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思维活动的修辞化探寻:“文学命名”初论

“命名”是文学思维的核心“修辞”活动。“文学命名”的特异性首先表现为不定性、未定型和不断变化的过程性 ;其次体现在以“批评命名”与“文学史命名”交互生成、影响、作用等形成的整体性 ;其三是渗透于以超越性学理抽象与现象的客观性整合合孕而成的现实性 ;其四是含纳在“修辞”策略转换历史过程中的本体性。     

论“新诗”命名的合法性

“新诗”的命名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既接受了晚清维新派诗人“诗界革命”的启示,也从西方文学资源中汲取话语活力。“新诗”的命名暗含如下逻辑预设:“新诗”是“进步”的、充满希望的;而“旧诗”是腐朽的,死气沉沉的。在“新诗”的命名过程中,“旧诗”也相应地得到命名。这种命名行为获取一定话语空间之后,是更为展开的关于“新诗”观念的演绎。对“新”的价值的刻意强调,是这种演绎的核心内容。     

“台阁体”命名的还原研究

从命名史来说,“台阁体”之称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宋杨万里,而称“台阁”则早在北宋欧阳修或吴处厚就已提出.宋人主“文分两等”说,台阁之文(体)与山林之文(体)已是当时论文之常谈,所谓“台阁体”之名也由此孕育与催生,成为元明清时期一直沿袭的一种基本称谓.在文学史上较为系统地建立台阁体文论体系的当属明初宋濂,他将台阁体之渊源追溯到《诗经》之雅、颂.从洪武到弘治的一百多年堪为台阁体盛行时期,这不仅是明代特有的政治生态所致,也是中国文学史中整个台阁体发展演进的一个结果.“台阁体”命名的还原研究,可以梳理、发掘和澄清过去被忽略被误读的一些重要的文学史事实.     

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指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在90年代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史料中,由于时代语境的重要变化,“主流文学”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改写、强化或质疑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多元立场,使原有的文学史定论“重新”成为一个被讨论的对象。这就需要清理这些知识分歧,还原深层次的历史活动,讨论“重写文学史”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文学史的“重写”,实际反映了社会与文学意识形态在转型期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学科的重组和建设,将会经历一个深刻的历史变化。     

试论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运动分期

“2 0世纪中国文学”论没有解决世纪文学史的断代问题 ,而 2 0世纪的中国文学则是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第一个百年断代的世纪文学史的命名补正。根据文学运动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多重关系进行时期的分化与命名 ,不仅可以避免年代划分与命名的时间遮蔽 ,而且还可以避免以政治时期来对文学时期进行划分和命名 ,从而赋予时期以时代性与年代性的双重内涵 ,以显现出 2 0世纪的中国文学运动的自主发展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样态     

标记历史 悬置“现代”——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命名、分期问题的思考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命名是历史的构造物，目前面临身份的合法性危机。面对众说纷纭的求解之道，将文学分期还原到标记历史的功能上来，而将作为价值描述的“现代文学”悬置起来另加讨论，从而寻找一种中性的文学分期表述，为建构多元的文学史提供一个平台，这应该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性的思考路径。     

宋诗的“源”与“流”

自宋诗以迥异于唐诗的面目出现于古典诗歌史之后,历代人们便把评论的焦点集中于宋诗与唐诗的关系之上。在评价宋诗对前代文学承与变、因与革的关系时,尤其是评价“以故为新”、“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以学问为诗”等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时,旧有的文学史和学术文章在略加肯定其艺术创新追求的同时,多将之视为违反创作规律,源流颠倒,因而在价值判断上也基本持否定态度。这种思维模式,是无法解释宋代文学的繁荣景象和宋代产生的象苏轼这样集大成的文学家的。如何辩证地看待这一文学现象,避免产生狭隘性的偏颇,除了要求研究者具…     

文学史书写与文学经典的互动——“重写文学史”相关问题的反思与追寻

文学研究界对现当代文学史进行了重新回顾与定位,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和肯定。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文学经典和文学史之间是一个互相改变、互相补充的矛盾运动过程：经典的经典性与文学史的重构、经典的有限性与文学史的自反、文学史的权利与经典的制衡。透过这一现象可以发现文学史书写本身就是作家生命体验的话语建构过程,文学史与文学经典的深层关系源于文学史对文学经典的表述和言说,即叙述构建的话语空间。     

