”变成“理想的力量”的逻辑关系和作用机制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意义、实践意义和时代意义。     

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理想

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理想，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丰富多彩，其共同特点，一是站在社会现实的对立面，从与社会现状相反的方向去构想，表现出鲜明的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其二，这些理想中的社会，不是从国家的政治法律、行政组织等方面去设想，而是与之相反，是没有王治的“无为”世界，那里没有战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追求一种自然无为、和平安逸、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其三，这些理想的设计，皆重在道德的建树，而且是以鲜明的复古思想为指导，提倡远古的道德文明，追求返朴归真的原始状态。     

简谈庄子的“理想世界”与“理想人物”

庄子把道家“小国寡民”式的“至德之世”,当作自己的“理想社会”而加以追求,正是他“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的学说特质,也是他否定社会现实,崇尚自然,强调返归自然的自由精神所致。庄子的理想人物,虽有“神人”、“至人”、“圣人”、“真人”等的称谓,但其“得道者”的本质与境界都是相同的。尤其是对“道”的礼赞,对“大美”的幢憬、追求,对“畸人美德”的注重关切,都使庄子的理想世界与理想人物,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平衡星体”与“消融之河”──论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

本文对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里主人公所欲求的两性间“平衡星体”般的理想关系和赋有血性的“消融之河”的实存状态作了文本上、传记上的分析尝试，指出了两者是作者对现代两性关系所作的批判性诊断和作者所寄寓的启示性希望。     

何谓“五福”

“福”是一个最能使人感到亲切的字眼,寄托着人们多少美好的希望、理想和追求。何谓福?“福者,备也。”(《礼祀·祭统》郑云注)意思就是诸等齐备。上古的“五福”之说即是:寿、福、康宁、修好德、考终命,人生具齐了这些即是得福。“五福”之中最重要的是康宁和好德,因     

文学“意识流”背后“魔力”之生成——从《心理学原理》到《释梦》

《心理学原理》、《时间与自由意志》和《释梦》是洞彻文学“意识流”背后理论意义“魔力”生成的必读文本。它们个中所关联到的“意识流”问题的重要观点反映出合理与悖缪交互错杂 ;但它们所透发出来的美学价值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观念上均给予了文学“意识流”之孕育以诸多的启迪和裨益 ,使其通过本身所进行的审美融化 (当然 ,也辅以其他因素的从中掺和 ) ,以“另类”的面容在世界文苑中魅力四射 ,给文学叙事艺术格局带来空前的变革。     

《毛传》“独标兴体”的讽喻意蕴

《诗经》中的“兴”,是古人借诗言志的一种表现手法,人们用《诗经》的“兴”法来讽喻时政,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抒发情怀与志向。“兴”不单是一种简单的引起,它还是诗学中的一种讽喻性诗体。《毛传》“独标兴体”揭示出了作品中隐含于物象中的与讽喻相关的政治意蕴。“兴”在诗歌中具有一种对人进行“启发、鼓舞、感染”的社会功用。     

“年轻的神”不相信爱情——诗集《预言》与何其芳的精神求索

何其芳的诗集《预言》,并不是一部讴歌“爱情”的诗,而是一部以“爱情”为题材的诗。诗人以“爱情”作为一种情感表达的象征符号,生动表现了自己精神世界中的“感性”与“理性”、“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纠葛,深刻揭示了青春何其芳与众不同的人生追求。诗集《预言》受道家生命哲学的影响颇深,诗人用诗性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力,“乘桴浮于海”地表达主体自我对于“自然”与“自由”的思考和向往,并试图通过灵魂的自我对话,探寻有限生命的终极意义,进而为我们提供一种可以展开充分联想的艺术空间。“爱情”在诗集《预言》中只不过是一种未来理想的艺术载体,诗人的主观目的是要向读者展示“年轻的神”的“寻道”之旅。诗集《预言》意境之美,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内涵之深,具有展现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与“寻找”的思想价值。     

“事情本身”与“物质”——黑格尔和马克思看待世界方式的差异

“事情本身”意味着黑格尔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意识本质主义的,“物质”则似乎表明马克思看待世界的方式是物质本质主义的,而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思想家赋予“事情本身”这一“首先由黑格尔提出的术语”以新的内涵,力图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看待世界方式的基础上型构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即现象学看待世界的方式:该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既非意识本质主义,也非物质本质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乃是世界本身.不过,现象学家看待世界方式或现象学看待世界方式所存在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切入世界本身以型构我们所意欲的理想世界?这一问题让我们又重新意识,甚或认识到了马克思基于物质之看待世界方式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共产主义理想的“实践”现实性——兼论其在《原理》课中的“合题”地位

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地吸收了黑格尔的理性必然"现实"观和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现实"观,建立了自己的"实践"现实观。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社会历史观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现实观的逻辑推演,共产主义理想则是"实践"现实观逻辑结论,是真正"现实"意义上的"人是人的目的"的实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下简称《原理》)课教学中,"共产主义理想"部分实际处于教学的"合题"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严密逻辑推理的圆满句号。马克思主义是否科学就充分体现在这个"合题"上。符合"现实"是科学性的有力论证,也是《原理》课教学中最有说服力之处。     

“最后一个浪漫派”的理想之重申——沈从文佚文辑校札记

抗战胜利后,沈从文接连发表《人的重造———从重庆和昆明看到将来》、《给一个出国的朋友》、《一个理想的美术馆》、《新文学与青年情感教育》等文章书简,重申其通过文艺美育作用实现"人的重造"以至"国家重造"的浪漫人文理想,可惜曲高和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才初步实践了他的理想,亲自参与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创建并工作至终老,正可谓求仁得仁。     

浅析《理想国》中“善”的理念及其现实意义

柏拉图的《理想国》被认为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他基于对当时希腊雅典社会政治的观察,看到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弊端,为了挽救古希腊城邦奴隶制的危机,柏拉图提出建立一个正义的城邦,为实现这一理想目标,他提出治国者掌握治国的最高知识---“善”的理念。“善”的理念在《理想国》第六、第七卷中得到了具体的阐述,柏拉图将太阳比喻为最高的“善”,太阳是世界万物的光明之源,从而“善”的理念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也是人类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境界。在“善的理念”的指引之下,公民具备认识世界的能力,从而为建立一个“正义城邦”奠定基础。     

论“五四”时期李大钊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扬弃

李大钊早年推崇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希望以儒家的理想人格和良好的国民道德修养改造社会,达到国家强大的目的。新文化运动后,李大钊扬弃了“圣王”思想的奴性消极面,把其积极面和西方民主思想融合,构成了他的新“外王”思想。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改造与人的改造的同等重要,把传统“圣王”思想改造成了无产阶级的理想人格。     

论“五四”时期李大钊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扬弃

李大钊早年推崇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希望以儒家的理想人格和良好的国民道德修养改造社会,达到国家强大的目的。新文化运动后,李大钊扬弃了“圣王”思想的奴性消极面,把其积极面和西方民主思想融合,构成了他的新“外王”思想。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改造与人的改造的同等重要,把传统“圣王”思想改造成了无产阶级的理想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