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

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正义理论,大都可从差异性正义原则与同一性正义原则两个方面进行归纳和理解,这两种正义原则之间的张力成为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差异性正义原则与同一性正义原则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由于人类历史既是自然发展的历史,也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且自然发展原则主要体现差异性原则,社会文化发展原则主要体现同一性原则,因此,差异性正义原则与同一性正义原则的生成与统一,本质上是自然与社会文化相互、共同作用基础上的生成与统一,这决定了差异性正义原则与同一性正义原则发展的三个显著特征:从相互竞替到协同并存、从浑然综合到相对分工、从自在运动到意识参与。     

人的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辩证关系--再论可持续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

本文力图从哲学的层面上对人的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加以诠释.从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的一次新飞跃,可持续发展将使经济文化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统一起来,可持续发展在"两个文明"的并重与协调发展中,实现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从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统一中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等四个方面认识和阐释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辩证关系.     

论中西形而上学的实现方式

中西方形而上学具有共同的根源,都是人对自身包含的有限性与永恒性的张力关系的理论化觉解,是人对自身生命本性的反思。尽管中西方形而上学有共同根源,它们在形而上学的实现方式上却有重要区别。这种区别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形而上学理论的确立方式的差别,中国采取的是一种下学而上达的路径,从伦理开始而达于形上境界;西方采取的则是一种上学而下达的路径,从本体论开始而达于伦理学。另一个就是中西方人生命超越方式的区别,即从有限到永恒的通达方式的区别,前者是内在的而后者则是超越的。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了中西形而上学实现方式的区别。     

儒学的现代建构与反思——兼论全球化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境遇与发展

"儒学的现代价值何以可能"是新世纪儒学研究中的核心命题,目前的相关研究大致可归纳为"内在超越说"、"生命意识说"和"面向生活说"三种学说形态,它们分别从宗教性精神、类现代性批判精神和日常生活批判精神这三个方面阐发了传统儒学之于现代社会的功能性涵义,这既体现了现代人的价值评判与选择的自由,同时又反映出儒学自身所具有的巨大文化张力,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儒学救世论"、"多元理论模式"和"儒学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等问题也呈现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境遇及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穿越阐释:西方现代美学研究之进路

综观近二十年来国内哲学界、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界的学术现状,在阐释西方理论与创造中国自己的理论之间, 我们还缺乏中介性的“批判”环节和对西方基本原理的“问题意识”,从而使得我们的理论研究只具有“传播性”,而不具有“生产性”。而理论所要求的“批判与创造的统一”,又是与时代发展所要求的“变化”、“选择”、“新的认同”有着重要的区别。至于如何面对“特定问题”将对西方现代美学的批判与对中国传统理论改造统一起来的“方法论”,关键在于解决延续中国文化的精神与具体改造中国传统文论范畴并行不悖、汲取西方理论材料和剥离西方理论的文化特性并行不悖这两个问题。这就需要研究者持一种“阐释-批判-创造”的一体化思路。     

文学史思维的内在张力关系——一种阐释学观点的尝试

文学史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 ,存在着三个不同的层面 :原生态、遗留态以及评价态 ,文学史思维的矛盾围绕着这三种形态而展开。文学史自身所具有的开放、对话、交流的性质使文学史始终处于主体与客体、现在与过去的内在张力关系中。在这种张力关系中 ,主体的介入使过去与现在的视界融合 ,主体对于客体的阐释行为中具有的体验也为文学史写作创造性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理论依据。当前文学史研究中科学精神与个人智慧的强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在世纪末的今天 ,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正孕育着一次更为深刻而巨大的蜕新与变革 ,对文学史思维内在张力关系的研究不仅有效切入了文学史理论研究 ,也将是推动文学史写作走向创造性境界的必由之路     

把握“两个结合”的唯物辩证法精神，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两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根本的思维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精神在新时代的展现。“两个结合”及其提出和内在关系的展开,不仅贯彻了历史唯物论的精髓,更体现了对唯物辩证法的自觉运用。为更好地运用“两个结合”这一思维方法,有必要将蕴含其中的唯物辩证法精神贯彻到底：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促进思想解放;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阐释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指引,促进“第二个结合”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心即理”与“良心自由”之比较研究——兼论近代中西伦理体系中的核心思想