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导论

“文学”是一个包括写作、传播、接受并产生影响的过程 ,这一过程不只涉及作品的写作、传播与批评 ,还包含文学观念的演变、作家的活动与交往、社会的文学教养和时尚。对曾经发生和存在的文学过程进行历时性的研究 ,就构成了文学史学。文学史学首先是一门研究文学过程 ,尤其是文学活动的具体过程的学科。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学时代都为文学史的过程研究提供了可能 ,只有明清以后 ,丰富的历史记载几与档案相埒 ,而同时档案也最大限度地充实了历史记载 ,我们才得以从容揭开时间的帷幕 ,走进文学事件和文学史情境中去。明清两代丰富的文献材料为真正进入文学史过程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人工合成的“纯文学”——重返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

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经历了一个“去粗存精”的人为筛选过程.这种所谓的“纯文学”其实是当时作家、批评家和编辑家根据特定历史语境需要而人为建构起的“文学史共识”.先锋作家们的自我确立意识和寄生性写作姿态及其与上海“新潮批评圈子”的共谋关系,使得“先锋小说”日趋统一和规整.“先锋小说”在文学史上获取合法地位的同时也在悄然建立新的话语霸权.现在的文学史一定程度上就是以先锋作家和批评家的文学趣味和评价标准建构起来的.     

国家级重点教材《彝族文学概论》出版——该书由沙马拉毅教授主编系“九五”期间教育部重点教材

由计算机彝文处理输入法“沙氏输入法”的发明者 ,硕士生导师、西南民族学院副院长沙马拉毅教授主编的《彝族文学概论》近日已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被列为“九五”期间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重点教材。《彝族文学概论》是继《彝族文学史》之后又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彝族文学的理论专著。该书对彝族文学史的断代、彝族不同文化现象与彝族文学的关系 ,彝族文学的内在体系等基础理论命题 ,在文学史上第一次作出了深致、细致、全面、准确的探讨与归纳。特别是关于“彝族毕摩文学”、“彝文文学”、“彝文翻译”、“戏剧文学”、…     

试论“重写文学史”对当下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重写文学史”是在陈思和、王晓明等人推动下产生,他们对以往的文学史著作提出了个种不同问题。“重写文学史”主要针对以往重要作家作品定论分析质疑与重评。尤其是针对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的既定结论的重评。从开设的专栏对赵树理、柳青、茅盾等作家作品的重评就能体会到重评“十七年文学”的“拨乱反正”意味,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史认识以及新的文学史书写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宋词“销魂”主题的美学考察

“销魂”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历久弥新的文学主题,在诗、词、戏曲和小说等诸多文学体裁中都有所体现.它既代表一种情感范式,同时也是一种审美体验.宋词中的“销魂”,可以从文学源流、审美意象群以及美学意境三个方面展开多种维度的阐释和理解.销魂主题,是中国诗化思维和身体诗学的艺术呈现.     

“区域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实践及理论建构

区域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实绩来源于区域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史批评的不断增长。区域女性文学史写作是对传统的文学史理念和写作模式的突破,也是对女性文学史批评的细化。区域女性文学史是女性文学批评、文学地理学批评、文化生态研究等多种批评融合视阈的产物。区域女性文学史,是在区域的地理和文化版图上绘制“女性文学地图”,探寻女作家的“地理籍贯”,开掘女性文学的“地理基因”,阐释其具有“区域地标”意义的地理意象,探寻女性文学的地理叙事特点,发现女性文学区域性文化和审美差异,从而建构中国女性文学生态化格局。     

《孔乙己》命名及其“笑声”“粉板”的艺术处置

一篇优秀小说,无论里面所写的哪一笔,都应当是对创造艺术形象、表现主题思想有切实的价值的。作为“五四”时期辉煌战斗进军号角的短篇小说《孔乙已》,更是这方面的典范。《孔乙己》从它产生之日起迄今,影响甚大,不少文学评论家和教育工作者为它激扬文字,写下了大量的评介文章。但是,在“孔乙己”的命名及其“笑声”、“粉板”的艺术处置上,还谈得不多,虽有论及,却很少有专文从它们既独立又联系的关系处置上进行评述,然而,在一定的程度上,这些又正是小说吸引读者,使之心情激动、体味广远的妙笔所在。     

