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冯特《民族心理学》中论国家、社全的问题——为中国心理学会第二届年会(1978)而作

列宁同志说:“判断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过去和现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我们评论冯特的实验心理学应当根据这一个重要原则,不消说,我们评论冯特的民族心理学也应该根据这一个重要原则。     

言意关系:文学语言美学的永恒课题(下)——言外之意研究史论

唐代文人学者对言意关系的阐述 在刘勰等人“言外之意”这一文学语言理论的影响下,唐代文人学者在说诗论文时,不同程度地阐述并发挥了言外之意这一文学创作和欣赏的原则。就连“重实录,直书”的史书也追求言外之意,唐代杰出的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中提到了“晦”这一修辞手法:“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在刘知几看来,“晦”就是用极少的文字,表达出丰富的言外之意。而如何才能做到“晦”呢?通过刘知几在分析《尚书》、《左传》、《汉书》、《史记》等书时所学的例子可以看出,多用比喻、委婉、节缩、夸张等手法都能达到“晦”。刘知几还指出了“晦”的特点及其在审美中的作用:“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     

“史识尤为重要”辩

九十年代以来,各种史学理论著作层出不穷,不少书中讨论史学研究者的素养时,着意强调史识的重要性,以为史家的各种素养中,“史识尤为重要”。还有的把这种认识追溯到刘知几,说到刘知几已“最为重要史识”了。这种“史识”至上论倾向,对史家的德、才、学、识,无异于分出了前后轻重。这种意见,既不利于青年学子史学修养的全面培养,也不符合历史实际。故此,不能不一辩。 唐朝刘知几首先提出“史才三长”:才、学、识。《新唐书·刘知几传》有一段刘知几回答郑惟忠提问的话。他是这么说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他们的社会历史理论时,是十分重视对人的研究的。们们越过费尔巴哈而发现唯物史观,其思想基础之一,就在于对费尔巴哈关于人的见解进行科学的剖折、批判,克服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缺陷,建立了考察和研究人的科学的理论。本文拟就这一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谈谈个人的理解。     

从《史通》看刘知几的历史哲学思想

刘知几的《史通》成书后,立即得到他的知己、当时的名流学者徐坚、朱敬则等数人的推崇。徐坚赞叹说:“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新唐书·刘知几传》)但是,由于《史通》批判了包括经书在内的以往一切史书中的谬误和各种神道邪说,体现了某些朴素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触及了封建当权者藉以维护其腐朽统治的理论基础,动摇了他们当时的神权统治,从而开展了一场保书和毁书的尖锐斗争。刘知几在这场斗争中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他说:     

从“正名”到“名教”：中国史学批评价值标准的确立与演进

《春秋》之“义”首在“正名”,其宗旨主要是确立是非真伪善恶的标准,后世以此为基础,将其发展为“名教”,指以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礼法原则。在史学批评上,“名教”先由袁宏提倡,中经刘知几,后至章学诚而得以完善。袁宏主张历史撰述应贯彻“名教’原则;刘知几在肯定“名教”存在合理性的基础上,指出“名教”是史书载录、评判人物应该恪守的标准,史书的编纂、解读应无伤于“名教”,应“激扬名教”;章学诚则将“名李吏”作为评判史书和编撰地方志的标准。     

张振Pei先生《史通》讲演录

本文以知人论世的方法 ,将刘知几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了分析 ,认为超越的价值理想与现实秩序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 ,这是决定刘知几政治态度的一大重要因素 ,也是理解他的学术思想的一大关键。同时还将《史通》一书置于中国传统史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语境中 ,分别从目的论、方法论、史才论 (史家主体论 )、知识论等诸多方面 ,系统完整地阐述了刘知几的史学理论思想 ,认为《史通》一书不仅为以后史学的继续发展特别是理论方面的深化提供了新的思想前提 ,而且也为后世史家重新理解历史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方法论新路径     

《史通》理论体系的结构和逻辑

从刘知几的撰述动机和《史通》的内容结构两方面分析,《史通》存在一个相当博大严整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求鉴”,是体系的逻辑起点,由此派生出“求实录”和“扬名教”两大主干,分别去评骘史制、史家、史书、史评这样四类史学基本问题,在理论展开过程中,显示出“与夺”、“褒贬”、“鉴诫”、“讽刺”四种基本评论方式,以“理”为体系的逻辑终点。《史通》不仅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史学批评专著,而且也是整个古代中世纪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对《史通》理论体系的探索,证明某些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古代“未发展富批评性史学”的论断是错误的。本文观点原出自作者博士论文,因屡被摘抄,特此完整阐示。     

刘知几《史通》与“小说”观念的系统化——兼论唐传奇文体发生过程中小说与历史的关系

刘知几《史通》是一部史学名著 ,也是我国第一部具有系统小说观念的学术著作。他以史学叙事原则规范小说、否定小说的独立文体地位 ,却在事实上促进了小说理论的发展。他将“偏记小说”分为 10类 ,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小说文体的精细辨析。他总结的小说文体弊端 ,说明了小说独立的文体特征。这些都在实际上为唐代小说的文体发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刘知几与章学诚的史家修养理论比较研究

