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悲歌--《柳崖外编》析论

从徐昆的人生感受和作品的艺术传承入手,探析<柳崖外编>创作成因,可以发现大半生的科场蹉跎与宦海沉浮,对作者的人生态度有决定性的影响;作品艺术形式上主要继承了<聊斋志异>以传奇笔法志怪的体式.<柳崖外编>对社会的批判态度和对人生的悲观认识并不是表面化的,有些作品有着相当的人性深度和思想文化深度.总之,这是一部借异域狐鬼写尘世人生,以幻写真,亦幻亦真的盛世悲歌.     

论近代狭邪小说对"情"的表现

"情"是近代狭邪小说<花月痕>、<青楼梦>、<绘芳录>的中心观念之一,小说作者不仅以开篇的"情"论醒目地标出,而且借小说人物或叙述者之口反复予以强调.三部小说都较好地处理了情与欲的关系,在狭邪风月的描摹中表现出重情斥欲、不涉淫亵的优雅风度,超赵了历来淫秽污臭的"风月笔墨",但因对"情"的真正内涵的把握存在严重缺陷,不能摆脱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和用情资格论,因而难以达到<红楼梦>"将儿女之真发泄一二"的思想高度.     

"借题目写性情"--《儿女英雄传》主题新探

<儿女英雄传>的主题一向以"宣扬封建忠孝节义"著称,本文从作者本身的创作意图、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品情节结构的设置等几个方面详加考察,否定了这一传统观点,提出了"借题目写性情"的新主题观,肯定了作品的时代进步性.     

一蓑烟雨任平生——解读《前赤壁赋》

<前赤壁赋>是诗人心灵的歌,是心灵的律动,生活的体验,也是诗人特有情绪的宣泄.苏轼借"水、月、风"抒怀,以"宇宙的永恒与人生的无常"的三度对比和带有浓重的、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意识的话语,展示了作家的哲思--事物皆有变与不变的两重性,以其变者而观之,天地竟不能以一瞬,以其不变者而观之,物与我皆无穷也!以理性解说现实,达到了对人生困境的审美超越.     

《诗经》中宴饮诗及其宗教、政治意味

<诗经>宴饮内容的研究是近年来<诗经>分类研究深入的结果之一.本文认为,<诗经>宴饮诗分为祭祀宴饮诗与世俗宴饮诗两类,分别具有宗教与政治内容,为研究当时的宴饮生活提供了活标本.     

乐志林泉跌荡文酒--惊隐诗社及其文学创作浅析

惊隐诗社是清初重要的遗民诗社,也是具有浓厚爱国精神的文学社团.该诗社的成员通过集体祭祀屈原、陶渊明、杜甫三位忠于故国、人格崇高的伟大诗人的特殊活动,表达他们不忘"旧国旧君"的情怀,并借"乐志林泉,跌荡文酒"的文学活动寄托爱国情思和民族情感.<天启崇祯两朝遗诗>、<明史记>、<广宋遗民录>三书的编纂,是惊隐诗社文学活动和思想活动的重要内容,是顾炎武所谓"以存人类于天下"的重要举措.惊隐诗社文学创作的艺术风格有着鲜明的遗民色彩,在清初的明遗民文学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惊隐诗社中小说家陈忱的<水浒后传>则堪称明遗民小说的杰作.     

《新青年》斥"黑幕"辨

学界对"黑幕"定性已久,然而仍需返诸历史现场细辨."黑幕"定性源于<新青年>同人"斥黑"."黑幕"原初有借媒体揭露社会现实的动机,其主体立场的昏愤与渐行渐变的商业操作决定其价值模糊,终于成为公共场域中的垃圾."黑幕"的客观作用恰恰与<新青年>改良社会的目的相冲突,所以<新青年>同人必得"斥黑",斥其贻毒青年的害处,斥其与传统文学糟粕的一致.斥责者的主观愿望是建构新的"个人、国族意识形态","斥黑"客观上是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一部分,并不在纯粹的文学文体上做文章,因而申斥的方式与态度大同而不乏小异.<新青年>同人现代性强势话语一直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史对黑幕的叙述.     

超凡脱俗 一尘不染——试析《聊斋志异·婴宁》的豪放审美意蕴

蒲松龄《聊斋志异·婴宁》篇中塑造的婴宁是作者理想女性的体现,其"豪放"的精神姿态在全书所有女性中光芒四射。婴宁形象不仅表达了作者对于"豪放"女性的极大肯定,同时也是作者借描写狐鬼灵妖世界来超越现实庸俗世界的一种方式,表明了作者始终以文人式的"豪放"精神为指导,不同现实社会妥协的态度。     

陶渊明仕隐歧说刍议--冈村繁与龚斌的陶渊明研究比较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是著名的田园诗人,他有着五次入仕并最终归隐的经历.历史上关于陶渊明的入仕顺序有争议,日本的冈村繁先生选择了陶澍一派之说,并进而认为陶渊明是不负责任、背信逐利的假隐士.本文以冈村繁的<世俗与超俗>和龚斌的<陶渊明传论>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取证方法、文化阐释及阅读经验期待视野加以比较,以揭示在陶渊明仕隐问题上中日学者不同评价的原由.     

关于苔丝与潘金莲的比较

本文从人性的角度对苔丝和潘金莲作了一番比较.其中苔丝是<德伯家的苔丝>中的核心人物,而潘金莲只是<水浒传>中一个配角;苔丝生活在资本主义的英国,而潘金莲是一个封建社会的中国女性;苔丝是一个"纯洁的女人"而潘金莲被认为是"淫妇".但如果我们超越时空的束缚,摆脱世俗的禁锢,则不难发现,两个看似遥不可及毫不相关的女人又是何等的相似.通过此文,只是希望善良的人们能够在观念不断更新、女权运动轰轰烈烈发展的21世纪重新审视我们的社会和人生.     

