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侵占罪的诉讼形式

侵占罪属于自诉案件,不存在公诉形式,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公、检、法"三机关告诉并对犯罪主体有选择诉权,侵占罪告诉才处理制度存在不足和有待完善。     

论对公诉转自诉制度的改造——兼谈对遭遇不起诉之被害人的救济问题

为了实现公诉转自诉制度的理想功能,必须对其进行改造.建立审前程序性裁判机制,将重大、复杂案件的起诉决定权交给法官,由法官作出起诉与否的裁定;加强对自诉人取证的支持;建立、完善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完善、扩大适用人民监督员制度.同时,赋予被害人选择适用程序的权利,或者申请程序裁判;或者直接提起自诉.二者只能选择其一,由被害人衡量.     

论刑事被害人的上诉权

加强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已成为现代刑事诉讼发展的重要趋势,而上诉权是维护被害人利益的一项重要权利。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以当事人的地位,但并未赋予其独立的上诉权。因此,从制度构建和审理模式上赋予刑事被害人上诉权,可以有效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刑事公诉和解中当事人主体地位之考量

作为一种体现对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平等保护司法理念的新型刑事案件处理方式,一直颇受争议的公诉案件和解程序在立法上得到最终确认,这一立法的变化是刑事司法改革推进过程中当事人诉权和程序性主体理念对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的必然要求。在把握公诉和解当事人主体地位时,必须正确认识刑事公诉和解程序的不独立性,准确理解刑事公诉和解对证据制度的冲击。在厘清以上问题的基础之上,通过加大对当事人程序性主体权利的进一步保障以及强化刑事和解中公权力行使的规范化两个方面来实现当事人在公诉案件和解程序中主体地位的确立。     

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窝点取证协助问题研究

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递增态势,此类犯罪在东盟国家的窝点证据具有分散性、隐蔽性以及复杂性等特点,存在提取、固定及移送的困难。当前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窝点取证主要有委托取证、境外取证以及境外联合取证三种取证模式,但这三种取证协助模式现阶段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局限性。为有效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造良好的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应建立合理的合作激励机制,提高东盟国家执法机关合作打击犯罪的积极性;细化与东盟国家警务合作协定的内容,明确证据提取、固定、移送的要求;加强对中国—东盟警务合作人员的培训,提高调查取证的技能;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警务合作,扩大境外取证模式与境外联合取证模式的适用范围。     

论被害人的控诉权

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享有并行使控诉权,不仅是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决定的,也是充分发挥控诉职能整体效果的重要条件。但在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被害人控诉权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控诉权的实现还缺乏一些必要的保障措施。这种现状亟待改善。     

论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基于保障人权、实现程序公正的基本理念 ,应强调对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首先应赋予被害人广泛的诉讼权利 ,并确保其充分、有效地参与诉讼 ,富有意义地影响诉讼结局 ,同时 ,在诉讼中应加强对被害人人身权及人格尊严的保护     

论现代公诉权的价值构造

"公诉权"在我国被长期认为就是专指"刑事公诉权".在这一片面认识的束缚下,"公诉权"很难被介入到民事、行政诉讼领域中,客观上阻却了公诉权的生存空间.其实,公诉权也是一种诉权,它除了涵盖刑事公诉权外,还应包括民事公诉权和行政公诉权.因此,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公诉权的确立既是对传统公诉权理论的传承与借鉴,也是现代公诉权理论的逻辑起点.     

论“第二类自诉案件”诉权行使中的相关问题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二类自诉案件具有公诉权、自诉权并行存在,适用程序可以选择的特点。公诉权和自诉权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导致实践中出现了诸多诉权行使问题,亟需研究完善。     

我国亲告罪追诉模式之困境及其重构——以网络诽谤案件的证据收集问题为切入点

网络诽谤犯罪属于《刑法》规定的亲告罪类型,此类案件中被害人的证据收集能力受到较大制约,导致其面临“自诉困境”。对此问题,不论是亲告罪的选择性公诉化,还是公权力适当介入证据收集过程的处理路径均存在不足。《刑法修正案(九)》针对网络侮辱、诽谤犯罪的证据收集问题作出新规定,但是无法扩张适用于所有亲告罪类型。亲告罪的自诉困境凸显出我国对亲告罪确立的单纯自诉制追诉模式存在显著缺陷：不利于对被害人的平等保护,以及混淆告诉权和举证责任。重构亲告罪追诉模式的前提是对刑事法中的“告诉”进行重新解释,使其本质回归为诉讼条件,与证明责任“解绑”。在模式选择上,应确立混合告诉制的追诉模式,被害人提起告诉后,可以自主选择适用自诉程序还是公诉程序。     