中西方社会伦理文化在近代都发生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向,王阳明的心即理学说是对传统理学的突破,亚当斯的良心自由突破了传统基督教教义。两种伦理学的理论关键是二人对人性的看法,其一致之处在于人性本质是无善无恶的。在伦理实践中,面对个人自由与公共规范之间的张力,王阳明与亚当斯都坚持良知与良心具有先验性,而这种先验性的显现分别需要"致"的工夫和自制。此外,王阳明和亚当斯分别将"惟为圣贤方为第一""虔诚和美德"奉为个人伦理事业的圭臬,原因在于两人虽然都突破了传统社会伦理的非理性意识,但又都将传统伦理思想追求的个人修身目标置于经验性的信仰地位,在这一点上,王阳明强调"意诚",亚当斯强调"虔诚"。     

陈子龙论“温柔敦厚”——兼论中国古代范畴阐释中的“既/又”思维模式

陈子龙对"温柔敦厚"的阐释是丰富驳杂的。他既主张诗应有"温厚之旨",又认为"温厚"之诗不足以"写哀宣志";既认为"悲愤峭激""不平之气"不违背"风人之义",又为"婉刺"提供了多种策略。这些思想使得他的"温柔敦厚"阐释既富张力又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陈子龙论"温柔敦厚"过程中的"既/又"结构,实际上是中国古典范畴拓展性阐释中的一种普遍思维方式,折射出在传统资源背景下进行创造性阐释的复杂性。     

文化阐释与历史智慧——评《中国戏剧美学的文化阐释》

从50年代以来,对传统戏剧遗产的发掘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尤其在今天戏剧面临危机的特殊情境中,对传统戏剧及其理论的探讨,更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在这一研究领域,国内已经出版了不少人物、流派和段代史的著述。最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戏剧美学的文化阐释》,读来使人为之一振。作者姚文放专攻美学理论,已出版著述多种,此次涉猎中国传统戏剧美学,是他近年潜心钻研的新成果。作者匠心独运,在整理中国戏剧美学丰富理论文献的基础上,勾勒了中国戏剧美学的历史发展、内在文化意蕴和本体特征。该书不拘泥一家一派,而是着眼于传统戏剧美学的文化阐释。在作者看来,中国传统戏剧研究虽已有不少成果,但终有缺憾,尚缺乏“一种以审美理想为中心、联系哲学、文化学、心理学来把握问题的更深入的戏剧美学研究”。作者正是依据这样的见识和胆识,进入传统戏剧美学领域并作具有积极意义的开拓性探索,这一探索透露出鲜明的戏剧美学研究建设意向和“文化阐释的转向”。     

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契合性审思

"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与"天人两分"的西方哲学在思维路向上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传统哲学思维路向上的"拒斥",使其与中国传统哲学在思维路向上相契合。首先,两种哲学在主张"一个统一世界"方面,即世界"统一论"方面具有契合性;其次,两种哲学在阐释"人的生存尊严与价值"方面,即"主体性"的正确理解方面具有契合性。     

乡村治理视阈下“一肩挑”的民主张力、价值体现及可持续发展

“一肩挑”制度在具体推行中存在干部产生方式模糊、干部权力监督不到位的问题,与基层民主建设存在一定的张力。但是这种民主张力只是制度建设不成熟的外在表现,“一肩挑”内在蕴涵着的民主价值主要包括：实现了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有助于促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组织和能力建设的统一。因此,需要对“一肩挑”制度的民主逻辑问题进行阐释,从外在制度建设和内生性资源培养两个层面推动“一肩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工业与审美自治

文化工业与审美自治分别是艺术生产的他律性与自律性理论的代表,本文通过对这两种理论内在逻辑发展的追溯,试图揭示出它们之间其实有着内在的联系与同一,并通过当代审美实践的理论考察,指出它们之间看似截然不同的理论主张却统一于启蒙理性的当代实践———审美泛化。     