“民国文学史(1912-1949)”的概念辨析与理论整合——兼谈旧体诗文怎样入史

“民国文学史”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承继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反思与“重写”的学术思路而来.在讨论这一文学史概念的可能性时,我们需要重新反思近百年来现代文学史叙事背后的一系列带有价值坐标的思维定势,如以新旧论优劣、以雅俗论优劣、以文白论优劣、以中西论优劣等等.文学史写作,决定其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的选择、叙述与评判的,是其背后对整个文学史体系的理论建构.因此,想要突破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框架,重建“民国文学史”叙事的宏观图景,应该考虑从更系统、更理论化的层面上,引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学术史研究关于政治史、消费文化、学术场域等相关的研究,关注其与文学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才能更好地呈现民国时期包括旧体诗文在内的文学生态原貌     

关于“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笔谈)

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作为一个理论命题,总是处在一种动态的历史过程中。从文学与政治的“一体化”,到文学与政治、甚至社会的“疏离”,再到文学与社会的“亲密”,其间自然携带着沉重而丰富的历史内容,同时也敞开着通向未来的诸多可能性。在反思文学与社会“疏离”的文学观时,“直接、急迫是否一定是最应选择的态度”?“强调”本身是否蕴含着“遗漏”,并再次导向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社会批评为什么不能代替文本分析,以及文本社会学研究的可能性及意义何在?基础伦理学是否可以构成文学批评的惟一伦理学?在沟通文学的内部和外部方面,缺少的仅仅是某些“方法”,还是一种“围绕着自身特殊历史、特殊问题展开的处境感”,一种历史建构力?本期我们约请了几位学者,对上述及更多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日本上代歌谣命名法初探

通过对日本上代歌谣(记纪歌谣和《琴歌谱》所载歌谣为主)中“振”与“歌”等命名法的分析,探讨其与中国古代文学中“行”、“歌”以及“变歌”等的关系,从而说明由于汉文化的传入,日本上代歌谣在由口传到笔录的过程中,吸收了类似于中国乐府诗歌的分类法,对部分歌谣进行了分类和命名。     

为什么关注“民国文学”？——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演讲

“民国文学”是继“新文学”、“现代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后的又一个历史概念,与其他三种文学史概念比较,它更加突出具体的国家历史情境,倡导历史还原,返回历史现场,有助于克服其他几种描述脱离历史实际的某些弊端,赋予“现代”具体的内容。在今天,“民国文学”研究已经衍生出一系列更为具体的研究思路。如“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等等,回到“民国”,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复杂,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利于真正跳脱数十年“阶级斗争”史观的束缚,也有助于摆脱我们目前对西方“现代性”知识话语亦步亦趋的追随,在对民国以来历史的还原和追求中建立我们自己的概念、范式和研究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民国文学史”的研究绝不仅仅是历史书写的“命名”问题,不是研究活动的旗帜与口号,更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文学研究命题的出现,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洞见和历史细节的发现,当然,更意味着我们研究的当代性的凸显：不仅是用“民国”来概括一段过去的现象,而且是用特殊的历史记忆来反观、反思我们的今天,推动我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借助“民国文学”这一叙述角度,在中国大陆过去被遮蔽的文学现象、历史现象将重新提出,并引人深思。例如民国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法律形态与文学的关系等,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关于“经济与文学”的讨论就不可能是“旧题旧做”,甚至也不能用“旧题新做”来加以概括,在与民国经济相关的这一段文学史中,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新鲜的“主题”和大量被遮蔽的史实。同样,在排除大量人为的预设之后,我们可以目睹现代法律与文学生产的诸多细节。     

宋元市语“氣老”“希老”命名理据考

宋元以降市语中有“~老”系列词，用“氣老”指饭，“希老”指米。由于命名理据曲折晦涩，加之时过境迁，仍有需要训释词义或阐明理据。今拟从三个方面考察“氣老”“希老”的命名理据：从字形和字音考察语素“氣”和“希”，“氣”为“餼”的本字，二者在“馈赠刍米”义上实同一字。“氣”也就是“餼”，“希”“稀”均当是“餼”的记音字；从构词分析语素“老”，“老”的性质是名词后缀，去掉“老”后词义不变，“老”为无义的衬字；从“氣老”“希老”同样命名理据延伸出的相关系列跟饭米有关系的词语用“气”或“希”来命名，现代汉语方言还有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