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走出社会的方式介入社会

本文对“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中的深层文化心理作了剖视。由于“五四”文学中的个性主义思想,并非出自中国社会内部经济文化机制发展到充分成熟的一种自然选择,而主要是先觉者们从西方“拿来”的。故而在其选择、汲纳过程中,必然受到选择主体原有精神文化形态的制约,形成选择主体和被选择客体之间的互渗或同构。文章置“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于东西方两种文化、文学观念的比较研究中进行宏观透视和微观分析,较系统地论证了:“五四”作家观念中的个性主义,在其哲学本体意义上,往往是“群”和“类”的个体显现,他们显意识层次中的单数的“自我”,往往就是他们潜意识层次中的复数的“我们”。当他们把自我从传统社会中分离出来,追寻个体价值的完成的同时,其本质却是以走出社会的方式介入社会。     

五四精神的命运

“五四”精神是西方现代文化的自由民主精神,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叛,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生长点。“五四”救亡运动与启蒙运动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这造成了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属于传统社会领域的社会革命与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属于现代社会领域的文化革命的错位。这种错位的结果是社会革命的成功,“五四”精神的衰退。当前的改革将消除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的错位,复兴“五四”精神,全面实现现代化。     

跨文化语境中的郭沫若前期小说——兼谈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初期接受

本世纪初,空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直接引发了一系列跨文化语境的活动。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大文艺思潮几乎同步进入中国,对他们的选择、接受,无疑为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文化视角。然而,这毕竟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汇,迥异的审美和文化倾向,以及特定的异族规范,都使本民族的秩序感、价值观受到了深刻的触动。这并非仅仅是社会知识界表层的惊异和困惑共存的复杂心态,而且反映了人们期待世界文化的认同,在这一渗透着过去和现在的层面,异域和本土文化的相互撞击的过程中,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无论就其哲学基础还是审美的基本原则,都与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文学有着较多的内在契合。而浪漫主义能在跨文化语境里得到中国文学家的一定认同,它更多不是两种文化精神的内在沟通,主要被五四特定的时代氛围创造了接受条件。唯有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播散,未能如前两者找到较广阔的生存空间。直到今天,仍有人思索中国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现代派。一种全新的审美原则,文化阐释框架,以及语言经验,带来了重新创造和发现的刺激,也必然有同等力量的抵     

May Fourth Literature:A New Look at Its Spiritual Resources

人文主义是五四文学的旗帜与象征,也是中国现代作家的梦想与追求。因为它不仅代表着与传统价值观完全不同的现代性意义,也标志着中国文学与世界接轨的现实可能性。然而,人文主义原本是西方文化的历史传统,它究竟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新文学作家又是怎样对其加以理解和运用的?这一关键问题,至今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本文对五四文学的精神资源进行反思,认为五四文学是本土意识深度介入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等的结果。     

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反思——以赵树理小说为例(英文)

以西方启蒙话语为标志的文学史观念,基本否定了"十七年"文学,赵树理小说是其中典型的例子。这种元叙述并非始于八十年代,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文学内部就表现出知识等级化倾向。赵树理坚持传统的文艺形式,以顽强的艺术个性开拓了传播五四新文化的文学途径。从抗日战争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的小说既表现为主体的实践活动,同时也在时代与社会的总体结构中被结构化地建立起来,由此突显出文学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边缘性体验及其特点。重新阐释大众化时代所产生的这种文学形态,解释它对接受的传统定位,以及在尊重本土接受基础上多元的艺术取向,对认识当今大众文化市场是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的。     

五四时期的激进思潮及其反思——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五四时期是激进思潮集中爆发的时期,其主要表征是整体性的反传统和整体性的西方化。立足当代语境,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五四激进思潮的历史价值,也应该看到它多方面的缺失。五四激进思潮的缺失主要包括: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民族文化的虚无意识、归咎于古人的无能心态、以己之短比人之长的"弱人政策"以及总体性西化的"认知不足"等。     

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中文化“审父”心理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并不具备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发生的条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审父意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集中崛起,由此带来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文学中强烈的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但在20世纪50-70年代文学语境中,这种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受到主流话语权力的压抑,仅作为残存的文化审父情结蛰伏于当时中国作家群体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在当时主流文学的父子冲突叙事话语中,要么不具备现代性文化意蕴,要么其中隐含的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被主流话语所置换、消解或遮蔽。而在"百花"文学和"地下"文学的父子冲突叙事中,却集中表现了接受过五四启蒙精神影响的中国当代作家的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或情结,虽然尚未构成大潮,但已然为新时期文学中审父潮流的出现埋下了历史伏笔。     

20世纪20年代东北现代散文空间

20世纪20年代的东北现代散文从整体倾向上建立了从独立的个性出发关注社会民生,实现对文学审美追求的路向。但由于发生期固有的稚嫩与生涩,新与旧之间种种的含混、交叉、往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呈现出复合存在的形态。此期散文注重关于“我”的抒写,建立起“我”与社会的相关性向,体现出五四以来的对宗法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疏离和现代性建设中的中国社会对自我、个性的发现、凸显与尊重。另一方面,又由“我”向社会发散,以此形成观察、表现社会生活的视角,这成为当时绝大多数散文作品的共同的文体特征。新旧文化、文学力量的交锋与消长在散文创作的技术层面也多有体现。     

新的历史积累新的贡献——《新文学作家与外国文化》序

1917年发端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以至由此开始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它与传统文学最大的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在当时开放性的文化环境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待西方从文艺复兴至20世纪出现的各种外来文化,包括西方现代派哲学、文学思潮和理论,因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西方世界,正是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学兴起时期,正如胡适1919年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所归纳的两种趋势:“一     

现代性与中国的诗性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是对现代性的第一次反叛.中国五四以后的30年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发生了两次浪漫主义思潮.由于中国现代性的特性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决定了中国浪漫主义不同于西方的神性浪漫主义.而是一种诗性浪漫主义.它具有现实关怀、写实风格、明朗健康的情绪、平民精神等特性.     

