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干预、晋升激励与过度投资

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运用2013—2018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别使用多种实证模型,探讨了国有企业高管的晋升激励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治晋升激励可以有效抑制国有企业高管进行过度投资。进一步地,将行政干预作为调节变量进行检验后发现,在较强的行政干预下,政治晋升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不显著;然而,当行政干预程度较弱时,政治晋升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以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我国国有企业发展与政治晋升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从国企高管的角度来看,获得政治晋升比薪酬激励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并且其对于国企投资效率的优化也具有重要影响。     

产品市场竞争、高管激励与过度投资的相关关系分析

以2010—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的3184个上市 A 股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的视角分析了高管激励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过度投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产品市场竞争和高管激励均能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并且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高管激励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程度越小,说明我国产品市场竞争和高管激励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具有相互替代的作用。     

冗员约束影响了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吗？

以2003-2014年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冗员的重要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冗员不仅会加大国有企业的自由现金约束及国企高管的道德风险,还具有显著的投资约束作用.进一步研究得出,适度冗员和过度冗员具有不同的经济后果和治理后果,适度冗员会增强对国企高管的负激励,提升高管的投资动力,而随着冗员的持续增加,自由现金流约束作用和道德风险强化效应则会降低企业的投资规模.同时,冗员与投资效率的关系也进一步佐证了适度冗员的治理作用,适度冗员会降低国企的过度投资水平,而存在过度冗员现象的企业其过度投资也更严重.另外,冗员与投资规模之间的关系仅在公益类国企显著,在商业类国企中并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冗员对企业投资的约束作用也仅存在于地方国企,而在中央国企则缺乏此约束作用的证据.外部环境变量,如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企业所在地的GDP增长率和企业所在地的财政赤字率,对冗员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没有影响.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预期与非效率投资——引入内外部监督机制

本文以2010-2014年度沪深两市A股国有企业为样本数据,研究国企高管政治晋升预期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并将作为内部监督机制的内部控制以及国家层面的外部监督机制反腐治理纳入研究框架,进一步研究内外部监督机制下,政治晋升预期与非效率投资分别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在国有企业中,高管政治晋升预期能有效抑制高管非效率投资行为;在内控控制质量较低时,高管政治晋升预期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对比反腐风暴前后的回归结果,亦发现反腐风暴后,高管政治晋升预期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得到加强.此结论对国企建立显性与隐性激励相结合的多方面激励机制以及完善企业内外监督机制具有一定政策建议.     

国有企业高管权力与股价同步性

伴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的高管逐步获得了包括生产经营投资融资和人事方面的自主权,企业高管的权力不断增大。但是高管权力的增大也带来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立足国有企业,从企业内部高管权力视角研究高管权力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考察政府干预和产品市场竞争等对高管权力与股价同步性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1)高管权力大小与股价同步性显著正相关;(2)处于政府干预多的地区的国有企业,高管权力对股价同步性有显著正向影响,反之,高管权力与股价同步性无显著关系;(3)处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低的行业的国有企业,高管权力与股价同步性显著正相关,但当产品市场竞争加剧时,高管权力对股价同步性无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还显示,较之于中央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的高管权力与股价同步性关系更为显著。     

高管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外部治理环境的调节作用

采用中国 A 股上市公司 2014—2018 年样本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政府干预、金融发展和 法律保护三个维度的外部治理环境在高管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之间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 预程度在高管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之间呈正相关的调节关系,政府干预程度越高,高管过度自信导致过 度投资的可能性就愈高;金融发展水平和法律保护水平在高管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之间呈负相关的调节 关系,金融发展水平和法律保护水平越高,高管过度自信导致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小。 最后从政 府干预、金融发展和法律保护三个维度的外部治理环境视角提出约束上市公司高管过度自信和抑制非理 性过度投资行为的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能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吗——基于代理摩擦机制和管理者学习机制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代理摩擦机制和管理者学习机制双重视角,考察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降低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工具变量回归、双重差分策略、改变核心变量等稳健性检验表明结果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降低非效率投资的作用对分析师预测离散度高、外部监督弱、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低、经营不确定性高的企业更明显,验证了数字金融降低代理摩擦和增进管理者学习的作用。渠道分析发现,数字金融改善了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了股东—经理人代理成本,提升了企业投资—投资机会敏感度。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降低非效率的作用对非国有企业更显著;数字金融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都有显著抑制作用,对融资约束低的企业更显著地抑制过度投资,对融资约束高的企业更显著地降低投资不足。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研究

