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治理中的认同问题及其整合思路

在我国广大的边疆地区,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各个少数民族有着与生俱来的民族认同,同时也形成和保持着对国家的认同,但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边疆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日趋复杂,其矛盾与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因此,必须处理好两种认同的关系,并在边疆治理中通过多种路径与方式,强化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从而建立起有利于国家稳定和统一的认同关系结构。     

当代边疆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从云南谈起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处在特定历史与政治环境中的一对关系,这种关系可能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分化和重构.在边疆地区,很多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随着国家的形成与边界的变化,人们在不断进行着国家认同的构建.新中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历了数十年的曲折历程后,今天二者的融合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得到了较大的增强,但是在当代的开放环境中影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负面因素也不断增多.当代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得以强化,经济发展与国家的强盛是主要的驱动力,但是国家主体文化在其中的影响不足,不利于国家认同的夯实,甚至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必须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进一步增强国家主体文化在各民族国家认同构建中的分量,夯实各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     

边疆治理视野下的认同整合研究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我国边疆多民族地区存在复杂的关系,尤其伴随着国内外各种影响因素的急剧变化,边疆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与冲突在局部地区被凸显出来,成为我国边疆治理的一项十分紧迫的现实难题。因此,必须将边疆地区出现的认同问题纳入我国边疆治理视野之中,并通过切实可行的措施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行有效整合,以确保边疆社会的安定与国家的统一。     

论我国边疆治理视域中的文化认同问题

我国的边疆地区生活着许多少数民族,几乎每个少数民族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在历史长河中,互嵌式杂居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又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形成并保持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两种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边疆的治理效果,影响国家政局的稳定和国家整体的发展速度。加强文化整合,把民族文化整合进中华文化之中,以中华文化指导和引领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通过出台惠民经济政策、强化对中华文化教育、提升对中华文化的“增量认同”、加强中华文化对民族文化精髓的吸纳能力、推介拥有民族文化精髓和特色的中华文化于世界等措施,以此强化并保持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在一定程度上高于民族文化认同,提高边疆治理效率,节约治理成本,有利于民族国家政治稳定和统一以及国家的整体发展速度。     

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问题呈现与生成之道——以云南省为例

法治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对法治这种文化形态的尊重、认可、接受和内化。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对强化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复杂社会环境,以及阻碍法治文化认同的传统文化惯性、文化空间挤压、现实利益驱动等因素,使得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呈现出法律供给不足、经济发展滞后、法治观念淡薄、法治建设不力等现实问题。因此,着力于完善边疆治理的法律体系、边疆民族特色的普法宣传、保证公正司法与严格执法、发挥法治文化的作用机理,以此促进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普遍而深入的生成,是边疆治理现代化中的一项紧迫任务。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认同问题研究述评与讨论

全球化带来全世界发生变化的同时,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外交往与联系得到加强,使得社会开放程度、文明程度、文化发展程度不断深化,学术界不仅注意到了全球化对世界的影响,也在分析全球化对民族及其文化的影响,并形成了大批宏观和微观的研究成果,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审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以“地方性”意识反观民族及其文化,会发现在对全球化时代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怎么影响、民族文化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怎么变化、全球化影响下的文化变迁与认同及文化建设等问题还存在较大的阐释空间需要我们关注和探讨。     

甘肃少数民族民族认同现状分析研究

为了维护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团结与稳定、社会的和谐发展,作者利用甘肃省359个少数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调查数据,从群体的认知、情感、态度、行为等四个维度对甘肃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甘肃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感较为强烈;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高度统一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弱化的趋势;民族认同表现出较强的功利性.为此提出了加快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加强国家认同的教育和培养;完善我国的民族政策等提高少数民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以民族认同促进国家认同的对策.     

论中国陆地边疆的法治文化认同

一般意义上的法治文化认同是指社会公众对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法治模式的尊重、认可、接受和内化。当前,中国陆地边疆因市场化、城镇化的加剧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流动所造成的民族人口结构变化,多元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传统道德秩序的消解和改造,破坏社会有序化的分化、渗透、犯罪等边疆特殊性问题日益凸显。这就意味着置于边疆社会特殊的文化空间和法治环境之中审视法治文化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边疆的实际情况,从边疆法治文化认同的背景、内涵、基本要求、作用机理、层次结构,以及在边疆治理中的价值体现等几个方面对中国陆地边疆的法治文化认同问题予以具体分析,可以看到以法治文化认同为突破口的必要性,其利于增强少数民族群众作为一名中国公民的国家认同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法律角色认同。     

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的反思及对策

增强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保持国家认同在认同序列上的优先地位，是维护边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和祖国安全统一的基础。当前，亟须从强化公民意识、发展经济、强化国族认同、发展教育等方面提高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一体化路径选择

不能通过民族的“同质化”来强化国家认同,也不能因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削弱国家认同.建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一体化的路径是在承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依据我国的国情,通过强化各级政府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引领、整合民族意识,不断发展民族地区文化和教育等,逐渐形成一体化的结果,从而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强化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和谐共生:社会公正信念的作用