我国古代史学理论大家刘知几、章学诚均提出了有关史家修养的理论,刘知几认为史家应具备"才、学、识",章学诚在继承刘知几史家修养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史德",丰富和发展了史家修养理论。刘知几、章学诚均重视"才、学、识",但刘知几最重"史识",章学诚尤重"史德"。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史家修养理论,不仅能使我们发现他们理论的异同,深刻理解史家修养理论,而且对当今史学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功用。     

马克思主义“美学—历史”方法的基本原则评述

在文艺批评方法研究中,把恩格斯自己称作“美学—历史”的批评,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方法”的观点,经过一段争论,已经普遍为人认可。然而,遗憾的是,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它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却很少有人作具体详尽的阐述。诚然,经典作家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详尽的论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他们大量的批评实践中,去认识、去把握那些真正属于“美学—历史”方法自己的一些基本原则。在我看来“美学—历史”方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是“美学原则”、“历史原则”和“具体分析原则”。现不揣浅陋,略抒己见,求诸方家。     

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学习十二大报告的体会

“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一项基本指导原则.党的十二大对此从理论和实际工作两方面,进一步作出了更加精确、具体的阐述和规定,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深入学习和认真贯彻这一理论,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仅就为什么要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和如何正确贯彻这一原则,谈点学习体会.     

刘知几《史通·疑古》译注(节选)

【说明】《史通》是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写的一部史学评论集。刘知几(公元六六一——七二一年),字子玄。他生活在法家政治家武则天做皇帝的时代,当过多年封建王朝的史官。那时候,地主阶级内部儒法斗争日趋尖锐,女皇帝武则天执行法家路线,一切政事“不问诸儒”,代表豪门大地主利益的顽固派反对她,骂她“离经叛道”,叫嚷要“追效昔人”,法“先王之道”,孔老二就是他们尊奉的“圣人”。在这场斗争中,刘知几坚定地站在法家一边,在历史学领域内,对这股尊孔逆流,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为后人留下了《史通》这样一部进     

经史分合与《疑古》《惑经》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著有《史通》一书,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古代史籍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系统地叙述了历代史官的建置和史书的编撰。其中《疑古》、《惑经》两篇,对他认为是孔子所作的《尚书》、《论语》、《春秋》提出疑惑,显示出刘知几大无畏的反传统精神。为什么刘知几敢于对圣人及其所修经典进行在封建社会中不多见的大胆尖锐的批评?其中缘由很多,但是,他能在初唐“不拘守先儒章句”的有利思想     

试论古代学人对史家修史致祸现象的认识

中国古代关于史家修史致祸现象的探讨十分丰富。孔子首先从实践上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最早反应,刘勰对史家的历史命运问题提出了一般性的理论认识,刘知几、韩愈则明确表述了史家因修史而致祸的历史命运的必然性。在前人基础上,胡应麟和章学诚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认识。     

史学史研究的过去与未来

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中国史家很早就有了史学史意识,至晚在唐代,刘知几已写出了有系统的、颇具规模的史学批评和史学史著作《史通》(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即公元710年)。刘知几还提出了著名的才、学、识“史才三长”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至章学诚、梁启超而...     

论“两个必然性”——兼评民主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必然性”(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有其科学的客观依据,唯物史观是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当代世界历史的发展不但没有推翻,反而是不断证明着“两个必然性”理论的正确性。民主社会主义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把社会主义建立在抽象的道德原则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价值目标,这是以唯心史观代替唯物史观,否定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略论刘知几对《国语》的接受与研究——《国语》学史研究之四

刘知几史学思想和理论主要反映于《史通》中。《史通》包括众多关于《国语》的论述。刘知几对《国语》的接受和研究构成了《国语》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刘知几对《国语》的作者、《国语》和《左传》的关系、《国语》对《史记》的影响、《国语》作为国别体的典范之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翔实明晰的阐述。刘知几认为《国语》作者是左丘明,产生于左氏解经的需要。他已开始将《国语》从汉儒经学传播体系中摆脱出来。     

《京兆试慎所好赋》作者考

《京兆试慎所好赋》作者《全唐文》题为刘知几.洪业从该赋在《文苑英华》的“失次”、“阙名”,赋自身的“气味”及刘知几参与府试的地点,试赋的题目、题型、“韵脚”七个方面对作者提出质疑.然从《文苑英华》的编选体例、刘知几的生活和求学经历、京兆府试的命题特点及作答文风等方面可证《全唐文》所题为实.     

两部论历史哲学的著作

“历史哲学”这个名辞曾经引起哲学家和历史家很大的兴趣。但是他们往往给历史哲学以不同的解释,因此哲学家谈的关于历史的那些话对于历史家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什么意义;而历史家所谈的关于自己本行的话则不大受到哲学家的重视。这对本文所评论的两部历史哲学的书说来,也是如此;两本书虽则都自称谈的是历史哲学,但实际上碰不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