基于我国2010—2021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且与重污染企业相比，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更能显著抑制非重污染企业的企业金融化；环保投资在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考虑行业竞争和制度环境发现，当市场竞争度较高、法治水平较低时，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对完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制度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环保投资

已有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但是否对未来不确定性和政策敏感性更强的企业环保投资具有同样的抑制作用，在已有文献中很少涉及。基于2008—2018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环保投资。影响效果在国有企业、高股权制衡度的企业、高未来成长性的企业与低市场竞争程度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在高经济增长水平、高市场化程度、高绿色金融发展程度与低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域，企业环保投资决策更容易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增加董事会会议次数、增强融资约束程度两种路径抑制企业环保投资。     

会计稳健性、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过度投资

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0年度数据为样本,在区分了企业产权性质的基础上,对会计稳健性、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同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中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会计稳健性能够起到对管理者非理性行为的制约作用,但国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在抑制由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的投资过度方面的作用显著弱于民营企业。     

治理环境、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上市公司2001-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财务杠杆相对于治理环境的内生性以及治理环境对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治理环境的确是影响企业财务杠杆的因素之一,企业所在地的治理环境越好,其杠杆水平越低;财务杠杆对企业过度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该抑制作用随着企业所在地治理环境的改善而增强;高管持股对过度投资具有治理效应,且该治理效应随着国有股比例的上升而增强。     

管理者过度自信、公司治理与企业过度投资

以2007-2010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对它的抑制作用。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过度投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够抑制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的企业过度投资。具体来说,公司治理因素中的董事会的独立性、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债权人和政府的干预能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起到抑制作用,但行业竞争强度的抑制作用不明显。     

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以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例

结合中国的特殊制度背景,以2006-2013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A股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适当提高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能够抑制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并且对过度投资也有抑制作用;对投资不足的影响效果则不明显.但过大的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此外,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A股国有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存在拐点,超过该拐点,薪酬差距对非效率投资则起到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国有企业制定更合理的工资薪酬差距提供了实证证据,也为解决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激励问题指明了方向.     

过度金融化对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与挤出机制

以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2008—2017年财务数据为样本,运用内生转换模型考察企业过度金融化对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适度金融化并不会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但过度金融化却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论在控制一系列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挤出机制上看,过度金融化对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主要源于“现金流竞争”而非“产品市场竞争”;异质性上看,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产业、研发投资调整成本低的企业,过度金融化对研发的挤出更明显。通过识别金融化抑制创新的内在逻辑及异质性特征,为推进创新驱动提供了逻辑借鉴。     

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03-201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预期投资模型,深入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这一外部治理机制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过度投资问题,企业的过度投资程度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显著负相关,即保持市场竞争态势有助于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政府审计、管理层特征与国有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以2010—2018年国有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审计监管下,国有企业高管政企合作特征和晋升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有非金融企业高管政企合作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显著负相关,高管晋升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显著正相关;政府审计对上述关系起到不同程度的监管和威慑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显性金融资产受缚会使影子银行业务增加。这对于防止国有企业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和研究政府审计影响国企高管决策的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持。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党组织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国家审计机关应对存在晋升预期的高管所在国企,增加审计力度和审计资源供给;同时,国有企业方面应当合理配置金融资产,降低金融资产错配率。     

营商环境改善是否可以提高企业绩效？——基于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并取得一定成效。以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与作用机理,并分别探讨了不同投资行为、不同产权性质、宏观经济景气与否的异质性。研究表明,营商环境改善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企业投资行为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通过对企业投资行为进一步分类发现,营商环境主要通过缓解投资不足而非抑制投资过度来提高企业绩效；相比国有企业,营商环境对非国有企业绩效影响更加显著；相比宏观经济景气时,营商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宏观经济不景气时更为显著。     

企业财务柔性、区域数字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企业财务柔性、区域数字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以及区域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财务柔性与融资约束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前者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后者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财务柔性对融资约束的负向影响以及上述正向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显著；区域数字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负向影响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显著。该研究结论扩展了融资约束的前因与机理研究，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理论依据、经验证据与行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