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牧区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

政治稳定是边境牧区治理的政治保障,也是边境牧区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石。当前边境牧区各族群众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涵括在边境牧区地缘政治环境错综复杂、政治体系治理效能发挥不到位、经济社会发展相对不平衡不充分、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内存张力等具象化表征,影响着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绩效认同和利益认同。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有待从加强国家顶层设计,依托党建引领赋能,促进经济绩效提振,实现高效政治参与等维度出发,进一步提升边境牧区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边境牧区政治稳定的调适性与耦合性。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要义、实践经验与路径选择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独特的理论品质与实践特色。空间融合、组织协同、社区导向、技术嵌入构成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义。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的地方探索,漳州市城乡网格治理创新模式在践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基本要义的同时,结合地方社会治理现实形成了治理空间的城乡融合、治理主体的无缝对接、治理面向的社区在场、治理工具的技术赋能等地方性经验,丰富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个案研究进一步表明,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下,健全合作治理机制、着眼技术向善赋能、推动城乡治理融合等路径有助于纵深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边境安全问题及其治理

边境安全问题,即边境地区面临一定的侵扰、威胁和危害而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具有鲜明的复杂性、变动性和扩散性等特点。现实中,伴随边境形势的新变化以及各种边境其他要素的影响和叠加,直接催生了边境安全问题,并较为突出地表现为边境领土安全、地缘政治安全、认同安全、跨国婚姻、边境空虚化等具体问题。而每一种问题之下,又含有相互关联的多种问题表现形式。面对这样的情势,应在国家政权力量的主导下,从边境安全观的形塑、边境安全战略的构建、边境安全风险管控机制的完善以及与国家全面发展相适应的优厚惠边政策的谋划等方面来对边境安全问题进行治理。     

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现实挑战与政策选择

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意味着治理目标现代化、治理手段现代化和治理方式现代化。其价值在于促进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水平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国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多元化利益诉求的挑战;二是新兴媒体发展带来的民主政治诉求的挑战;三是工业化、全球化及风险社会带来的挑战。为应对挑战,政府应当做到：更新管理理念,转变政府职能;培育社会组织,加强合作共治;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促进公共服务提供;完善公务员制度,引导公务员转变观念和行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构建科学高效的社会安全体系和社会风险预警机制。     

社会协同治理：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

社会协同治理主张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平等性、协同性和有序性.实现社会有效协同治理,有赖于良好的社会资本.目前我国社会普遍信任缺失,正式规范先天不足、公民参与网络不健全、公共精神亟待培育等社会资本现状,这些都已成为社会协同治理实现的主要制约因素.强化公共精神和公民认同,规范协同主体权责边界、发展和壮大社会组织和健全协同运行网络,是实现社会管理中各系统、各组织、各阶层协同治理的有效路径.     