既难舍弃 也难归依——中国新诗与传统文化

发动于１９１７年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毫无疑问是以新诗的反传统为起始的，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新诗人们拥有非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欢呼着来自海外的诗歌精神与诗歌理念，五四文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假如没有海外文学思潮的冲击，没有对海外现代文学思想资源的借鉴，中国新文学运动是不可能取得如此丰硕果实的。自然而然五四文学的弄潮儿们对西方文化是持一种欢迎姿态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们对传统文化中的诗歌传统已变得相当模糊，态度也变得相当反叛，原因之一固然是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学养…     

东西"情圣"的合流与唯情论的乌托邦——清末民初言情小说与"浪漫爱"的兴起

"浪漫爱"的兴起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化现象,它与传统的瓦解、现代个人的出现相伴而生,是人性解放特别是人的感性解放的突出表征."浪漫爱"带有"以情求道"倾向,它追求的是爱的唯一性、永恒性和至善、至美性,它在现代成为一种人的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超出性爱本身,具有了超越凡俗的精神意义.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兴起可视为这种现代浪漫爱的滥觞,其中<红楼梦>和<茶花女>的相遇,为这种浪漫爱的兴起提供了极大的助力.清末民初言情小说中的唯情派继承了明清以来以情抗礼的文学传统并与西方浪漫主义爱情小说实现了对接;他们所表现的爱情具有超凡脱俗的乌托邦特性,本土禁欲主义道德与西方纯情、浪漫之爱与此结成了同盟,这是现代性初兴时期浪漫主义反世俗的"人的自我神化"倾向在中国文学中的表现.     

新儒学与现代性

如所周知 ,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化是以向西方学习为历史起点的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典型地代表了进入统一的“世界历史”以来早期“先进的中国人”被迫开启近现代化历程的理性自觉。作为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成熟形态与主要代表 ,现代新儒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一起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界鼎足而立的三大现代思潮。在基本的理论旨趣上 ,新儒家是主张中国文化现代化的 ,在强调向西方学习、吸纳以科学民主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之优长方面 ,新儒家与其直接的理论对立面———西化派之间也在相当的程度上保持了一致性。但是 ,由于…     

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

近代以来中国存在着一股"全盘西化思潮",胡适是这股思潮的"始作俑者"和代表人物,这大概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事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反对用所谓西方"新文化"来全盘取代中国"旧文化",主张中西文化和中西哲学的结合;他也没有全盘性的反传统,他和传统的关系可以说是形离而神合.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他主张的是"充分西化"或"全力西化",而不是"全盘西化",为此,那位真正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始终不肯将他"马马虎虎收为同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胡适之所以主张"充分西化"或"全力西化",就其思想认识根源来看,首先,是他的民族文化自卑心理的滋长;其次,是他对所谓文化之"惰性"的认识.     

“上帝”的失落与回归──论20世纪西方文学中“人”的观念

２０世纪的西方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蕴含的是一种非理性人本意识,它是对传统的理性人本意识的反拨。但这并不意味着２０世纪的作家都是非理性的崇拜者。特别是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后,西方文学明显表现出对新的“理性”与“上帝”的追求,显示了对更高意义上传统人本意识的回归。     

彰显与遮蔽--五四文化激进主义语境下文学现代性的实现

五四文化激进主义,作为中国历史现代转型期的主导价值倾向,也对20世纪文学现代性的实现构成深远影响。革命,作为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话语表征,为文学现代性生长提供了动力的同时,也因其线性思维方式把传统置于现代性的对立面,视"欧化"为惟一路径,从而造成文学现代性的缺失、启蒙。作为20世纪现代性的核心话语,赋予文学现代性精神内涵的同时,也因其对艺术与历史所做同构性理解而斫伤了审美,并因其对文学的工具化要求而使文学的独立价值难以呈现。     

“上帝”的失落与回归

20世纪的西方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蕴含的是一种非理性人本意识，它是对传统的理性人本意识的反拨。但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的作家都是非理性的崇拜者。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文学明显表现出对新的“理性”与“上帝”的追求，显示了对更高意义上传统人本意识的回归。     

跨语际旅行:"文化霸权"的话语实践

“文化霸权”概念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有一定差异。西方语境中,它侧重知识领域中的权力结构状况,而中国语境中的“文化霸权”则较多地表现为对西方文化与现代性的抵制,体现了意识形态斗争的特点,表达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论宗教改革与现代西方政治文化的关系

以确立信仰的至上性和《圣经》的唯一、最高权威为主题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蕴含着非宗教或反宗教的世俗化倾向,即表现为宗教的人文主义化和对教会权威的批判精神、怀疑态度。它作为西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一个标志,为以个人主义、相对主义、法治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本內容的西方现代政治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规定了基本方向——个人的体验与感受是判断一切事物的基础,因而成为现代西方政治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当前中国文学的时尚化倾向

本文从消费社会的文化语境入手,在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对当前中国文学的时尚化倾向的表现形态、成因、价值意义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阐发。认为当前中国虽然在总体上还处在生产社会阶段,但已具备了消费社会的诸多特征,由此形成的消费文化环境,构成了文学时尚化的社会文化语境。个人叙事的非道德化、人性想象的极端化和线性叙事的瓦解,是文学界时尚化最重要的审美特征。评价文学界时尚化倾向,既不能放弃审美维度,也不能忽略文学作为一种文化消费的商品维度。时尚与非时尚作品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只有以变化的眼光审视,才能准确、科学地评判当下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的时尚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