社会公正信念在探讨心理认同与社会行为的关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采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考察了421名少数民族和汉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社会公正信念的水平,分析了社会公正信念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结果表明:(1)少数民族和汉族大学生的社会公正信念不存在差异,但都对社会公正性评价较低;(2)社会公正信念、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存在积极的相关;(3)社会公正信念对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但对汉族大学生被试无调节作用。社会公正信念能促进积极的国家认同,同时对少数民族而言,既能使其保持积极的民族认同,也能促进国家认同水平,二者得以和谐共生。     

边缘区域国家认同建构——以诸葛亮边疆治理为中心的考察

蜀汉立国之初,南中地区方土大姓和夷帅据土不宾,维持边地的稳定和构建边疆民族对蜀汉政权的认同成为这一时期边疆治理的核心。诸葛亮在治理南中之时,秉持和抚怀柔的德化思想与因俗而治的羁縻之策,采取了重建郡县、重用大姓、发展南中经济等多种举措,力图将国家意志汇聚于边疆地区。在王朝力量和国家意志不断深入边疆地区之际,包括汉族在内的南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进一步加深,国家认同也日益增强。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资源建设模型及运行机制研究

少数民族历史档案为国家治理边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边疆安全、推进边疆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为破解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资源建设的现实困境，分析档案治理理论、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资源建设需求和信息技术赋能社会参与档案资源建设等问题，并基于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资源建设的基本要素及其关系，构建以价值理念共识为核心层、多元化主体参与为基础层、档案资源建设为支撑层、技术与制度支撑为保障层的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资源建设模式，进而围绕形成共识、集体行动和约束行为的档案资源建设行为逻辑，构建动力机制、协同联动机制和制度规范机制，保障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资源建设系统的开放性和创新性，推进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资源建设系统的转型升级，助力国家边疆治理现代化。     

边疆治理视野下跨界民族成员的身份选择与公民身份建构——以云南省为例

处于国家中心之外、疆域之内、跨国界而居的跨界民族是国家疆域治理的特殊对象。在国家建设过程中通过政治法律、文化心理、公民文化等途径构建跨界民族成员的公民身份时,边疆社会落后、文化心理联系薄弱、现代政治文明缺乏等状况导致了跨界民族成员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与公民合法权益未能匹配的客观现实,并表现为一定程度的身份选择困境与国家认同问题。跨界民族成员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与事实公民权益的匹配当是实现国家边疆治理的客观基础。     

清末“藏俗改良”:一个文化认同的个案研究

文化认同研究对国家社会秩序的哲学关怀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思维启示。在文化认同理论视域下,儒家文化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中文化认同的向导。在清末西藏边疆危机严重的情势下,张荫棠劝导的"藏俗改良"是以创新的儒家文化为向导加强中华文化认同、巩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清王朝国家认同的一个典型个案。在新的时代,重新审视历史的过程和意义,将有助于我们在西藏更好地开展加强"四个认同",以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     

近代云南段国界线变迁与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形成

云南跨境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既是长期以来社会文化发展形成的结果，同时还与各种政治历史变动密切关联，在这些政治历史事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近代以来云南段国界线的变动。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导致中国边疆危机，发生在云南的中缅、中越、中老边界交涉活动，通过国家政治以及国家意志对云南跨境民族身份认同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民国时期民族国家视角下西南彝族的整合与认同

民国时期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对西南彝族的整合经历了改土归流、施教与同化和治理"夷患"这样一个"治夷"与"化夷"、渐进的过程,这既是国民党民族思想发展完善的结果,同时也是边疆危机下国家认同建设的需要。国家语境下"倮罗"的身份与认同尽管在国家理念与民族现实存在着差距,从民族认同的角度而言,国民政府所奠定的基础,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和意义。     

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各自逻辑、内在张力与群际团结的实现策略

当今世界经典的民族国家已不是主流,多民族的共同体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主要存在方式,如何协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成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重要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两种认同之间的关系或呈现一致或体现为分殊甚至抵牾的状态。如何化解这种内在张力,使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二者有效协调,就需要厘清这两种认同各自的逻辑,深入把握其内在张力生成的条件与原因,以及社会团结的基础重构的维度,方能在国家治理体系建构过程中,建立起有效的民族治理与国家治理。     

民族地区高铁建设研究评述——兼论边疆交通建设的"政治优先"

民族地区的高铁建设对于可达性的提升具有显著作用,进而通过区域或城市间的交流与互动来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由于研究视角、分析路径的不同以及受到复杂经济环境的影响,目前,国内学界关于这一过程的运作机制与经济效益的认识尚存在较大的差异.高铁建设的评价不能仅以单一的经济指标为准绳.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表明,交通建设首先为政治整合服务,其次才是作为推动经济交流的基础而存在,特别是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交通建设始终都具有"政治优先"的特征.正是从民族政治整合的视角来看,高铁在重塑民族地区的时空秩序方面能够发挥关键作用,有利于改变传统边疆形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提升民族自信.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有关民族地区高铁建设的研究,还应充分结合多民族国家整体性与边疆和民族地区特殊性的双面视角进行考察,以此为基础全面分析民族地区的交通战略布局.     

跨界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与公民身份建构

因民族国家政治分隔力形成的跨界民族,其成员的民族与国民双重身份对应着两种认同形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严重制约并影响着民族国家的边疆秩序及其地缘政治关系。跨界民族成员依靠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获得公民身份、实现利益诉求、建立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时,深受跨界民族主义、地缘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通过民族国家的有效治理、公民权益维护等认同政治实现跨界民族的政治认同是较为直接且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