《子不语》中的狐仙形象及其文化意蕴

袁枚的《子不语》中有众多的篇章都和狐仙有关。小说既描写了各种不同的狐仙形象,也概括了狐仙的特点。《子不语》中的狐仙形象是社会传统狐仙文化在小说作品中的体现,也是袁枚对社会人生思考的结果。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狐意象文化的嬗变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有很多描写关于婚恋及爱情的题材,而人与妖相恋的故事,则是其中一个独具风采的分支,人妖之恋这一母题的发展和演变逐渐成为古典小说创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在这类神话故事中,没有一种动物能像狐这样被充分赋予意味深长的文化含义.基于此,通过对远古时期的图腾崇拜和符命化,汉魏晋六朝时期的巫术化,唐宋时期的世俗化以及明清时期的艳情化、性爱化这样一个时间和空间发展历程的分析,来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狐意象文化的嬗变所蕴含的深层文化内涵.     

《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审美特征

《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是独具审美特征的异类女性形象,其表现便是人性与狐性的对立与统一。统一主要是狐性怎样不露痕迹地转变为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是美与慧的集合,是率真的性情与高贵的品格。对立主要是指狐女性格中人性与狐性矛盾的地方,即认同俗世与渴望自由的矛盾,自卑与自尊的矛盾等。正是因为这种对立统一,使得狐女形象同其他的鬼女,仙女以及其他异类女性形象区分开来。     

明清小说评点中的“另类”——冯镇峦、但明伦等对《聊斋志异》艺术规律的发掘

冯镇峦、但明伦等人对《聊斋志异》的评点,在小说理论史上第一次肯定了文言小说集体例驳杂的合理性及其审美意义;指出了《聊斋》故事的虚构性、志异的深层原因以及取得艺术真实感的主要方法;总结了《聊斋》鬼狐形象兼具"人事之伦次"和"百物之性情"的复合统一的特点及其塑造方式、审美价值;并对《聊斋》不同于白话小说的一些独特的"文法"进行了分析和命名。     

纬书政治神话与禹形象的演变

在先秦至汉初的典籍中,禹是一位造福于民的治水英雄和人间君王。在纬书中,禹由凡人转变成充满神奇怪异色彩的受命圣王,从受命治水到受天赐、受天书,再到受舜,禅都是出自天命。纬书中的禹形象对后世史著和小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吴越春秋》中禹出生、得天书、遇九尾白狐等情节都源自纬书,《博物志》等志怪小说多采用纬书中的资料。     

论文化原型与《白鹿原》的对话性——以田小娥为中心

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白鹿原》除了作者极力张扬的白鹿原型以外,还有许多作者未必明确意识到的原型意象或意象模式,仅田小娥就关联着狐狸精、女鬼复仇、白蛇-法海等文化原型。诸多文化原型将不同的观念因素和情感因素渗入了文本,从而形成了不同声音在文本中的对话性。     

人学跋涉:东方的蒲松龄和西方的休谟

17～18世纪,随着人本思潮的兴起,作为世界文化代表的东方文学和西方哲学有了新的交汇和融通。对人学的表达,文学与哲学就方式方法来说自然不同,但都是对“人”的问题的深切关注和理解,都是对人的前途命运的把握和分析。蒲松龄寄情志于鬼狐,是源于一种人学精神的坚执。休谟坚信自己的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从人学角度看,两位贤哲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和影响同样是深远巨大的。     

哲学论域中的终极关切

在哲学的层面 ,终极关切首先通过对存在意义的关注和反思 ,显现存在的自觉以及人的存在从自在到自为的转换。与之相联系的 ,是未来的指向与理想的追求对既成性及限定性的超越。以有限与无限的张力为本体论前提 ,终极关切从一个方面表现了即有限而超越有限的存在境域。在本体论的意义上 ,终极的存在是作为整体并以自身为原因的具体存在或这个世界。通过对本然、自在的统一形态以及分化的世界图景的双重扬弃 ,终极关切同时赋予统一性的重建以回归这个世界的意义。作为人“在”世的二重形态 ,作为这一过程的二重向度 ,与终结关切相对的是所谓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与终极关切本质上具有内在的相关性。     

论我国转型阶段的统一市场建设——兼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

我国目前的市场分割还不是指对统一市场的分割,而是指现有的市场被条条和块块分割,没有形成统一市场。在转型的不同阶段,地方的市场分割有不同的形式,统一市场实际上是改革政府的过程,基本思路是打破各个地区市场的行政壁垒。统一市场建设不仅需要改革地方政府,也需要地方政府主动介入。统一市场的前提是统一政策,统一各个地区干预市场的政策.针对市场的地方分割和保护,统一市场需要建设。统一市场建设的主体是企业,强化优胜劣汰的竞争,城市化,政府规制改革都是统一市场的动力。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同一个供应链上不同环节的企业由竞争关系转向合作关系,是统一市场的强大动力。     

历史的重构与史学的转折——一个跨文化的考察

所谓史学中的转折点,指的是那些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文化内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的根本性变化,这些转折点事实上也无不在史学史上发挥了跨文化的作用,历史文本也因而得以重构。1970年代末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诸多书写史学史时取用全球视角和比较方法的可贵尝试,历史学的范畴据之大为拓展,非西方史学也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而当今后现代主义对以科学史学和国家历史为典范的现代职业历史学的巨大挑战,极有可能为又一次重大的史学转折点铺下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