西部民族牧区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牧区城镇化建设

西部民族牧区城镇化道路不同于其他地区,不能简单地从经济效益来评价其成本收益。由于西部民族牧区生态地位的特殊性、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人稀地广等特点,它的城镇化问题解决起来,投入大、困难多、时间紧,更具复杂性,仅从经济效益来看,城镇化效益也许不如其他地区。但如果从牧区现代化建设、可持续发展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多角度评价其城镇化投入所取得的效益,其城镇化有益于提高整个牧区的社会发展指数和牧民的国民幸福指数。因此,从民族牧区的长远发展和现实情况来看,民族牧区实现现代化、可持续发展以及牧区和谐社会的构建都需要以牧区城镇化建设为依托。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与优化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将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由此明确并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战略意义。纵观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历程,可以肯定这一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及已取得的成绩,但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与基层社会治理新需求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如基层社会治理技术、治理结构、治理主体等方面的不足,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基层社会治理新需求的满足。因此,新时代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要求,不断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以期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上下联动,进而全面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边境牧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重大意义、现实困境与实现策略——基于新巴尔虎右旗的考察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对强化牧区群众国家认同、健康公平和实现牧区共同富裕有重大现实意义。目前,边境牧区虽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建设方面成效显著,但由于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基础差、底子薄,仍面临着财政投入可持续性欠佳,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较差,基层卫生机构专业人才结构性失衡等问题。因此,推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应该增加投入、吸引人才、重视规划,纾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政负担,鼓励专业医学人才到边境牧区就业,坚持公共卫生防治工作重心下沉。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形势下,社会组织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在现实治理实践中,其功能发挥却面临诸多障碍。通过对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的实地调查,从社会组织参与机制、参与结构、参与方式、参与领域、参与群体等方面,探究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在政府层面、居民层面、自身层面遭遇的现实困境。提出社会组织需要通过政府、社区、居民转变理念,通过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参与机制,健全监督机制等一系列具体路径来实现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论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在主体、手段、实质、内容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将"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要求我们重新认识社会现代化的内涵,将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非常丰富,主要表现在社会治理主体、手段、过程、基础与路径等各个方面:一是要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域的关系,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二是要综合运用法、理、情的积极功能,基本实现国家治理手段的现代化;三是要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基本实现国家治理过程的现代化;四是要发挥科技与信息化作用,基本实现国家治理基础的现代化;五是要统筹治理创新与体制改革,基本实现国家治理路径的现代化。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内涵逻辑与推进路径

中共中央提出加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既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框架支撑与内生动力驱动,也从侧面凸显了加快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紧要性。基于“低组织化”“碎片化”“被动化”“内卷化”的问题,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应妥善调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协调、治理层级提升和治理重心下移、治理方式刚柔并济及制度的“良法”与“善治”这四组逻辑关系,进而从总体思路、价值基石、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功能结构等方面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推进。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构建：维度与指标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支点,而评价指标体系是衡量市域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准。以治理理念现代化、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评价维度,选取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群组构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为测度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水平、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效率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张掖探索和优化路径研究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市域社会治理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张掖市作为全国第一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立足市域实际,狠抓试点建设,走出了一条顺应群众期盼、体现时代特征、彰显张掖特色的市域社会治理新路径。     

社会资本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20世纪80年代末,为了回应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来临而引发的公共管理危机,治理理念及其衍生出来的应对方案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传播和接受。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与风险,只有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立起国家与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才能应对挑战。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合作机制由此进入了国家治理的研究视域。在我国,建设社会资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从两个维度同时进行:制度建设与公共精神培育,二者相互作用,有助于在全社会产生自愿合作的稳定均衡。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推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推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立足新时代村民最新诉求和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现实需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建立健全涵盖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乡村治理内容体系、乡村治理运行体系、乡村治理保障体系四位一体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新体系。其中,组织体系是关键,内容体系是重点,运行体系是载体,保障体系是依托。四者形成合力,共同助推实现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中社会治理的目标定位与路径探析——基于社会治理共同体时代特征的认知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回应,社会治理共同体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目标,彰显着中国特色的人民性、共享性、包容性和系统性。明确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特色内涵与时代特征,可更加包容系统地整合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经验成果,并进一步归纳出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路径。社会治理共同体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主线,秉承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的科学规范,践行党建引领五社联动的方式优化,从贴近群众、扎根人民、回应基层的方式,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社会治理的稳固根基与人民共识。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与现代化建设

自近代以来,中国就面临一个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课题,即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统治向现代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共治)转型;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制度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利益的日益多元化和社会多样性,更是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迫切要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不仅要完善体制内的社会组织建设,更重要的是将体制外的社会组织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以此为基础将其纳入到体制中来,在法治约束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公共权力与公民之间制度化、规范化与法治化的良性互动关系。     

全球化、治理失效与社会安全

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是与社会经济转型同步进行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面临的社会安全问题与许多国家并不相同。2003年突然而至的SARS危机突显了在全球化时代保障社会安全的重要性及传统的国家中心治理结构的根本缺陷。因此,如何改革传统的高度集中的治理结构,在维持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培育和发展更多的治理主体,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互补性的互增强治理网络,以应对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高社会安全水平,就成为中国目前面临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