刑事执行变更程序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探析

刑事执行变更请求权是一种诉权,刑事执行变更裁决权则是一种司法权;在公诉案件中变更请求权归属公诉机关或被告及原告,在自诉案件中则归属当事人;赋予当事人执行变更程序的参与权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     

被害人量刑建议权探解

完善刑事实体法中量刑基准的立法规定并在刑事程序法中确立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权具有法理依据和现实意义。量刑建议制度应是一项有多方主体参与刑罚裁量过程的互动制约机制,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权不仅存在于自诉案件中,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也应享有量刑建议权。我国的量刑基准的立法中应增加规定：在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中,法院在量刑时,应考虑犯罪人为补偿损害和被害方达成协议所做的努力,并应合理考量被害人提出的对犯罪人量刑的建议。     

智能汽车取证的法律规制研究

智能汽车取证是指取证人员采用技术手段对其存储介质中保存的车辆行驶及外部环境等数据进行检查和分析,并最终形成证据的过程?智能汽车取证具有专业性、复杂性、外部环境依赖性和技术协助必要性的特点?目前智能汽车取证法律制度以及技术标准的缺失,导致其在实践中往往被忽视?智能汽车取证的法律规制,一方面,应通过强化取证意识、改进勘验与协助制度、规范移送与展示制度以及制定不一致数据采用规范,来打通法律上的障碍;另一方面,通过制定技术标准、取证程序规范以及取证工具评估标准,来促进技术上的规范,最终实现智能汽车数据在司法中可被作为证据使用。     

论检察机关的行政公诉制度

行政公诉制度虽然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但行政公益屡遭侵害而无法得到有效救济的现实,使得这一制度逐渐为学界所重视。法律监督理论、行政诉权理论、诉讼结构平衡理论、权力制衡理论为其制度的创建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行政公诉制度在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依法行政、完善行政诉讼制度、健全行政检察制度等方面,具有其他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行政公诉制度不仅具有明晰的理论依据,也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价值。行政公诉程序应对督促起诉程序、非诉讼监督程序、行政公诉范围、举证责任分配、行政公诉结果承担等内容进行合理设计。     

公诉的价值

公诉的价值目标是国家与社会通过公诉活动所追求的结果。公诉的价值目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实现法律正义,这是公诉的外在价值;二是体现程序公正,这是公诉的内在价值;三是注意诉讼效益,这是公诉的公诉价值。     

关于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地位的探讨

<正> 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是什么?他们应该有那些诉讼权利和义务?无论在我国的法学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是一个长期争论着的问题。世界各国的立法对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地位的规定也很不一致。但是,明确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对切实保障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案件质量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对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地位进行研究和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刑事附带精神损害赔偿诉讼探讨

在以公诉方式追究犯罪的现代刑事诉讼体系中 ,面对强大的国家公诉机关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成为人权保护的关注对象 ;但是人们却忽视了针对被害人的人权保护。我国《刑事诉讼法》排斥附带精神损害赔偿诉讼 ,就是漠视被害人人权保护的具体体现。本文分析了排斥刑事附带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弊端 ,并从人权保护的平衡角度 ,论述了刑事附带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理论根据及其可行性和诉讼范围的设置     

试论刑事和解在检察机关中的应用

刑事和解在检察机关的应用,首先要明确适用条件,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由被害人启动程序,被害人与加害人必须自愿,不得侵犯公共利益,违背公共秩序和公序良俗。刑事和解的范围包括自诉案件和公诉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在案件符合刑事和解案件范围和条件的前提下,检察机关既可以应被害人的请求居中促成双方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又可以告知被害人有进行刑事和解的权利。     

刑事被害人追诉权的正当化浅析

刑事被害人追诉功能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严重不足,本文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分析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对国家公诉机关审查起诉、一审判决生效前和判决生效后三个阶段做出决定或裁判的异议,提出了被害人追诉权救济制度的具体方案,同时指出权利必须依法行使.     

刑事被害人追诉权的正当化浅析

刑事被害人追诉功能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严重不足，本文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分析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对国家公诉机关审查起诉、一审判决生效前和判决生效后三个阶段做出决定或裁判的异议．提出了被害人追诉权救济制度的具体方案，同时指出权利毖须依法行使。