哲学的分化：公域哲学与私域哲学

我以为 ,新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将会有两个显著的趋势 :一个是原来一体化的哲学将有可能分化为公域哲学 (公共哲学 )与私域哲学两个相对分离的领域 ;另一趋势是 ,人类学思维范式将可能成为主导性的哲学范式。而且 ,这两个方面不是互不相关的 ,而是有着内在关联的。为了理解或说明这一发展趋势是一种现实的客观可能性 ,而不仅仅是一种主观意见 ,我们需要一种有效的方法论原则。这种方法论原则便是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原则。但长期以来这一原则被极大地肤浅化、简单化了 ,人们一般只从认识论意义上去理解这一原则 ,即二者的统一被理解为要使认识…     

从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两个答案”的生成逻辑与实践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作出了深刻阐释。从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在价值上,“两个答案”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契合;在实践上,“两个答案”坚持党从革命与建设实践到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的统一;在功能上,“两个答案”坚持外部监督和内在自觉的高度互补;在方法论上,“两个答案”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两个答案”作为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思考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结晶。     

“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及哲学意蕴

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理清“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和哲学意蕴,是坚持党的指导思想守正创新的根本前提。“两个结合”坚持历史总体性立场,以主客体相互作用和相互结合的方式,在内在关系上逐层推进。从内在逻辑来说,“第一个结合”是“两个结合”的基础,内在包含着“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在原来“一个结合”的基础上,实现了主体创造性补充和线性延伸。同时,“两个结合”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观点,从学理层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规律,是新征程中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论。     

论海登·怀特对历史的文化阐释

海登·怀特以诗性预构为核心建构的历史解释模式,实现了西方历史哲学的文化转向。诗性预构的提出,揭示了历史解释之中的文化精神的内涵及其对于历史解释具有的重要意义。而以诗性预构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解释模式则表明具体的历史解释的过程中各种不同的文化精神之间的内在张力,正是这种张力才使历史著作始终保持着内在的统一性。这种文化精神的内在张力,在他自己的历史哲学体系中就表现为浓厚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意味。     

试论启蒙主义的内在张力--兼及如何重构新世纪的启蒙思想体系

本文认为情感与理性的矛盾构成了启蒙主义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一方面体现为情与理相互激荡、彼此促进的统一关系;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彼此冲突与干预的对立关系.二者之间或对立或统一,以及相互作用的矛盾方式,在中、西启蒙文学史上有着从浅入深,纷纭复杂的变化.但以往对启蒙主义的研究,或囿于理性--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或将启蒙主义与理性主义等同,既影响了从理论上对启蒙主义深层结构的充分挖掘,更造成了对中国近现代以来启蒙主义文化思潮评判上的混乱.启蒙主义表现为一个持久的人性解放与人格追求、情感觉醒与理性探求的过程,它为人类精神的解放所提供的是一种借以发展的内在张力或动力系统,重新建构新世纪新的启蒙思想体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     

古代中国民法不发达的文化原因初探

中国文化是一种重人的文化，人们最关注的问题莫过于对国家和个人命运兴衰的关心，表现出对人生和人格的强烈追求，认为社会发展只有围绕着人的价值才有意义，并将人生和人格的实现定位于内在道德的修养。在这种人文精神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法制呈现出独有的特性。下面我们将就上述因素对民法方面的影响分别作具备的论述。１．重具体轻抽象、重人治轻法治的传统战国开始，人们就逐渐摆脱了蒙昧主义的束缚，开始关注人生问题，形成了无神论的传统。当然，中华民族的这种人文精神并不是一种超民族、超时代的抽象原则，而是具有浓厚的时代性和民…     

论儒家人际关系学说的特点及其消极影响

儒家学说以调整和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指归,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中国古代的人际关系理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这种理论由道德教条,被提升为社会法则,最终凝固成人们的行为模式和内在信仰。作为文化传统和历史惰性,它至今仍有不可估量的影响。本文不可能揭示儒家人际关系学说的全部内容,仅就这种理论的特质做一阐释,并指出其在现代社会中的负面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